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寡居与否——读李义海《“焦母恋子说”的文献学检讨》一文之商榷
李义海先生在发表于《江汉论坛》2008年第12期《<孔雀东南飞>“焦母恋子说”的文献学检讨》一文中认为“焦母恋子说是以精神分析学说为依据，根据‘丧夫’与‘恋子’这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得出的结论”［1］，认为焦母“丧夫”不能成立，并进而推导出“恋子情结”的不成立。那么，焦母是否寡居呢？如果焦母并非“寡居”，“恋子情结”还能不能成立呢？我们可以结合李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有关焦母是否寡居的问题
1.李文关于焦父未死的证据的罗列。
通读李文，我们首先将李文观点进行梳理（前后顺序，本文略作调整），大抵如下：第一，“通对对（疑是作者笔误）文献的检讨，笔者发现，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并没有提供焦父已死的证据或信息。”“以焦父在诗中“只字未提”为据，来推断焦父已亡是难以成立的。”第二，“‘公姥’这个‘仅指婆婆’的‘偏义复词’，不能提供‘仲卿没有父亲’这一信息。”第三，“焦母之所
以能够对儿子大加训斥，不仅说明焦仲卿不是家长，而且还从一个侧面反证了焦父的未死。”第四，“因为自春秋战国至今，汉族的媳妇与公公之间，存在着回避制度。在汉族的习俗中，公公对儿媳的缺位，是种十分普遍的现象。现代社会将公公对儿媳的关爱乃至交往戏称为‘扒灰’东游记何仙姑离婚(即公公儿媳关系暧昧)这语言现象，就是个很有力的证明。”第五，李文引用“先令券书”论证“夫死从子”，进而推导出焦父未死。第六，“‘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也不能充当焦父已死的证据。……如果焦仲卿在母亲而前如此称说自己自尽后让母亲如此之‘单’，就意味着他在没有自尽之前与自己的母亲是那么的‘双’。如果真正如此，这便是真正的了。”
2.关于焦父在作品中缺位的分析。
针对以上观点和例证，我们逐条分析。首先，第一、第二条的观点和依据，我们同样可以反过来使用，文献和作品中虽然没有焦父去世的信息，但同样没有焦父在世的信息，第二条中作者也认同“公姥”这个“仅指婆婆”的“偏义复词”，只是认为并不能成为焦父不在世的依据。也就是说，作品中没有焦父的信息，就此进行讨论焦父“在世”或“不在世”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3.焦母才是家中的家长。
我国古代是男权社会，历代制度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对男权统治的维护，父权家长制是我们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古代家庭结构的话。《礼记·丧服四制》中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礼记·丧服》）“盖家一统，祖在则祖为家长；父在则父为家长。若祖、父不在，而祖母与母应同为家长。”（《清律辑注》）男子（包括祖父，父）才是家长，只有男性家长去世，女子（包括祖母、母亲）才能成为家长，家长对子女的主婚权是家长具体权利之一了，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具体到《孔雀东南飞》作品中，“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焦母显然是在行使家长的权利，尤其是“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中“吾”字的使用，表明了是“她”在为儿子的婚事做决定。而且从常理分析，如果焦父未死，焦母作为辅助性角，言语之中理应传达出作为唯一家长的焦父对此事的处理意见，而不应该擅作主张。也有人认为古代三从四德中不是讲“夫死从子”的说法吗？问题是，出于“孝”的考虑，焦仲卿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基于此，李文中“焦母之所以能够对儿子大加训斥，不仅说明焦仲卿不是家长，而且还从一个侧面反证了焦父的未死”似有不妥之处，难以立论。另外，焦母对焦仲卿的训斥，单从“孝”角度也可以讲通，并不唯一意味着焦父的在世。
4.关于“回避制”与“扒灰”的证据。
在第四条中李文举出“回避制”与“扒灰”两个观点，认为刘兰芝之所以未向焦父辞行，是因为传统社会中，父亲与儿媳妇应该回避。
有关“回避制”的问题，我们应在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有别的角度理解。即作为家长的父亲主要对外和负责家中的大事，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会直接与儿媳妇交往，往往是通过妻子即婆婆，传达有关生活中的各种安排。
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父亲与儿媳妇也是有接触的，比如晨省与昏定。“晨省就是早晨向父母问安。不过，这句不是像今天简单地说声‘您好’就了事，按照礼节上的要求。为人子的及其妻，天刚要亮就要起床，洗漱、梳妆、束发冠带，穿着整齐后，带着父母(公婆)应用的小件器物，到父母(公婆)住所，下声怡气地问候二老寒暖。”“昏定，就是夜晚为父母（公婆）安置好卧具，使他们得以安眠。夜晚，父母(公婆)睡前，儿子、媳妇要为二老布置好寝床被褥，然后退下。”［2］111［2］112在家族祭祀等仪式中，我们会发现更多公婆儿媳共同出现的场景，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每次公公或儿媳妇都要回避，将会是什么样子？
利用“扒灰”这一语言现象作为焦父不出现的证据，似乎不那么严谨。事实上，传统社会家长对儿女婚事（包括对儿媳妇的休弃）的主导权是其家长权利的重要体现，只不过作为默认的事实、一般性的婚姻行为，在文献中，不太记载。即使如此，我们在历代文献中还是发现若干例证。且举两例说明：其一，“华仲妻本是汝南邓元义前妻也。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元义还乡里，妻留事姑甚谨，姑憎之，幽闭空室，节其食饮，羸露日困，妻终无怨言。后伯考怪而问之。时义子朗年数岁，言母不病，但苦饥耳。伯考流涕曰：‘何意亲姑反为此祸！’因遣归家。更嫁为华仲妻。”（《后汉书·应奉列传注一》）其二，“宰相王安石的儿子精神不正常，王安石便为儿媳妇庞氏选了个好人家嫁了出去。”［3］99
以此来看，李文中仅举出“回避制”与“扒灰”两个观点，却未能举出有力证据来加以印证，此观点难成立。
5.李文“先令券书”的观点。
李文引用“先令券书”论证“夫死从子”，并进而推导出焦父未死。这里我们首先要对“先令券书”的具体内容加以分析。追溯李文引用观点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情况：
其一，廖在《<先令券书>与<孔雀东南飞>悲剧释疑》先引用学界基本看法：“学界基本的看法是，儒家礼教中父母在人伦秩序中的尊贵地位及孝亲敬顺之道与‘从子’这两种理论的确存在矛盾，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舆论还是实践，敬母都压到了‘从子’，真正为人们所尊奉和实行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家庭宗法传承方面的需要和母从子居的家庭结构，才是’夫死从子’的初始含义，也是最基本的含义。然而，从机制上讲，失去家庭和经济独立性的寡母客观上难免就要受制于子，‘从’也很容易变成“顺从”之‘从’。从伦理角度讲，这又是宗法等级制所不能提倡或接受的。这样，意识形态领域对于孝亲事母的强调，正是对‘母从子居’这种机制缺陷或漏洞的补偿。所以“夫死从子’与“孝母’虽不无矛盾，倒也相反相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