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1888年5月生于上海，是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曾有“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水泥大王”之称。
黄鸿升是谁刘鸿生年轻时曾在英商开平矿务总局任买办，上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投身于民族工业，由买办逐步转变为民族资本家。他相继投资创办了水泥、火柴、毛纺、码头以及银行等企业，合重工业、轻工业、商业、运输业和金融业于一体。上海是刘鸿生企业集团的主要基地，全国其他一些省、市、包括台湾及香港等地也有他投资的企业。
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上海各行各业弥漫着一片倒闭声，刘鸿生企业集团的境况越来越困难，市场传出刘氏企业要倒的风声，债主纷纷上门讨债。困难之中刘鸿生去宋子文求援，长期主理南京国民政府金融财务的宋子文不仅不同意，反而嘲笑说：“O.S（即刘的英文名字缩写）的股票不如草纸了！”后来，刘鸿生企业集团依靠几家大的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总算渡过了难关。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鸿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区内的企业受到损失。1938年6月他出走香港，旋转赴内地。在内地和香港再与民营企业或官僚资本合资设立华业和记火柴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西北毛纺织公司等。还担任国民党政府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全国专卖总局局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鸿生于1945年10月回到上海，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1946年春，他在沦陷区的企业全部收回。但除火柴和码头业有暂时的发展外，其余企业经营都很困难。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物价暴涨，通货膨胀。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行将全面崩溃之前又抛出金圆券，实行“限价政策”，强制收兑金银，搜刮民间资财。刘鸿生企业集团在这场灾难中，被迫交出黄金800条，美钞230万元。然而兑换来的金圆券天天贬值，到头来变成一堆废纸。刘氏企业遂全部陷于瘫痪。
面对企业在经济上遭受的沉重打击，刘鸿生逐步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逼他去台湾，他不去，但也未留在上海，曾一度跑到香港，对上海的局势抱着观望的态度
上海解放后，刘鸿生的二子刘念义两次赴香港报告上海情况，周恩来也派人到香港做上海工商界人士的思想工作，使刘鸿生回大陆之心逐步坚定。1949年10月，刘鸿生由香港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随后，他返回上海，受到陈毅市长的热烈欢迎。此后，他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
新中国建立后，刘鸿生企业集团作为民族资本获得党和人民政府的保护。在此之前，1949年6月，以美
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对上海口岸实行封锁禁运，次年2月又派飞机滥肆轰炸，刘鸿生企业集团受到很大损失。中华码头公司由于海口禁运，业务停顿。上海水泥厂和大中华
火柴公司因国内水泥、火柴一时过剩，生产无法维持。上海市人民政府本着保护民族资本的政策，大力扶持刘鸿生企业集团克服困难，使其生产逐步恢复。政府有关部门还为刘氏企业修复了电力和提供原材料，使水泥厂恢复了正常生产。同时，又给章华毛纺厂贷款，并安排了制服呢和毛毯的生产任务，职工们也帮助资本家克服困难，主动提出工资打折，每天义务劳动一小时，降低伙食标准。大中华火柴公司所属厂的部分职工还响应政府号召疏散回乡，使企业减轻了负担，渡过了难关。
1952年，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刘鸿生因各企业全部受检查而闷闷不乐。然而，当“五反”运动结束时，刘氏企业全部被评为守法户，出乎刘的意料。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态度，使刘鸿生对未来企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对刘鸿生企业集团采取了以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火柴工业由于解放前的盲目发展，解放后生产严重过剩。但国营商业对刘氏火柴工业收购、订货、包销的数量却逐年上升。随着上海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国家对上海水泥厂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上海水泥厂产量逐年提高，在未增加新设备的情况下，产量超过了抗战前最高纪录的30％。章华毛纺厂还在政府的计划下接受了生产外销呢绒产品的任务。
1953年10月，刘鸿生参加了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委，大会期间听了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刘鸿生很受启发和教育。回到上海，他即召开家庭会议，表示：“下决心要争取刘氏企业第一批申请公私合营，以实际行动拥护共产党。”
1954年1月，上海刘鸿生企业集团各企业先后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至1956年1月，刘鸿生企业集团全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公私合营。在此过程中，刘氏各企业公、私、劳三方成员代表组成清产核资委员会，按照“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理估价，核定公私股份。公私合营后，政府对刘鸿生企业集团中的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本着“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政策，给予妥善安排。刘鸿生仍担任章华毛纺厂等企业董事长职务；其子也分别在原有的企业担任厂长与经理等重要职务。刘鸿生与二子刘念义、六子刘公诚、二媳夏天锦分别被选为全国和市人民代表。
上海刘鸿生企业集团各企业公私合营后，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根据社会主义经营原则进行了组织改革，调整机构。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不断发展，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出现了一片新气象。水泥产量超过了抗战前最高水平的50％；毛纺厂产量比解放前最高记录增加了70％。
1956年10月，刘鸿生在上海因心脏病复发不幸病故。在去世前半个月，他曾向媒体发表了一篇《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的谈话。其中说道：“你问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我是一个企业家，无论水泥、毛纺、码头、火柴、煤炭、银行业目前都在发展着，规模远较过去大得多，共产党能推动企业发展，能使中国变成工业化的国家，这是我过去五十年的梦想，
我为什么不拥护他？”“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国兵舰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人们走过这里，会不知道这儿究竟是哪国的土地？我自己是搞码头企业的，往往站在码头上摇头。如今呢，这一带地方每个码头上都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你想想看，一个看过上海五十年变迁的中国人，他心中会不高兴吗？”1在临终前，刘鸿生还嘱咐子女：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拿多，每人至多几万元，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资料来源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作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1177页—1188页。
思考讨论
1．通过对刘鸿生企业集团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案例的剖析，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赎买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
2．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哪些促进作用？案例点评
刘鸿生企业集团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境遇迥然不同。民国时期，中国民族资
本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求生，步履蹒跚。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上海各行各业弥漫着一片倒闭声，市场传出刘氏企业要倒的风声，债主纷纷上门讨债。困难之中刘去宋子文求援，却遭到嘲笑。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鸿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区内的企业受到损失。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行将全面崩溃之前又抛出金圆券，实行“限价政策”，强制收兑金银，搜刮民间资财。刘鸿生企业集团被迫兑换来的金圆券天天贬值，到头来变成一堆废纸。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欺压与剥夺从中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民族资本的刘氏企业集团在其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却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持，企业减轻了负担，渡过了难关。
在对刘鸿生企业集团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体现了三个特点：首先，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刘氏企业集团的所有制；其次，公私合营后，政府对刘氏企业集团中的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本着“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政策，给予妥善安排。刘鸿生仍担任章华毛纺厂等企业董事长职务；其子也分别在原有的企业担任厂长与经理等重要职务。再次，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刘
1载《新闻日报》，1956年10月4日，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第9页。
鸿生与二子刘念义、六子刘公诚、二媳夏天锦分别被选为全国和市人民代表。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刘鸿生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1954年，上海刘鸿生企业集团各企业先后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刘氏各企业的合营申请，对其所在行业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刘鸿生企业集团的不断发展。刘氏企业集团各企业公私合营后，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根据社会主义经营原则进行了组织改革，调整机构。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不断发展，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出现了一片新气象。
然而，从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视角审视，刘鸿生企业集团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略显急促，工作中也难免有缺点和偏差。
教学建议
1．本案例的教学目的和用途
本案例剖析了以刘鸿生为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经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过程。通过本案例的教学，使学生进一步认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本案例可用于第八章第三节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部分的辅助教学，或用于该部分课程内容的考核。
2．本案例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使用本案例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思考或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我国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之间有着怎样的历史关联？对于上述议题，教科书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但只要讲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意义，就很难避免学生会将两者之间进行历史的比较。要科学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在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或课堂讨论的过程中必须把握一个基本观点：无论是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当前的改革开放，都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产物，都有其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两个前后相继、不可或缺的环节。可以说，没有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会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同样，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发展。总之，在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上，要尽量避免简单的政策对比，而要力求从历史发展的大跨度上把握两者之间的关联，认清两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历史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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