“花柳病”概念探源补遗＊
杜　鹃1　曹微克2
(1.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　100044;2.北京未名天日语学校，北京　100080)
摘　要：当今我国学者普遍将花柳病等同于性病，认为“花柳病”是性病在旧社会的称谓或者是一种民间称法。本文通过对花柳病概念进行溯源，认为这种看法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花柳”一词作为对等的雅称始于唐代，但是作为一种疾病的名称则始于日本，自19世纪中后期被引入中国之后，它又经历了近代医学的洗礼和改造，成为了一个充满本土感的近代词汇。
关键词：性病　花柳病　概念史　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1)04-0045-06
当今我国学者普遍将花柳病等同于性病，认为“花柳病”是性病在旧社会的称谓或者是一种民间称法。如王景山等人认为：性病是一组以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传染病。我国医学界以前一般将梅毒、淋病、软下疳及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列入性病的范畴，即四大性病或经典性病，解放前曾称为花柳病。〔1〕在一些辞书或者工具书中也是这样定义“花柳病”的，如：性病(Ven ereal Disease)传统观念是指通过性交传染，主要损害病变发生在外生殖器部位的疾病，包括梅毒、淋病、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和腹股沟
肉芽肿五种，曾被称为“花柳病”。〔2〕
不仅西医，中医也认为“花柳病指由于传染性病，而出现核块的疾病。相当于梅毒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多由不洁性交，感染湿热邪毒而引起。初起在会阴、腹股沟等处出现核块，继则可见周身出现，严重时可出现溃破”。〔3〕或认为其“通过性行为或类似性行为传播，在旧社会称花柳病，意思是因寻花问柳、乱搞两性关系而得来的病。”〔4〕唯独王书奴在考证杨梅疮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花柳病以杨梅疮为最重，亦最晚出。盖发生于明代中叶以后。”〔5〕但同样没有就花柳病本身概念的产生和外延作过探讨。后世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对近代医学有较为细致的解读，认为花柳病为日本译名〔6〕，李敖在其杂文中也提到了:“花柳病”并非中国人首创的名词，而是来自日本。〔7〕但是他们的发现虽然符合历史的真实，却没有得到后世的广泛重视，以至于在普通大众甚至医学界看来,“花柳病”就是古已有之的名词。
除了医学界对于花柳病的定义，文学界也将这一现象解读为一种对性现象的隐晦称谓，认为“性”，不管古今中外都属禁忌的范围。汉语习惯上用“花”、“草”、“柳”、“风”等文雅动听的形象词语来代替，因此中国人把性病称为花柳病〔8〕。
事实上,“花柳”一词第一次作为对青楼的别称的确出现在李白的著名诗句“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中。此后在明清之际的很多文献或者小说中时常出现。如:“某年少常结豪族，为花柳之游，竟
畜亡命。访城中名姬,
如蝇袭，无不获者。”〔9〕或“东山北海尊，歌舞春风酵花柳。”〔10〕；再或以花柳指
称妓院。而这一时期的“花柳”并没有指涉性病的意义，也没有作为某种疾病的传播途径而存在。
自明代陈司成的《霉疮秘录》以降，中医对梅毒的认识即已基本成型，并按照中医外科的疳疮来看待和
＊本文受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拿起针筒的国家：从建构论视角看消灭性病运动中的国家控制、疾患建构和患病的个体；项目编号:10XNH085。
〔收稿日期〕2010年11月2日
〔作者简介〕杜　鹃(1984-)女，北京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疾病社会史，医学社会学。e-mail:djkoo-008@ hotmail
曹微克(1981-)女，河北人，北京未名天日语学校，日语教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e-mail:jp DOI:10.15994/j.1000-0763.2011.04.007
命名这种传染病，从来没有在中医古籍甚至文学作品中出现以“花柳”作为梅毒、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用
法。直到1872年由美国人嘉约翰口述的《花柳指迷》才第一次在中文医书中以“花柳”作为不同层次的疳疔类疾病的名称。1909年成书的《疬科全书》中认为:“凡审其果自花柳而来，无论如何发起，均名花柳疬。”同年，丁福保翻译的《花柳病疗法》，进一步介绍日本对于花柳病的认识和办法。1919年，李公彦的《花柳易知》也以“花柳”名之，而其内容亦加入了白浊等疾，似乎更具近代花柳学之雏形。
由此可见,“花柳”长期以来只是作为，妓院的别称，从未与“病”字结合在一起，具有指代疾病的意义，直到清末民初，才在我国成为有文字记载的病名。现代学者简单地认为“花柳病”是性病在古代的称谓或者民间说法的认识是错误的，忽略了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内在动力。那么，此前人们又是如何称呼花柳病的呢?为什么这个概念会在清代以后逐渐形成呢?
一、“花柳”之前
在人们为梅毒、淋病等疾病冠以“花柳”之名以前，这些疾病已经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了。若论历史之悠久，淋病自然首当其冲。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淋症的记载，但是“淋”症最初是指“小便涩痛”等一系列泌尿系统疾病。在公元581-618年，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已经提出“五淋”、“二浊”的概念。其中“小便不通和难，以及膏淋之为病似膏自出”“膏淋者，淋而有肥，状似膏”和白浊符合现代医学中淋病主要的临床表现，被很多人认为是现代所谓的淋病〔11〕。至于淋病的病因，主要是“肾虚不能制於肥液，故与小便俱出”。除了肾气虚弱，湿热下注以外，对发病的其他有关因素也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如
《金瓶梅》第七十九回中由于西门庆出现肾囊肿痛、溺尿甚难、龟头生出疳疮的症状，吴仙医在为其诊病的时候就提出“官人乃是酒过度，肾水竭衰”。就现代医家邵长庚、叶干运等人看，如上症状已不单是急性尿道炎，已发展到慢性，而且有并发症。至于西门庆的死因，有可能是因为败血症并发淋菌性心内膜炎(〔11〕,p.7)。
可见古今淋病不仅内涵不同，对其致病原因的认识也是根本不同的。即便我们将淋病的概念缩小到“膏淋”和“白浊”去理解，其主要病因也不是花柳场之风流韵事，而是“湿热下注”、“肾气虚弱”。古代医家不仅未以花柳名之，似乎对此病是否自花柳而来也并没有明确的判断。
杨梅疮(即梅毒)无疑是最严重也是最著名的花柳病。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症状类似的疾病也有其特定的称谓，如；妒精疮〔12〕、疳、花瘘〔13〕、诸淋，精下疳疮，阴头疮等称谓，这些病名定义往往不清，容易混淆，且“往往与风疠相混”(〔5〕,p.251)但杨梅疮在我国的发生主要是在明中叶以后，这一看法已成为后世医学史家的一个共识。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薰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遂及海宇云。”至陈司成著称《霉疮秘录》这部梅毒学的集大成之作之后，霉疮之名及疗法基本定型。
关于梅毒的病因，初期以李时珍为代表认为“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薰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
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对于梅毒的性传播人们是相当清楚的，陈司成就揭示了如下情况:“游冶工资，轻薄少年，窥蝶墙凤，求凰荡情，相感湿度，相仍一发经络，酷烈匪常，或见或伏，变化百出，甚者传染及旁人。”然而除了性交之外，人们也认识到梅毒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播途径,“是证也，不独交媾相传，禀薄之人，或入市登圊，或与患者接谈，偶中毒气，不拘老幼，或即病，或不即病，而惨痛周身，或不作痛，而传于内室，或内室无恙，而移患于子女侄孙者。”〔14〕
即使古代医者更多地将梅毒归因于地理、气候等因素，但是对于其与性行为的关系也是有清晰认识的，只是这种对性行为的关注仍然是从“男女混杂”之气的角度去理解。比如认为易罹患花柳是因为“一阴不能受纳二阳，即二男之精液在同一之中不相合而化为毒致病。这种解释方法，主要以中医的气化、阴阳理论为根据。”〔15〕虽然古代医家认识并承认梅毒与花柳之间的关系，却并没有用花柳病来称呼它。
不独医学界如此，小说、笔记之类记载市民生活的文本中也充分证明了民间已经认识到这些恶疾与娼门的关系，却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说明人们用“花柳病”来称呼梅毒或淋病等疾病：如明代陆人龙的笔记《型世言》中记录的镇安县一则男化女的奇案，就是因为一个外出经商的农民途中嫖妓，身染广疮(即梅毒)后烂掉生殖器变成女人后，与同行成婚的故事〔16〕诸如此类,“阅人过多染霉毒俗呼杨梅疮者”〔17〕的上海名妓
李香苹；受叔父骄纵“恣情花柳，得恶疾以终”〔18〕的张二酉之子。都是民间已然对霉疮等恶疾源自花柳行的认识的确证，但是民间所用的病名仍然是“杨梅疮”、“霉毒”等，并没有文字记载的“花柳病”或以“花柳”直接指称疾病的用法。
笔者认为，在我国古代之所以没有出现用“花柳病”这样的名词来称呼淋病和梅毒等病的情况，是因为中医对于疾病有自己独特的命名规则。“花柳病”这一概念的产生远远滞后于人们对梅毒等疾病概念的成型时期，这并不是对其性传播的特征认识不够，而是中西医对于疾病的认识之差异造成的。西方所谓的“维纳斯病”①(及花柳病的对应物)是依据细菌学的发现，以某种特定病原体的感染定义疾病，以传播方式概括一组疾病的命名办法。而中医对疾病的命名有很多种方法和原则，以《内经》为例,《内经》是疾病命名的学术渊源，虽然它对疾病的命名还处于幼稚阶段，但是其方法学原则却被后世所遵循,〔19〕《内经》在疾病命名中试图从病象特征、主导病机和病因病位等方面把握疾病本质(〔19〕,p.22)。
以梅毒为例：现存我国医书中最早记有梅毒病名的是1513年重刻的元代释继洪《岭南卫生方》，根据程之范先生的分析，认为有关梅毒的内容系重刻时所加。该书记有“治梅毒疮方”，并提出原病又名“木棉疔”及“天疱疮”,1522年韩的《韩氏医通》提及“霉疮之名”。《说文解字》注曰:“霉，中久雨青黑也。”作者取此名，意为原病含有中湿之意。同年俞弁在《续医说》谈到:“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他首次对“杨梅疮”的来源予以解释。1632年论述梅毒病的专书，即陈司成的《霉疮秘录》，将前世与梅毒有关的命名方法进行了总结、分类，并将梅毒统称为“杨梅
疮”或“霉疮”，未再使用其它名字。1665年祁坤的《外科大成》又沿用陈司成的命名方法，其它方面的论述也基本沿袭前人。由此，有关梅毒的论述基本定型，为后世所延续〔20〕。
总结梅毒在古代中医中的命名，并结合以《内经》为传统的利用病象特征、病因病位和主导病机的定义方法来看，古代医家对梅毒的命名主要考虑了其病象特征———本质为外科中的“疮”且状似杨梅；主导病机———“霉”含中湿之意，即为男女混杂、外感湿度所致；病因病位———如1575年李木延在《医学入门》中谈到该病:“杨梅疮……俗呼名不一，有呼杨梅为天疱者，有呼杨梅为风者，以理推之,……形如鼓钉、黄豆者属脾，多生满面，谓之大风痘;……形如鱼疮，内多白水，按之不紧者，谓之天疱疮，乃此类轻者”②因此按照中医的命名方法和原则是不会出现用“花柳病”来指代梅毒和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的情况的。但是时至晚清，尤其是民国，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名字“花柳病”开始出现于医学专著和文学作品中，泛指梅毒、淋病等经由花柳途径传播的疾病。一些医师开始摒弃传统医籍中对于此类疾病经由性传播的暧昧态度，明确指出梅毒和淋病与性行为的关系、并用“花柳”一词来定义这类疾病。如1909年成书的《疬科全书》中就认为“凡审其果自花柳而来，无论如何发起，均名花柳疬。”第一次强调了“花柳”作为传播途径的重要意义；李公彦在《花柳易知》中指出“疳疮多生于宿娼之二十四点钟以后”,“白浊之发生也，多在宿娼止一日至二三日”〔21〕，这一发现更为具体的揭示了疳疮和白浊的发生与性接触尤其是与的性接触之间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花柳病”这种用法，最著名的当属天嘏所著的那本野史中关于同治帝染花柳病而终的故事③了。
那么“花柳”作为娼妓的代名词在中国存在千年，缘何在此时忽然与“病”结合在一起，成为病名了呢?“花柳病”这一概念又是如何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近代中国人的字典中的呢?这需要我们对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演变做进一步的概念史分析。
二、“花柳病”概念的建构与普及
从字面上讲，将“花柳”作为病名的用法来自日本。这在陈邦贤等人的研究中已经有所提及。日本在
①“维纳斯病”也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但是当中国引进它的时候已经具有了现代医学的彩，即摒弃了将以往的三毒合一,
即认为淋病、梅毒、软下疳是由同一病原体造成的的看法。
②根据梁永宣2000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疾病的历史”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中国十六、
十七世纪有关梅毒的记载》整理，并非原文引用。
③参见天嘏：晚清秘史：数日后载淳见昶熙犹责其多事。嗣以痘疾竟至不起。人疑其为花柳病者以此。
中国合伙人杜鹃
近代以前对于花柳病的认识主要来自由中国传入的医书。江户时代，被医学界普遍认可的关于梅毒和淋病的办法也延续着中医的传统〔22〕。“花柳病”这种称呼在18世纪后半期开始显著，这种新的所指象征着梅毒只是属于娼妓等社会底层人的观点随着近代科学的开展和卫生国家的推进更加深入人心，并得以巩固。〔23〕江户时代的“湿毒”、“唐疮”等多种多样的称呼消失了，明治以后“花柳病”这种叫法开始普及(〔23〕,p.62)。概念普及的时期，也是梅毒在日本的城市中蔓延的主要时期。随着医学知识的引入和日本近代医学对于梅毒的深入研究以及临床经验，传统的中国医书在日本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了(〔23〕,p.61)。在日本社会“花柳病”逐渐成为医学界和普通大众认同并接受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的意义就是经由花柳场所感染的疾病。非常有趣的是,“花柳”一词本为中国输入日本国的词汇，指花街柳巷和柳绿花红的风月场，而日本人首先完成了“花柳”和“病”的组合。当中国人将这个已经拓展了意义的名词再次引入，却已经是19世纪末期的事情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近代中日文化反哺的一个有趣现象。
诚然，将“花柳”赋予疾病意义的过程，是文化交流、碰撞、阐释、内化的一种复杂的建构过程，不是简单的舶来。“花柳病”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已有确证，但其究竟如何再次引入中国，已不可详尽考证。我们只能从医学史和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寻它的踪迹。下表汇总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花柳病研究和的重要专著。
表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花柳病研究的主要医学专著①
书  名著  者年　代出　版
《花柳指迷》嘉约翰(美)1872年
《疬科全书》梁希曾(清)1909年
《花柳病疗法》丁福保翻译1909年文明书局〔24〕
《花柳易知》李公彦1919年
《梅毒详论》杨传炳、鲁德馨译,Heimburger原著1926年中国博医会
《最新花柳病诊断及法》姚伯麟译，山田弘伦著1929年太平洋书店
《花柳梅毒淋浊下疳与方法及法》殷鉴1933年医学研究社
《新编花柳病学》张克成1934年上海生活医院
《近世花柳病学》牟鸿彝1935年商务印书馆
  在这些关于花柳病的专著中，早期的著作对于“花柳病”并没有严格定义、指代意义也不甚明确。比如《花柳指迷》、《花柳易知》等书中的“花柳”就直接等同于“疳疔”、“疳”或梅毒与白浊的代名词，而没做更多解释;《疬科全书》也简单地将“花柳病”(书中称“花柳疠”)定义为“凡审自花柳而来无论如何而起”的疳
疮。花柳只是一种传播途径，对于其包含的疾病，以及致病原因的表述则非常鲜见。
直到20世纪初的医学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中，这样的关于“花柳病”的定义开始普遍出现了:
如殷鉴在《花柳梅毒淋浊下疳与方法及法》中介绍:“性病又名花柳病。西洋的俗人以为这种病是从社交界的花发生，所以把它叫做社交病；日本的人以为这种病是从西洋的文明国传来的，所以把它叫做文明病。日本的军人以为这种病是下等的病症，所以把它叫作三等病；中国的人因为这种病是从广东传到内地各处，所以把它叫作广疮；又以为这种病所生的疮形似杨梅所以又有杨梅疮的名称。
花柳病的拉丁文是De morbis Venereis(英文名为Ven ereal d isease)这种文字的意味，就是把这种病症当做爱的女神斐娜施②的病也就是从花柳界中所感染的风流病。”〔25〕
当时颇为权威的牟鸿彝也是这样介绍这种疾病的：花柳病者梅毒、软下疳、淋病诸症候之总成也。盖其传染之重要道路，实缘男女之交媾，故以花柳名之，犹云风流疾病耳……中古以来于三病同毒之谬说，而信为公同梅毒所致，故往昔有统名梅毒学(Syphilid ologie)，今则此种流传之谬说已不存在，为最平常之名称花柳病学为比较切适。〔26〕
①部分参考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团结出版社，北京,2006:323-324。
②民国译名，即现代所谓的爱神“维纳斯”。
  这一时期及以后专门介绍花柳病的书籍中也经常会出现这样强调致病病原体的内容：花柳病Vnen-erlsche Kren kheit者即霉毒Syphilis、淋病Gonorh oe软性下疳Ulcus molle三者之总称也，凡彷徨乎花街柳巷者多患此病故亦名爱怜病。〔27〕这些定义对“花柳病”没有概述性的介绍，而是对其包含的不同疾病的病原体进行介绍。从定义的方法来看，细菌学说对于“花柳病”概念的丰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彻底取代了传统中医“肾气虚弱”或者“相感湿度”的病因学认识和命名规则。
除了医书以外，报纸和其他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史料应该能给我们更多的线索。申报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民办报纸之一。虽然报纸在中国自唐代即存在，但是直到清代也只是记录政令、文件等官方消息的媒介，对于市民生活的记录少之又少。到了近代，随着殖民地内出现外国报纸，民办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始记录并进入市民的生活。1872年创刊的《申报》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份。它是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报纸。因此笔者选取了1872-1890年的《申报》广告版作为研究对象，来寻“花柳病”的踪迹。
在创刊之初的十年中,《申报》并没有刊载过关于花柳病的广告，直到1884年左右申报的版面上始有关于白浊之类的病症的药物广告，但多是当做广义的男科疾病来看待，并没有强调与花柳场有关。比如一种叫做“男科固精广嗣丸”的药就号称主治：肾亏无嗣、阳事不举、阳举不坚、阳举即泄、小解过多、久年白浊、梦里遗精、头昏目眩等疾〔28〕。其中久年白浊，应该就是现代医学所谓的“淋病”，古代中医所谓的“白浊”、“膏淋”等。这一时期涉及到性病的药物主要叫做“情欲痨疾药”、“白浊止淋药”等等，可以
肯定在这一段时期,“花柳病”这个概念在民间并不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1884年8月8日，一条由大英医院刊登的广告里面提及了“花柳风毒药”〔29〕这是申报广告版第一次出现花柳与病和药连在一起的用法。但是同一条广告中也出现了“白浊止淋药水”、“下疳拔毒药”、“白浊止淋丸”这些传统的药品，可见“花柳风毒”致病的用法还并不普遍。1888年10月开始有一条“异法立止白浊”的广告每月刊登，声称“浊淋一症边考方书皆责之于甚而不或之于脾，是由塞其流而不清其源，非治法也原夫脾溃，湿热下注而成，浊症是以湿胜于热则为白，热胜于湿则为赤，法在导脾湿热而浊者清矣；至于花柳传染甚而成淋，其类不一，治之之法总在清毒利湿一言尽之矣”〔30〕同一时期的广东梁四远堂推出的白浊白带闭经丸也提到了专治“膀胱受湿、血气不能运通或花柳成毒以致白浊流连、小便难堪”〔31〕其中也提到了“花柳成毒”。由此可见，此时的医药家已经开始强调“花柳传染”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认识的“脾溃，湿热下注而成”的病因了。
我们可以把这一时间段看作是“花柳病”概念在民间传播的萌芽阶段，越来越多的医家、药商开始强调“花柳”是白浊的一种病因，而这种将接触传染看做是致病原因的看法又不纯粹是以西方细菌学为依据的，它和中医“湿气相感”的传染观念复杂地混合在的实践中。“白浊”、“浊淋”、“杨梅结毒”、“杨梅疮毒”仍然是主要的现代性病的主要称谓,“花柳”尚未具有独立的指意功能。
这一时期的很多医家和药商在刊登广告的时候都会把所谓的扫毒杨梅堪春丸(主治杨梅疮)和立止白浊丸(
主治淋病)一起销售。1889年11月6日的报刊上赫然有这样一条广告“乐善堂制花柳妙药发售”下列“花柳毒预防药水、花柳消毒丸、白浊清心丸、洗药千里光”等等似乎是将白浊、梅毒、下疳、恶疮等疾病和症状看做是一系列与花柳毒有关的症候。由此,“花柳”已经成为涵盖梅毒、白浊、下疳、恶疮等疾病的，独立的能指了。“花柳”作为疾病刊登在民间报纸的版面中意味着这一概念已经是一个活的，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的名词了。
结合对医书和报刊广告的分析，可以基本断定：第一，在1872年之前，中国社会没有将“花柳”和“病”放在一起的疾病命名方法，中国虽然有后世谓之“花柳”的疾患的症状，却并不以“花柳”名之，而是按照中医传统中的“白浊”、“杨梅疮”一类名词命名；第二，在1872年，也就是《花柳指迷》出版之后①，一些医家很快突破了中医理论对于“白浊”和“梅毒”的认识和二者内科、外科之分，开始强调二者“花柳成毒”的共性———“花柳病”的命名逐渐被接受。这一变化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基本成型，表现在医学专著中，则是在1909年梁希曾的《疬科全书》；表现在民间文本中，是“花柳妙药”等用“花柳”指代疾病的用法的广泛使用。
①《花柳指迷》的出版和“花柳病”概念的普及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概念的普及是直接受到了这本西
人著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