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秋周
物
春韩素音（1917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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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六期人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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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仍泛着绿直连天边。田野中，一簇簇林盘随风摇曳，缕缕炊烟从婆娑的林间缥缈而起，配以这田园风光，真如唐诗宋词中的写意美景。玛格里特的心醉了，焦躁不安的心随之散去。走着走着，远处的城墙和城门已隐约可见。
这就是周炜的老家成都。玛格里特此时尚未想到，两年后她在这里将孕育出一个成都女儿，这个女儿将成为一位世界著名的作家——她的名字叫罗萨丽·周，笔名韩素音。
时在1903年，因四川民间集资修建川汉铁路，18岁的周炜刚从中学毕业，便被选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他原打算学成归来后好好地为家乡修铁路服务；殊不知在1911年5月，清政府丧权辱国，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将其修筑和经营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财团，从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川汉铁路修建因此流产。铁路修不成了，但这场运动却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促成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家乡修铁路的抱负未能如愿，周炜就转而参加陇海铁路的建设。1916年9月12日，韩素音便出生在陇海铁路的信阳火车站上，父亲为她取得第一个中国名字“月宾”。韩素音虽然没能出生在父亲的家乡，但她始终认为自己就是成都人。她在自己的几本自传体著作中，都提到自己的根在中国，故乡就是成都。
因为那段时间韩素音的父母工作和生活都在北方，所以她童年读书均在北平等地。她16岁时通过严格的考试后进入燕京大学攻读医学专业，18岁获取比利时奖学金，进入布鲁塞尔大学继续攻读医学。1938年9月，眼见中华山河沦陷，她断然中止学业，回国为抗战服务。
1939年底，韩素音在重庆见到了时任美丰银行董事长的三叔周焯。24岁的韩素音在三叔的陪同下乘飞机，第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她回到成都的第一件事便是按照家族传统礼仪，接受认祖“入谱”仪式。韩素音的堂弟周光墉（四川邮电总局总工退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仪式在成都羊市巷周氏家族大宅的堂屋内举行，堂屋神龛上供有祖先的牌位和画像。韩素音完全接受中国的这套礼
仪，在祖宗面前跪拜叩礼。仪式结束后，韩素音正式进入“谱录”，给取名叫“周光瑚”，家族称之为三姑娘。
说起韩素音的几个中文名字，堂弟周光墉饶有兴致地诠释道：
“月宾”是韩素音的乳名。她生于1916年9月12日，这天正好是“中秋节”。大伯喜得女儿，将她看成是天上月宫为他家送来的礼物或来客，于是取了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周光瑚”是谱名。此名由周光墉的父亲即韩素音的三叔为她取的。按照家谱规定，他们这一辈是“光”字辈，男孩名字中需含“土”字旁，女孩名字中需含“玉”字旁，“瑚”字中亦有“月”，正好与乳名“月宾”相呼应。
“韩素音”是笔名。这个笔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按照韩素音女儿蓉梅转述母亲的解释，她的著作是一个“汉人发出的朴素之声音”；另一种说法应该是媒体的想象：是“汉属英”的谐音，意为虽然属于英国籍，但仍然是汉人。其实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堂弟接着说，韩素音于20世纪50年代才加入英国籍，但她于1942年出版的处女作《目的地重庆》时就用了“Han Suyin”这个笔名。然而，她本人对“汉属英”这种解释比较欣赏，也就欣然默认；因为这种解释符合她的爱国情怀。
话说韩素音在1939年底回来正好遇到过春节，她入乡随俗，很快便适应了中国旧式大家庭的繁褥礼节。她来到位于成都西府南街扬子云洗墨池畔的周氏兴华祠堂（入川三世祖兴华公主持修建），来叩拜祖宗烧高香。从初一开始，她跟随大家出门拜年，
周恩来总理曾经8次会见韩素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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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东家窜西家，拜访了不少叔叔、姑妈、叔伯祖父及其他亲戚。后来她在五部自传体小说之一《寂夏》中回忆道：“我去拜访，要鞠躬；去吃饭，要鞠躬；去喝茶，要鞠躬。”这一切虽然让这位受西式教育的
年轻混血女子累得腰酸背痛，但她却乐此不疲；因为她骨子里早就浸染有中华传统文化，而这也是家风敦实的三叔最喜欢她的地方。
少女时代成员允儿关于韩素音的籍贯，一些写韩素音的传记文章记载为“四川郫县”。周光墉说，这个记述是不太准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四川成都”。这位堂弟说，他们的入川始祖茂发公在清朝初期的“湖广填四川”潮流中从广东入迁四川简阳黄土场（今成都龙泉驿区黄土镇），其后不久就迁居成都城区，在羊市巷修了周氏大宅；并在郫县购置了田产，亦作周家的祖坟地，后在此修有周家祠堂。1903年，韩素音的父亲周炜因要出国留学，按当时规定留学者须做家庭财产担保，所以周炜留学资料中就将郫县田产担保地当做籍贯地，实际上韩素音家族压根就未在郫县定居过。[1]
这次回成都，韩素音在羊市巷周宅住了两年，并在成都南门小天竺街美国人办的进益高级助产学校谋得了一名助产士的职位。其间她还收养了一个女儿。这个孩子生于蓉城梅花盛开的季节，韩素音便为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蓉梅”。在成都这两年韩素音是充实和快乐的。她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练习写作。正巧校长玛利安女士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她看了韩素音偷着写的一些随笔后，激动不已：“很好，太生动了！我想对你说，读了你的随感，我兴奋极了！唔，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或者内容再多些，我认为，用你随感的故事，
加之我来为之润，我想我们可以搞成一本书。”由于当时故事的内容还不够丰富，出书的事暂时放在了一边。
1942年，韩素音又辗转到了陪都重庆工作。由于三叔时任重庆美丰银行董事长，在重庆也有房产，她就住在三叔家中。这一年日军对重庆大轰炸，房子被夷为平地。当时韩素音正好未在家中，遂逃
过一劫。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成都家门口。堂弟见她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手里连个包都没拿。当时三叔已在成都，见三姑娘这狼狈样子，连忙安慰她，说只要人在就什么都在。
堂弟回忆道，这次韩素音在成都住的时间比较长，这期间她完成了其第一本书《目的地重庆》的所有素材的整理。不久，这本书在玛利安校长的推荐下在美国出版。韩素音就这样从成都走上了文学之路。
执着的家乡情结
韩素音在她的自传《伤残的树》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她祖辈的：“我的祖先在15世纪时定居于梅县，移居四川大概是在1682至1710年。据我家宗谱的记录，最初到四川的一个祖先是个货郎。他一路是怎么走去的则没有记载。他是不是肩上一根扁担，一边走，扁担两头的篮子一边晃？他卖的是什么？是南
货、糖食、雕刻等能卖好价钱的东西？从祖坟的墓碑上看，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位祖先是个货郎，而且非常穷。”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韩素音的文字叙事能力完全中国化了，不要看她长着一副洋人的面容，她骨子里透溢出的都是中国传统的东西。
她说：“我有一本家谱，由我的三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作序，他是他那一代人当中惟一一个热衷于谱系研究的子弟，或许这就是我1939年到四川时三叔和我聊得如此投机的缘故。我已在两本书中写到过他。全家族中三叔和我在刨根问底这一点上是最相像的，连我父亲也比不上。我和他一样充满好奇心、充满求知欲，这是作家这种上帝的间谍的特征。”[2]三叔每次给她讲家族故事，她都听得非常认真。后来堂弟周光墉在读了她的自传，看到上
1977年，、邓颖超会见韩素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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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记载的家族历史，竟让长期生活在成都的他自愧不如。
1941年清明节前后，韩素音单独陪着三婶到郫县去扫墓。韩素音在其自传中回忆道：“我家的田就在宗祠四周，尽管面积已大大缩小了。我是同三婶一起去的，那是在春天里，田里油菜花一片嫩黄，树苗上的新叶像碧玉一样翠绿，小沟里流水晶莹。我们去扫墓祭祖。我们把酒食供在坟前，这些地是他们的地，是我家的地，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晚上，婶婶和我坐在一张摆了三个人的碗筷的桌子边，但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吃饭。因为这些地是祖母的，因此摆了她的碗筷，尽管她已死了多年。我听到三婶叫道：‘娘呀，请您吃饭吧。’这一切都又重现在眼前，仿佛就在今天。”
过去，在郫县城西一公里处（仅距望丛祠一两百米远），只要提起“大坟包”，附近的村民无人不知，它就是韩素音入川五世祖妣刘太夫人的墓地。其左侧小院便是原周家祠堂。1992年，煤炭工业部永营矿务局所属芙蓉旅游实业公司，得郫县政府支持在此地建设“水泊梁山”游览园，规划用地需占周家部分墓地。当他们调查得知“大坟包”属韩素音家祖坟，特知会周家一起商讨处理办法。为此，1993年4月韩素音（周光瑚）专程回国，与当时在成都的堂弟周光墉、周光埙一起前往郫县会商。在郫县政府的主持下，由建设单位规划组提出两套陵园式设计方案供选择。方案用地一亩，并称业经上级批准另拨5万元用于迁葬。当时韩素音顿为愕然！她说：“我经常都在呼吁要节约用地，你们还为我的曾祖母批一亩地来修坟，这行吗？”乃要求休会，容商讨后回复。最后韩素音一行认为：迁移故墓，适当补偿，情理中事。然占用大量良田和耗费公款修建私家陵园，实为不妥；而异地迁葬，显然又负对方切留供纪念之善意，研讨时皆感难。恰在此刻，随行的弟妹回想起正在阅读的堂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
书，灵机一动，何不效仿书中记述周总理处理老家祖坟“就地深埋”的办法。众皆认为甚好，乃作回复。这种高风亮节的态度让对方深受感动。俟后，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原址基础上又深挖两公尺，以竹筋水泥铸椁移葬刘太夫人棺柩。
“水泊梁山”游览园落成典礼时，周光墉应邀参加。进园后他便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块小草坪上竖立着两座红花岗石石碑，左侧碑上刻有“向全国300万煤炭职工问好”的字句，落款为：“韩素音1993年4月26日”——那正是当年公司约韩素音为《煤炭工人报》写的贺词。右侧碑上刻有“月是故乡明”，落款为：“韩素音1987年9月15日”。这些题词和落款的原件，据说为县文化局档案馆收藏。后来“水泊梁山”游览园停了业，园址现为西南交通大学信息产业学院所在地。[3]
韩素音平时会将一些历史遗物收集拢来，视若珍宝，随身携带。1952年，三叔周焯将他摹拓的先祖的碑文拓片寄给了在北京的周炜，但他又怕哥哥不上心弄丢了拓片，便写信将此事告诉了韩素音。全家都知道三姑娘是个有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她第一次回国时，便从父亲处将这些东西到，随身携带，这让三叔很满意；以至后来在三叔腿脚不便的情况下，将他收藏的具有历史印记的老照片、书信和其他东西都交由三姑娘保管。三叔对她说：“在我认识的年轻一代人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对这些陈年旧事感兴趣，新鲜事儿还关注不过来呢！这些东西就留给你，你写书用得上。”从1956年到1997年，韩素音每隔两三年就会回中国一趟，有些年份还会回来两次以上。只要有机会，她都会回到成都看望亲友，在成都住上五六天，回访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故地，享受浓浓的亲情，或给亲友以帮助。据周光墉说，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邮电基础设施，尤其是成都市的程控电话的发展，与韩素音是有很大关联的。1980年3月至9月，韩素音出全资让时任四川邮电器材厂总工的周光墉办私人护照去比利时的贝尔电话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法国汤姆逊
韩素音与父亲周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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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美国的ATT电信公司考察。在考察期间，她不断关注堂弟的行踪，借用自己的影响让朋友帮忙，以便让堂弟更多地了解当时世界最顶尖的电信水平。周光墉亦成为改革开放后自费考察世界电信第一人。
此举于亲情上说是在关照堂弟报答三叔，于国家而言则有助于快速提高电信水平。由于频繁回国的原因，韩素音曾一度打算在成都买房，后因其他缘故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她每次回成都，都会陪三婶出去逛一逛，逛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人民公园；因为这里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有他父辈们曾为之奋斗的痕迹。身在海外，她却深深地眷恋这片土地。她曾说：“树要寻根，我得回到根上去。我正在寻我自己的根——我的感受和心绪的根源——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在中国。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我始终为自己身上流有中国人的血液而感到骄傲，我经常以自己至少是半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韩素音除了对成都怀有深厚的亲情和感情外，她还始终怀揣着一个“寻根梦”，这或许也是三叔的梦！她知道父亲周炜是出生在成都的第七代客家人，她也知道先祖茂发公是由广东迁入四川的，但由广东什么地方迁来却一直是个谜。三叔告诉过她，我们的祖籍在广东嘉应州，嘉应州就是今天的梅县。韩素音记住了，她决定去那里寻根问祖。1962年她第五次访华时，利用空余时间专门去了趟梅县。山路崎岖，尘土飞扬，贫穷和落后加重了她关注故乡的情怀。而面对这里的青山绿水、风光无限又使她增添了对故乡的热爱。三十多年后的1995年，她以78岁的高龄再次来到梅州（1988年由梅县改）寻根。在梅州市副市长的陪同下，韩素音风尘仆仆地寻访了故
乡的多个地方，翻遍当地的周氏族谱，但遗憾的是没有到茂发公的名字。韩素音只得根据传闻将梅州作为祖籍地，梅州市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
2002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大喜年！对韩素音来说亦是如此。这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成功；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十六大，顺利完成新老交替任务。这一切让韩素音感到无比自豪，而这时堂弟周光墉又传来好消息：他们在广东梅州下辖的五华县联上了谱，祖居地在嘉应州长乐（今广东五华）水寨，我们是迁粤始祖仁德公的22代孙。
至此，韩素音魂牵梦绕、苦苦追寻了几十年的祖籍之谜彻底揭开，这是新世纪给韩素音带来的最大喜讯！她长舒一口气，舒适地靠在柔软温暖的沙发上，嘴里喃喃道：“真有意思，想不到和廖（即廖练迪，五华人，20世纪80年代任中国驻瑞士外交官）是同乡。”[4]
韩素音与三叔相比，她到过世界很多地方，视野更开阔，以至她在探究欲望的范围上比三叔也更要宽泛些。她的中国情结、家乡情结推动她超越了家族的界限，去努力认识新中国与其巨大变化以及推动这变化的历史动因；也就是透过一个家族的命运去了解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昨天与今天，并从整体上把握自己的今天，以至使她的作品
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诚如堂弟周光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她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很宝贵的人。”“她对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让外国人了解当时的中国，也让中国人了解到外国，她特别爱国。”[5]
参考文献：
[1]参见《韩素音的乡情与亲情》，载《川渝周氏联谱》，重庆国丰印务有限公司2018年出版。
[2]韩素音自传《伤残的树·我的祖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3]参见《郫县周家祠》，载《川渝周氏联谱》，重庆国丰印务有限公司2018年出版。
[4]《仁德公裔周氏族谱研究》，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55-272页。
[5]本文部分内容来自韩素音堂弟周光墉口述。
韩素音夫妇与成都亲属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