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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性的自我发现与重塑
——《喜福会》的女性形象解读
吴若琳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本文以《喜福会》中的女性角作为研究对象，在4对母女冲突与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揭示华裔女性处在西方中心论与父权中心论中的“他者”和“边缘人”地位。谭恩美作为第二代移民，力图在其作品中展现华裔女性逐渐打破沉默，向白人社会和父权社会抗争的情境，她们在流动的文化中寻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此期间其女性主义觉醒，华裔女性逐渐到自身的价值，建构了全新的文化身份。
关键词：《喜福会》；华裔女性；自我发现；形象解读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
4-8883（2020）19-0122-02一、《喜福会》中女性角身份的双重边缘化《喜福会》中的女性形象面临着“双重边缘人”的身份窘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社会中，她们始终位于社会边缘地位，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其自身话语都无法得到很好的表达。华裔女性生活在男性至上思想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在传统父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偏见与歧视是她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她们在传统社会中受到多重压制。此外，华裔女性接受的文化与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巨大、格格不入，这使她们不仅无法被异质文化完全接纳，而且也无法抛弃固有的文化传统和身份定位。在美国华裔女性文本中，女性经历了主体性的迷失，她们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之中无法自处，无法准确描绘自身的身份定位，在不同文化与族裔之间，她们无法获知自身存在的意义，她们渴望外界的认同与肯定，渴望被主流文化接纳，从而收获“身份归属”，摆脱“他者”这一“文化边缘人”状态，真正融入主流文化之中。
（一）西方社会环境中成长的“他者”作为第一代移民，《喜福会》中的母亲角更为显著地体现了中西方两种完全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她们一直处于这种矛盾与挣扎之中。尽管她们已经身处异国，却依然是标准的中国女性形象，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便是生活在美国却依然按照传统中国女性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女儿们。在西方社会，母亲们运用中国语言、思维以及行为方式，将自己封闭于传统中国文化之中，避免与外界沟通。《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在西方社会中完全成为了“他者”，她们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双重文化的强烈冲击对撞，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1］
。身处西方社会，却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完全融入美国，并和女儿们产生隔阂。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的基因是中国的，但她们在美国主流文化的教育下成长，她们不了解中国，甚至排斥中国的传统文化，她们把中国式的文字称为一种游戏，一种措辞技巧的卖弄。女儿们在双重文化的碰撞之中陷入了迷惑彷徨的境地，她们既无法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又无法完全融入美国文化，
认为自身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外，陷入了“边缘人”
的文化境地，既非传统的中国人，又非典型的美国人，内心在两种文化之间不断游移，陷入了自我拉
扯的痛苦之中［2］
。
（二）父权社会环境中成长的“边缘人”
《喜福会》中的女性形象是中国传统父权主义社会的产物，受到父权社会的严重压制和迫害。她们从来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从一出生便按照既定的成长路线生活，她们中有的人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有的则是父权制度下的受害者，被封建礼教吞噬，在此过程中受尽了种种苦楚却又无力反抗。《喜福会》借助母亲讲述的故事来揭露和批判父权、夫权以及封建文化对女性的摧残，还有女性在传统父权社会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母亲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受到了父权社会的压迫，然而来到美国后，母亲们却将这种压力转移到女儿的身上，她们希望女儿顺从、贤良、温顺以迎合男性的价值标准。在此社会环境下，女人固守男权社会给她们的既定角，无法逃脱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与想象，并力图使下一辈的女人将这一角视作她们的梦想，为符合这一角而不断努力。她们自身无法摆脱命运，却又让女儿们再次陷入命运的轮回，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由此而生。
二、《喜福会》中女性角的抗争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来到美国已经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烙印却依然刻在母亲们的身上，她们遵循着传统的道德标准，并严格要求女儿按照这个标准生活。但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女儿们却完全无法认同母亲们的做法，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在反抗的过程中，母亲们的意识也有所觉醒。在这个阶级、种族、性别均不平等的美国社会中，4对母女逐渐相互认同、相互理解，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喜剧［3］。
（一）打破沉默，争夺话语权
《喜福会》中4对母女从“沉默”到“打破沉默”，走出身份的困境，争夺话语权，尝试沟通和理解，两代人相互靠近，尝试理解，这是这部作品的主要叙事脉络。这种“沉默”代表了母亲们对于父权社会的顺从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一种自卑心理，
第11卷第19期
Vol.11 No.19123
她们只能通过沉默的方式逃避在主流社会中遭遇的失败和压迫，在面对女儿们的抗争时，她们也只
能习惯性地保持沉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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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沉默既有毁灭性，也具有抵抗力量。沉默是话语世界不可或缺也不容忽视的延伸，沉默也可以视为一种抗争方式。《喜福会》的后半部分，两代女性逐渐打破沉默，走向认同与和解。母女之间的关系和解，其背后也是中美两种文化的融合，也是女性角对自己身份的和解。《喜福会》的女性角逐渐从弱势边缘地位走向主流，与男权社会对话，在中西方文化中寻求平衡，发现并重塑自身价值。
（二）颠覆传统，华裔女性的反抗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最后都决定奋力反抗，最终获得了自由，并帮助女儿们回了自我。母亲们选择摆脱不幸的婚姻，离开丈夫与冰冷的家庭，组织华人加入“喜福会”，以开启全新的生活。她们不再甘心屈服于生活带给她们的苦痛与磨难，而是奋起与这种不公对抗，摆脱封建传统套在她们身上的重重枷锁。
母亲们的反抗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不再将自己束缚在传统父权社会的条条框框中，她们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更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思想与存在的价值。
谭恩美在《喜福会》中最能够体现反抗意识的是解构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在这部作品中，男性角的存在几乎可以被忽略。谭恩美打破了以往经典的写作范式——以男性为写作中心，女性居于次要地位，《喜福会》讲述了一个以母女关系为中心的女性为主的故事，女性作品中成为绝对的主角，掌握着诉说的话语权，而男性们仅仅是空洞的符号代码，他们作为丈夫或是父亲的地位与作用均被淡化，成为了烘托主线故事的存在。
三、《喜福会》中女性角的自我发现与重塑《喜福会》中的女性角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标准，作者试图以一种超越男性视域的视角来建立平等但又不凌驾于男性之上的新女性身份观，借助人物的述说，作者深切表达了对女性受压迫的同情以及呼唤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希望。这种新的女性形象既不同于那种柔顺的、毫无主见的、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女性，又不同于完全背离女性特质的男性化女人，而是融合了东西方女性观和男女性的价值体现，这是一种新的、流动的女性身份观，它融各种特质于一体，既体现了文化的交融与和谐，也体现了女性主义的觉醒。
（一）女性身份的流动多变性
青年时期移民到美国的中国母亲们，一味坚守着中国文化，固守一种文化认同，而美国女儿则采用特殊
的视角，是一种流动的认同，她们更容易批判性地吸纳中西文化，可以更从容地应对文化冲突。这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正如女儿们在目睹了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在美国主流社会生存的无助和艰难之后，自觉地排斥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抵制中国传统文化，从而转向了一个极
端——一味认同自己是美国人［5］
。她们认为自己拥有美国人的文明和科学，因此在母亲面前表现
出强势文化的优越感，对母亲表现出厌恶甚至是反
抗。为了获得美国身份，她们试图剔除身上非西方的因素，然而在白人文化中受到的冷遇使她们逐渐认识到，西方主流文化的空白需要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来填补。因此，她们不再一味追求一种纯粹的中国或美国身份，而是坦然接受了文化边际人的身份，这种更灵活的文化认同使她们能在多种文化交流之中保持一种平衡。
（二）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喜福会》中的女性主义最显著的体现为它是以女性话语为主体的作品。它打造了一个拥有话语权的女性体，4对母女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表达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在以女性为主体叙事空间中肆意表达自己的情绪，突破了男性话语霸权的限制，重新发现并回“自我”。由于传统社会女性话语始终
处于主流话语的边缘和被压制的地位，她们无法为自己发声，无法成为完整的、被赋予平等人权的主体。父权制通过对行为规范与社会伦理的建构，掌控女性，使她们接受男性的支配，因而男性掌握了话语权。《喜福会》中的女性形象却能打破沉默，获得了诉说自己的权利，到女性自我表达的出路。
四、结语
《喜福会》华裔社的主体为女性，它的主线是西方语境中的母女关系。以4位美国华裔母亲与4位女儿为叙事中轴，在较长时间范围内全方位地展示了华人女性的命运演进历史，展现了传统中国女性的生活，展现了她们女权意识的苏醒与为改善自身地位所做的斗争，还有当代美籍华人女性生活的现实、问题与路径。最终，在华人与白人话语权逆转的情况下，华裔母女两代人在冲突和妥协中互相理解，她们成为了华裔女性形象的代表，为华裔女性发声，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在主流社会中获得话语权，与男权社会对话。她们代表华裔女性体发声，使得华裔美国女性的形象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从弱势边缘的地位逐渐走向与主流文化、与男权社会进行对话，并逐渐摆脱了自身身份与文化定位上的矛盾与困惑，在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与碰撞之中寻求平衡。
参考文献：［1］ 龙锦辉.论谭恩美的文化身份观及建构［D］.首
都师范大学，2009.［2］ 张羽.美国华裔文学中女性身份的建构［D］.安
徽大学，2011.［3］ 陆薇.渗透中的解构与重构：后殖民理论视野中
的华裔美国文学［D］.北京语言大学，2005.［4］ 邹惠玲.黄大卫——美国戏剧领域中的华裔文化
代表［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04）：8-11.［5］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29.作者简介：吴若琳（1996—），女，辽宁新民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