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沈从文在写给翻译家王
际真的信中说：“叔华才是真是会画的人，她画得不坏。这女人也顶好，据他们说笑话，要太太，只有叔华是完全太太的，不消说那丈夫是太享福了。”看得出来，在沈从文的眼里，“叔华”是个很适合做妻子的温顺典雅的女人。
沈从文说的“叔华”就是凌叔华。凌叔华出身名门豪族，其父凌福彭是光绪年间的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还曾做过顺天府尹代理、直隶布政使等。凌福彭不仅官做得大，文化底蕴也深厚，与诸多名家过从甚密，凌家就是个艺术沙龙。凌叔华从小受熏陶，天资很高，才华出众，曾拜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又曾得到辜鸿铭、郝漱玉等名家的教导。后来她从事文学，被称为“新闺秀派的作家”，其作品中多有爱情描写，却被人认为她不懂爱情，“她是站在爱情之外来讲爱情的”。（钱杏邨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
那么，沈从文说的那个“太享福”的丈夫是谁呢？他就是陈西滢。
凌叔华与陈西滢大致相识于1924年5月泰戈尔访问中国期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西滢负责接待，凌叔华作为学生代表也在其列。后来，凌叔华给《晨报副刊》投稿，而陈西滢又是《晨报》的编辑。他们认识的经过颇为有趣，他们的女儿陈小滢回忆：
母亲给父亲写信，请他去干面胡同的家里喝茶。父亲后来跟我回忆，他带着一种好奇心赴了约，想看一看这个写小说的女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结果那天他在胡同里绕来绕去走了很久才到，他当时还纳闷，这个女孩子怎么会住在这么一个大宅子里？可能像林黛玉一样是寄人篱下吧。父亲敲门进去，先是门房带着他走了一段，然后有一位老妈子出来接，又走到一个院子里，再出来一位丫鬟，说“小在里面”，把父亲吓了一跳。
朱利安的出现
1926年7月，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后不久，徐志摩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其中说道：“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外人见得的至少）太近古人！”实际上，凌叔华曾与徐志摩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恋情，只是后来没有走到一起。
1929年，陈西滢离开北平，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凌叔华也随丈夫到武大，除了写作、画画外，还兼职主编《武汉文艺》。也就是在这期间，凌叔华认识了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并与之发生了婚外情。
这段经历的见证者是叶君健，他是陈西滢的学生，也是朱利安的朋友，叶君健在《陈西滢和凌叔华》一文中回忆道：
凌叔华与陈西滢
的婚姻往事
文│龚静染
凌叔华画作《我们北平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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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中英庚款委员会要选一位英国文学教授来武汉大学教英国文学，朱理安为中国当时的革命浪潮所吸引，就应征这个位置而获得通过，终于来到中国……凌叔华作为一个画家，与他认识后就经常见面……我就在他那里不时碰到凌叔华……他们所谈的主要是绘画和美学方面的问题，我对此也受到吸引，坐在一旁静听，这自然也使我加深了对她的理解。她是一个极为温存的人，有中国传统的所谓“大家闺秀”之风。
朱利安的到来源于一个英国画家傅来义（罗杰·弗莱）。傅来义的妹妹曾在中国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结识了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并建立了友谊。回国后，她把哥哥傅来义的一幅画送给了凌叔华，双方书信不断。后来，武大因为一名英籍教师要离任，需要替补的人选，傅来义的妹妹就推荐了朱利安，后者当时正愁没有合适的工作。
1935年秋，朱利安来到了武汉，但他不是一个本分的普通教师。朱利安的父亲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是著名的美学家，母亲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是著名的画家，出身在这样的家庭里，朱利安也有很高的艺术天分，喜欢写作诗歌，他对徐志摩以“三等雪莱的货”走红中国非常不屑。朱利安还是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的一员，这是一个混乱、放纵但又自恋、真诚的艺术圈子。朱利安从小受这种氛围的影响，也养成了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
刚到武汉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对朱利安很好，甚至为他打点生活方面的问题，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不久，朱利安就爱上了“聪明、可爱、敏感、热情”的“院长夫人”。显然，他胆大妄为、无拘无束的作风也让凌叔华平静的生活不再平静，而文学则成为他们恋情的土壤。1936年初，两人背着陈西滢到北平幽会，朱利安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他在实现一个“浪漫男子的梦想”。
陈丽华 前夫陈小滢曾经比较理性地分析过这段恋情：
不知道朱利安是怎么喜欢上我母亲的，他比她整整小八岁……那时武大会说英文的不太多，会说英文的母亲以院长夫人的身份对初来乍到的朱利安有诸多照顾，加之“中国才女作家”的身份，使得朱利安很容易对她产生亲近感。父亲任武大文学院院长后，严格遵循西方的职场规则，不聘用自己的妻子到学校任职，这让一心想做新时代女性的母亲很不高兴。出生于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家庭的朱利安从来不掩饰对异性的兴趣和喜欢，他的赏识和恭维，对身处那个环境的母亲也许是个莫大安慰。
这件事情后来被闹得沸沸扬扬，但陈西滢与凌叔华的婚姻并没有完全破裂，虽然同床异梦，也一直维系着，这可能与陈西滢的性格有关。“……他（陈西滢）还是一个相当羞涩的人，说话有时还显出一点脸红，显然他在语气中也常表现出某种英国绅士的冷静、‘幽默’和讥诮风，道出一两句颇具风趣、貌似充满哲理和聪明的俏皮警语。他是一个与中国现实脱节而沉湎于英国旧文化的人……”（叶君健《陈西滢和凌叔华》）
最后的结局是，朱利安被迫离开武大，但凌叔华和他藕断丝连，她又赶到香港与等候回国的朱利安告别，为此，陈西滢还写信骂朱利安“不是一个君子”。但陈西滢并没有老拳相向，仅仅是发泄了一点文雅的愤怒。
后来，朱利安志愿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支援反法西斯战争。1937年春天，凌叔华不顾一切地远赴英国送别朱利安。几个月后，在马德里保卫战中，朱利安遭遇袭击身亡，死时只有29岁。
逃离乐山
人虽然不在了，但凌叔华与朱利安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当时，凌叔华随着武汉大学西迁到乐山，她在这一期间与朱利安的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联系上，并开始长期通信，还把自己的英译稿陆续寄给对方看。弗吉尼亚是英国著名作家，是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文学先锋，她对凌叔华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她们的通信维持了16个月，后来弗吉尼亚的精神状况越来越糟，并于1941年3月
自杀去世。凌叔华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段经历：
我曾在战时读了伍尔夫的一篇文章叫做《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心里感触得很，因为当时住在四川西边最偏僻的地方，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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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就面对的是死尸、难民，乌烟瘴气的，自杀也没有勇气，我就写信问伍尔夫，如果她在我的处境下，有何办法？
弗吉尼亚在回信中答道：“我惟一的劝告——这也是对我自己的劝告——就是：工作。所以，让我们来想想看，你是否能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本身就值得做的工作。”（1938年4月5日弗吉尼亚给凌叔华的信）不知道她的鼓励对凌叔华是否有所帮助，1938年底，凌叔华来到乐山后，住在半边街57号，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就是从这时开始写的，而这本书也是弗吉尼亚鼓励她“抵抗苦闷”的写作。也许回忆让时光变得宁静和缓慢，而事实也证明，《古韵》是凌叔华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代表了她的文学高度。
凌叔华在《古韵》的开篇中写道：“每当想起童年，便能记起这句话：‘回首往事，既喜又忧。’不知有多少次我在梦中又把自己变成了可爱的小姑娘，同儿时的伙伴在老地方玩耍。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了是活着，也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和年龄……”这是一段漫长的回忆，也是一本自传性质的故事集，文笔同她的画笔一样，有同样的“幽深、娴静、温婉、细致”（苏雪林语）的韵味。
《古韵》于1953年在英国出版，畅销一时，近些年才在国内翻译出版，是一部被文学史遮蔽的作品。陈小滢对这本书的看法颇为理性：“我想西方人很难把这个作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来理解中国女
性的成长和心路历程。他们真正好奇的，或许是妻妾成的东方式家庭，这也是母亲的悲哀吧。”但客观地讲，在20世纪初中国最优秀的女性作家中，凌叔华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在乐山期间，凌叔华闲居在家，除了写作，就是做家庭主妇，她对偏居西南一隅的小城生活是不满意的。再加上陈西滢的父亲去世后，他把母亲和带在了身边，凌叔华和她们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断过。陈小滢回忆：“母亲从小就有很多人侍候，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是众人羡慕的大小，那样的生活对她来说实在太艰苦了，在精神上她也一直处于对战争的惶恐不安的情绪里……”
在婚姻与现实处境的双重逼仄下，凌叔华的心情极为苦闷，她选择了逃离。1939年底，她以母亲去世奔丧之名，辗转从香港、上海、天津回到了日本控制下的北平。此后的一段时间，她都没有回乐山，而是留在了燕京大学教书，陈小滢则在燕京大学附中读书，只有陈西滢仍留在乐山。凌叔华宁愿待在日占区，也不愿在抗战大后方生活，也许那些年的情感纠葛确实让她大伤脑筋，两地分居能暂时让彼此相对平静，至少避免了不少争吵。
那段期间，陈西滢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1941年7月，西南联大教授罗莘田到乐山见到了陈西滢，虽然风度犹存，但感觉他还是老了一头，“唇有黑髭，鬓杂白发，背部也稍微有些拱起。可是一穿起亮纱的蓝衫来，还依稀有点儿住在北平东吉胡同时候的风度”。
凌叔华重新回到乐山是1942年2月，杨静远的日记清楚地记着这件事：“妈妈（袁昌英）告诉我，干妈（
凌叔华）、小滢回来了，后天我的生日请她们吃饭。”生日那天，杨静远又写道：“干妈、小滢已有两年半没看见了，干妈胖了，小滢高了。她们送我一个顶美的黄缎子小盒，上面绣有珠花。”杨静远是杨端六、袁昌英之女，当时杨端六、袁昌英夫妇与陈西滢、凌叔华夫妇的关系非常好，两家在乐山的来往是最多的。
如今流传下来的，关于凌叔华和陈西滢在乐山期间待在一起的文字记载极少。但有一次，他们去了郊外乌尤山上的复性书院，这是因为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任鸿隽（字叔永）到了乐山，他们便一起去拜访马一浮。“任叔永先生至院访问，陈通伯（陈西滢）暨陈夫人（凌叔华）同来。”（《复性书院日记》）这是1942年8月6日的事情。实际上，在那些年中，凌叔华和陈西滢在一起的时间本就非常少。1943年，夫妻俩又分开了，陈西滢离开武大，远赴英国的中英文化协会任职，而夫妻俩再度团圆已是1946年。也就是说，在抗战八年中，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可能只有一两年，不过，这短短的一两年和中间为数不多的相处机会，恰好给两人提供了慢慢愈合婚姻裂痕的时间。
“浩劫余生草木亲”
陈西滢走后，留在乐山的凌叔华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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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一栋小楼。陈小滢对这段经历也有回忆：“母亲带着我搬到一个小山上，母亲还建造了一栋小楼，在楼上就可以看到岷江、大渡河以及乐山大佛！那以后，她心情好了不少。”这栋小楼就在万佛寺旁，既是遮身之所，也是凌叔华为自己搭建的一个小小的“精神城堡”，可以说，她把弗吉尼亚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变成了一栋现实的小楼。这栋小楼位置极好，“与对岸上的凌云寺遥遥相望”，“左右均有古木细竹，把乱砖荒草芟除，却也多少寻得出倪云林画意”。
凌叔华在1943年11月的《山居》一文中写道：
我一个人走出走入，不觉得冷清。树上鸟语细碎，篱外猫狗相斗，有时反而觉得太热闹了。我觉得最享福的是午后沏一壶茶，坐在万绿丛中自由自在地读我心爱的书，写我所要写的画，这是神仙皇帝该嫉妒的意境，我在这时常不禁油然漫诵石涛的“年来踪迹罕人世，半在山乡半水乡……”
这段话与凌叔华早期在乐山时的感受简直是判若两人，看得出，此时的她是恬静和自由的，也是自得其乐的。当然，她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闺蜜，如袁昌英、苏雪林。苏雪林就回忆说：“我们几个朋友，常常在那楼中茗话，开窗凭眺，远处山光水，葱茏扑人而来，别有一番味。”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凌叔华写下了“浩劫余生草木亲，看山终日不忧贫”
一句诗，确是她当时生活与心境的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王世襄也到过凌叔华的这栋小楼，结果被看家的狗咬了一口，赶紧到成都打了预防针才放心。狗不友好，但主人还是殷勤的，他还给陈小滢送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瓜脆枣酡怀蓟国，橙黄橘绿数嘉州”，“橙黄橘绿”大概就是小楼附近的景了。这段经历，王世襄在95岁时还津津乐道。
经历了人生起伏，凌叔华终于得以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里，静下心来继续写《古韵》，应该说，这里面有乐山给予她的一份灵性的滋养，所以她“至今还感激那多情的山水，在难中始终殷勤相伴”。
抗战结束后，凌叔华的这段故事随着光阴的流逝已被人淡忘，更因为她长期生活在国外，与国内比较隔绝，知者甚少。直到2006年，因为作家虹影出版的小说《K》（后改为《英国情人》），凌叔华与朱利安的往事才被人重新提起。这部小说的人物原型就是凌叔华和朱利安，他们的故事让作者到了巨大的叙述张力，也因此引发了巨大争议，甚至引起了诉讼。
“凌朱之恋”的另一个主角陈西滢，倒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读的钥匙。这个曾经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并不讨厌朱利安，甚至对他有好感，是他把朱利安引进中国。而且，在那段故事结束后，他还曾买朱利安的诗集来读，平静得就像朱利安还是自己的朋友，而这种奇特的关系一直维系到最后。
陈小滢一直都不知道父母的往事，在他们的日常家庭生活中，也常常听到父母提及朱利安，并没有任何忌讳。1968年，陈小滢在伦敦买了一本朱利安的传记，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陈西滢。后来，她无意中读了
母亲与朱利安的这段往事，非常震惊。在《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中，陈小滢说道：
不久后的一天，我和父亲坐在公园的一张凳子上，我问他：“这是真的吗？”他说：“是。”我又问父亲为什么要和母亲结婚，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们为什么仍然在一起，他沉吟了一下回答：“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就这么一句话，然后慢慢站起来，回到汽车里。
（作者系文史学者）
1950年代，陈西滢、凌叔华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