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卷第8期 2021年04月
Vol.34 No.8
April  2021艺术科技
“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1］，这是原著《活着》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整个故事。张艺谋导演看过《活着》后说：“《活着》会给人一种人生的感慨，会使人彻悟到人生的一些东西。”［2］因为余华的《活着》给张艺谋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与震撼，所以其选择拍摄《活着》。但是，在原著影视化的过程中，对人物设置，张艺谋与余华产生了一些分歧。原著中，福贵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家人朋友相继逝去，只剩他一个人孤单地活着，可以说福贵处于一个极端的生存环境中，但这正是作家余华追求的一种极致状态。余华认为苦难是文学创作的养料［3］，而张艺谋导演则认为这样的情节发展显得有些刻意，戏剧效果过强，因此在电影《活着》中，许多人物的设置与原著的人物设置存在较大的差异，包括人物情感强弱上的差异、角分量分配上的差异和人物悲剧结局走向上的差异。
1…人物个性情感的强弱差异
原著《活着》的时间线较长，对福贵各个人生阶段都进行了描写，但由于电影时间的限制，电影版《活
着》直接从福贵赌钱这一镜头开始，把重点放在了特殊历史时期。《活着》无论是原著还是电影，带来的生命感都是“苟且”，这是一种很真实的生命状态，贴近真实的生活状态，福贵身上的“苟且”，让福贵在受到种种苦难之后仍然坚强地活着。原著《活着》有叙述福贵人生顺遂和行为荒唐的阶段，与福贵将家产都赌输之后的窘迫境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电影版没有这些铺垫，对福贵这一角的反差感略逊于原著。
在电影《活着》中，张艺谋导演更加注重小背景、小命运和大背景、大命运之间的交融。与个人悲剧不同，这不是单单原生家庭或生存环境造成的［4］，人物命运的悲剧与时代环境息息相关，所以以“个人悲剧”为切入点，目的是挖掘出更深层次的“社会的悲剧”［5］。例如，福贵最初将皮影戏作为爱好，后来以皮影戏为生，在人民公社中进行皮影戏表演，最后因为要废除“四旧”而对皮影戏进行焚烧，戏曲与影视的结合使观影者可以透过福贵看到那个时代的人的经历［6］，但是缺少对福贵本身的描写，余华笔下的福贵体现了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之中艰难求生的意识［7］。原著中，福贵和家珍因为生活贫困想将凤霞送人减轻负担，但有庆的不舍和凤霞的懵懂与无措，让福贵打消了送走凤霞的想法。这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体现出了更深层次的人性思考［8］，展现出了人性的温柔，也为原著蒙上了一层较为柔和的调［9］。虽然其与大时代、大命运无关，但是这些复杂纠结的情感正是福贵坚强生活的证据。
在电影《活着》中，每个角的存在都服务于电影的主题传达，同时因为张艺谋导演想要将小人物和
大时代串联在一起，突出那个时代的特点，所以每一个人物的出场都在极力突出时代背景，而没有突出个人情感，弱化了人物的独特性。例如，二喜看过凤霞后，主动对福贵家的房屋进行修缮，原著中本是想突出二喜本人的细心周到和对这桩婚事的重视，但是电影则加上了时代的印记，主要拍摄二喜在福贵家粉刷像的场景，弱化了二喜这个人物本身的性格特征，增强了电影的时代氛围感。
2…角分量轻重的差异
在原著中，家珍这个角在中段就没有什么情节了。张艺谋导演认为，在小说创作中，这不会影响作家对主题的展现，但是作为电影，女主人公戏份的缺少会使剧情单一，不利于剧情的发展。所以，在电影中，其为家珍这一角增加了不少的戏份。阕的拼音
同时，家珍还是电影《活着》和原著区别最大的角。在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中［10］，女性被纲常礼教束缚，一直处于劣势地位［11］。原著《活着》中的家珍就是当时典型的女性，她逆来顺受，只想和丈夫平淡地过日子；但是电影《活着》中的家珍，虽然也是贤妻良母，但是性格中有一定的烈性。面对福贵屡教不改的赌博习惯，原著中家珍被父亲强行带走，却留下了凤霞，无疑是在表明自己还会回来；而电影中的家珍主动离开且带走了凤霞，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征兆［12］，直到福贵确实不再赌博，她才带着凤霞和有庆回到福贵的身边。此外还有一处细节，福贵询问有庆姓名时，家珍开玩笑似地说名字叫“不赌”，重申了自己不会接受福贵再次赌博的决心。电影《活着》中的家珍不愿屈
从于三从四德，将婚姻看作女性的出路［13］，不仅更富有特，更具魅力，而且情节符合时代特征［14］，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符合现代人们对角行为逻辑的认知，体现了女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15］。
电影中的家珍形象无疑更加生动立体，因为观众只能通过直接的情节变化实现对人物的认知［16］，所以电影中增添了不少细节丰富家珍的形象［17］，如与有庆合谋“惩罚”福贵，使家珍的形象具体起来，不再扁平化［18］。电影里的家珍不仅摆脱了逆来顺受这一人物设定，同时立住了慈母的形象，为电影增添了一丝幽默感和温馨感，减少了面对困苦生活的压抑感。尤其是上坟那一场戏，原本在极短的时间内，镜头就要从凤霞大出血逝去移到为凤霞、有庆上坟的场景上，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气氛变得沉重，但是家珍和馒头（苦根）的一问一答，削弱了场景气氛的沉重感。
电影《活着》为了使故事情节紧密相连，增加了队
电影《活着》与原著中人物设置差异的对比
杨雯雯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37）
摘要：电影《活着》改编自作家余华的同名作品《活着》，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拍摄，曾获第47届
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张艺谋也凭该片获得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人道精神奖。电影《活着》相较于原著，对情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和补充，使两者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活着”状态。本文从人物设置角度出发，对两者进行对比。
关键词：文学；电影改编；人物设置；《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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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8-0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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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原著中的村长）的戏份。队长在电影中是最能体现时代变化的人物，其原先的身份是村长，进入新时代后改为队长，他积极鼓励大家“炼钢炼铁”，但是又不知道做法。这个角虽然有些愚昧，但又
令人发笑。电影《活着》增添了许多细节，使该人物变得立体，如与人议论龙二被毙的事情，将安排好办的差事给丈夫还未归来的凤霞。胆小、八卦、善良等性格特点同时集中在队长身上，其人物形象也因此丰满起来。但“”时期，队长却被一年轻人当作批判对象，他落寞地站在家门口，没有人理会，前后的反差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面貌。
3…人物悲剧结局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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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活着》与原著《活着》中的许多人物相比，结局有很大的改动，尤其是二喜和馒头（苦根），作家余华和导演张艺谋存在不同意见。余华喜欢走极端，期望制造一个命运中的特例，从而反映人民的悲剧和社会的
悲剧［19］
；而电影《活着》的导演张艺谋更希望节制，让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扎根于它所处的环境。同时，导演张艺谋与主创们曾经讨论过，认为有庆和凤霞的死亡已经很特殊和意外了，如果再安排馒头（苦根）和二喜死亡，难免会遭到观众的抵制，所以决定让馒头（苦根）在二喜的关爱下，在福贵和家珍的疼爱下，健康平安地长大。虽然在影片末尾，福贵一家人为有庆和凤霞上坟的场景为影片增添了一丝悲伤的彩，但是与原著的结局中只有福贵一人活着相比，电影《活着》的结局是相对圆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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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从戏剧层面而言，悲剧是结局悲惨的剧作，是由构造出的人物命运与现实的矛盾造成的；从现实层面出发，悲剧是人物悲惨的遭遇、面对的不幸；而在审美范畴中，悲剧是具有悲剧成分的客观对
象，简而言之，悲剧就是要带有不幸和悲惨的彩［20］
。原著《活着》中的各人物的悲剧结局都是人物悲剧和社会悲剧结合的产物，人物本身并没有能造成个人悲剧的性格因素，相反，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善良热情，也一样会胆小、会害怕，但都以悲剧收场。无论是原著《活着》还是电影《活着》，都在放大社会悲剧对人物结局走向的影响。例如，原著中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医院中没有经验老道的医生，凤霞产后大出血最终逝世；而电影中被批斗的医生连吃七个馒头被撑住，错过了救助难产的凤霞的时机，致使凤霞去世。两者都抓住了特殊的时代背景，安排了人物的悲剧结局。
电影《活着》圆满的结局虽然会给观众带来欣慰，但是与原著《活着》想要传达给大众的观念有所偏差。作家余华对“活着”这一词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活着”这一词是充满力量的，这种力量不是来源于一种呐喊的行动，也不是处在一种进攻的态势，而是选择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生活带来的一切事情，无论它是苦难的还是甜蜜的。普通百姓一辈子忙忙碌碌、战战兢兢，就是为了“活着”，他们为了这个目标拼尽全力、奋力拼搏。在原著《活着》中，福贵这一生固然是苦难的，但是他
没有让自身陷入绝望，这正是作家余华想要传达的思想：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的。这也是福贵在与陌生人闲谈时，可以坦然面对自己过往种种经历的原因，而不是像其他年老者一样糊里糊涂、双目无
光。因为电影《活着》弱化了这种苦难，追求一种美好
式结局，所以在主题和观念的表达上缺少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感。
4…结语
《活着》的电影和原著，都是璀璨的艺术明珠，各自散发着不同的光芒。但原著《活着》因极端的命运走向、淳朴实在的情感羁绊，在主题设置和观念传达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是结局圆满的电影版所不具备的。参考文献：［1］…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5-6.［2］…王斌.活着·张艺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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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雯雯（2000—），女，江苏淮安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影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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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