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鹿鸣》：礼乐风度的国宴
【诗经原文】
《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鹿的寓意和象征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háng）。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 tiāo），君子是则是效。
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qín）。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鹿鸣》画家·于水
【文化解读】
《鹿鸣》
——礼乐风度的国宴
（一）礼之开篇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篇章，“风”篇传唱的是各地民歌，“雅”篇记录的是雅乐正声，“颂”篇收入的是祭祀乐舞歌辞。而《鹿鸣》一诗作为“雅”的开篇，它极为典型地传达出了宫廷雅乐的精神风貌。《鹿鸣》，是宴饮之诗，是祥和之音，是君臣相欢的和乐融融之声，是宾主相宜的国宾交往之篇。
宴饮之诗，《鹿鸣》是在席间唱诵的。所以诗里说“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主人用美酒来招待嘉宾宴饮娱乐。《鹿鸣》是一首典型的燕飨诗，是在描述君臣宴会礼仪——而这种宴会礼仪，宴是形式，礼是目的。为了君臣宾主之间的礼仪交流，融合以宴、和情以礼。这就是朱熹《诗集传》中说的：
“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
为了融洽君臣之分，便设置燕飨之礼，以乐歌烘托气氛，以宴饮和乐宾主。
《鹿鸣》全篇的宗旨就是为了那一句“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宴客来宾以亲近主人之好，主人设宴以展示睦宾之情，彼此相敬以领会相安之道。这样的交往目的，才是宴请宾客、礼乐言笑的意义。
比如后来曹操的《短歌行》，开篇一句“对酒当歌”，那就是借以在君臣宴饮之上，向来宾表达主人广纳贤士的思想意志；而曹操诗里全段引用先秦《鹿鸣》的句子“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更明显是对《鹿鸣》这首雅乐精神意旨的全方位继承，是以“我有旨酒”，结纳“人之好我”，是以宴饮之礼，交互宾主之欢。
这就是礼乐时代遗留至今的一种交往艺术，彬彬酬和是“礼”，昭昭德音是“乐”，宾主虽有别，宾主却友善，礼乐有序，礼乐之邦。直到今天，上下级之间、合作者之间、亲戚族人之间、乃至国宾交往之间，依然会沿用宴礼来交流情谊。
所以这种燕礼，本质是为了友善相交，既明确宾主之分，又亲近向好之情。
《鹿鸣》的祥和之音与善交之礼，使它可以从周王朝的君臣筵席之间，走入民间乡亲，也可以走向国际相交。如朱熹所说：“岂本为燕（宴）臣嘉宾而作，其后乃推而用之乡人也与？”《鹿鸣》的一曲颂唱，是燕礼，是飨礼，更可以是国礼。
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 ——
如果说风诗首篇《关雎》，是男女相悦之情的开端；
那么雅诗首篇《鹿鸣》，就是礼乐和睦之情的开篇。
（二）礼乐文明
《鹿鸣》这种燕礼的意义传达，更是体现出了礼乐文明的形态特征。
西周初年，周公作为武王之弟，在武王去世后辅政于周成王，在他的诸多政绩里，对于整个华夏民族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项内容，就是制礼作乐，就此正式形成了礼乐文化体系。此后，中国才因而被称为“礼乐之邦”、“礼仪之邦”。
而“礼”和“乐”，是彼此对立又协调统一的两部分：
礼，用约束行为的理性规范，界定出差异。所有的礼节、礼仪，都是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等级划分，是因为差异性而需要彼此遵守的一种理性约束。君臣有礼是君与臣之间有别、夫妇之礼是体现夫与妇之别……所谓“礼节”，是需要靠理性的力量来对人的行为“以礼节之”，根本上是为了保障社会秩序，这才“约之以礼”，让各阶层、各人、各年龄段、各形式下，都有礼可循、有礼可依。
乐，用雅正音乐的感性教化，和谐着人心。因为礼的严格界定和秩序划分，虽然在表面上规定出一片井井有序，却可能因为以礼节人的长期行为规范，而使人的内心越来越受压抑、使
阶层与阶层之间越来越产生抵触和敌视。而音乐却是一种春风化雨的感性教化力量，可以丝丝入扣地滋养性情、可以润物无声地安和人心。“乐”就是“礼”的配套课程，乐教的力量能够和谐心性；“乐”又如同是“礼”的润滑剂，乐教的平和能够弥合矛盾。“乐者，天地之和也”，古人重视音乐，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之间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