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强硬举报正部的副部，曾被威胁“永远闭嘴”
作者：赵蕾
来源：《人生与伴侣·共同关注》2017年第11期
作者：赵蕾
来源：《人生与伴侣·共同关注》2017年第11期
7年前，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政府配给他的黑奥迪A6专车，驶进省政协大院。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以高调的形象走到台前。
几年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一干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
如今，他满头银发，右眼几近失明，走路必须拄着拐杖，小碎步地向前挪动。脑供血不足、失眠、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接踵而至，杨维骏每天吞咽十几种药物。在努力摆脱病魔的困扰时，他仍不忘与腐败对抗。
“信访接待室”
这些年，随着公车上访事件，杨维骏走进大众视野，他的家也随之变成了“信访接待室”。
来访者以农民居多，五个八个一起来，一站便是一屋子人。
“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场情况如何？有没有人受伤？”杨维骏语速极快，有些着急。
听说有80多岁的老人手被打骨折了，他的脸黑下来，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张律师吧？……你给上面领导说说土地那事，让他们停下来，别胡来。”
对方曾多次慕名拜访杨维骏，又与该区的领导相熟。杨维骏第一时间想到托他带话。
当得到这件事还需详细调查的回复后，杨维骏在电话里提高了一些声调，“农民有土地承包合同，在这里种蔬果很多年了，是不是基本农田，一下就查得清，还要怎么调查？“他神无恙，语气却颇为不满，挂断电话前不忘催促对方“你就说是我出面的”。
杨维骏也不是来者不拒。一位20岁出头的晋宁区机关青年职员在9月28日上午来访反映问题，杨维骏专注地低头听了一会，忽然打断他，“涉及个人恩怨的事我不听，个人利益受损的不过问，只关注集体利益和重大腐败问题。”
这也是杨维骏近年接待访民的原则，“我不为个人办事，只站在大多数众这边。”
国庆七天，杨维骏也没闲着。他每天给周红打十来个电话，询问村内土地被抢占的进展，并表示，等国庆假期结束，他一定要向省委书记汇报此事。
周红说，为了这4万亩基本农田的事，杨维峻比她还上心。几个月前，杨维骏还坐着公车去省政府领导反映情况。负责人不在，杨老连中饭都没顾得上吃，在值班室坐着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
这些年，等待回应成为杨维骏举报后的常态。
“云南的官场上，没人敢和杨维骏走得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云南省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对杨老敬佩又疏远，很多官员怕杨老三分，都有些避讳。
打抱不平的义士
“直言进谏是他最鲜明的个性。”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云南省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举报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是杨维骏最得意的战果。
2001年，白恩培主政云南后，曾一举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使云南走上破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民房的道路。这时，杨维骏已离休8年。
农民多次上访无果，杨维骏听说有90多岁的老农不愿离开土地，房屋又被，投诉无门，病死在猪圈、柴房中。
他在老干部座谈会等多个场合批评白恩培的做法，白恩培不予理会。一位在职官员私下告诉杨维骏，自己听到一位省级官员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
爱人王婉琪一度担心家人的安危，那阵子因时常看到陌生面孔在屋外来回走动，“好像被人监禁一样，没了自由”，她变得敏感多疑。
杨维骏却愈战愈勇。2011年，他让女儿开通名为“直言”的博客，将白恩培等省级官员的违法违纪材料公布于网上。
92岁高龄时，他又借来北京看病之名，绕过阻挠，亲自将举报材料送到中纪委，一局级干部接待后，承诺立刻向中央汇报。
这些努力成为他反腐的标志和标签。有官员曾给杨维骏写匿名信，表达自己的钦佩和祝福，称杨维骏有“打抱不平的风度”。
十年前，仇和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力推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不属于改造区的云大医院职工宿舍、大观幼儿园等二十余家单位将被违法拆迁。
面临相似噩运的还有昆明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圆通寺的藏经楼。有人向杨维骏反映，该建筑申请修缮后，省宗教事务局的经费还没审批下来，仇和却批示要求限期一个月修整完毕，否则当烂尾楼处理。
几家单位负责人到杨维骏，恳请他出面协调解决。
86岁的杨维骏走访调研了圆通寺和五华区的几家单位，整理成两份情况报告。正值新春佳节，省委领导请老干部吃饭。饭桌上，杨维骏走到省委常委坐的一桌，将打印好的十余份的举报材料交到每个人面前。
“这就是我的策略，老百姓缺少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我利用离休干部的身份，在某些场合接近省级官员、各类领导，帮忙传递信息，当面他们不得不过问。”谈及此事，杨维骏不苟言笑，语调却显得欢快。
第二天，城中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到杨老，表示20多家单位暂不拆迁。藏经楼也完好保存至今。
王婉琪看到老伴身上生出的使命感，脱下乌纱帽后，还要“替天行道”。“他得罪的人多了，倒也不怕了。”
甘当除棘一愚公
“我是烈士之子。”杨维骏念念不忘，立志成为父亲那样正义且纯粹的人。
三岁时，父亲杨蓁惨死军阀之手。父亲的故事仍在五个兄妹中流传开来：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是朱德的结拜兄弟、孙中山的参谋长。
母亲时常提起往事，告诉杨维骏父亲如何爱民爱兵。昆明岗头村村民的牛羊被土匪抢走，杨蓁带兵追了一百多里夺回。
小学五年级，杨维骏便加入全校抗敌救亡会，讨论时局，呼吁抗日。大学期间，他担任云南大学自治会主席，带领赵薇被泼粪400多名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之后加入云南省民主同盟会，在策反卢汉起义中发挥关键作用。
杨维骏谈起少年时光，总会说个不停。“那段日子快乐、充实，我很怀念。”有时，他仿佛还活在那段峥嵘岁月，嘴上挂着“革命”“叛徒”“斗争”这样的字眼。
此后，杨维骏的意气风发曾一度被消磨。
1958年，因受费孝通事件牵连，身为云南民盟秘书长的他被打成右派，之后经历“”浩劫，他变得慎言慎行。那些年，女儿杨艺的印象里，都是父亲在田间犁地和在书桌上伏案的背影。他很少和妻儿交流，也没有开怀大笑过。
1978年，杨维骏恢复工作，担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政协副主席。
杨维骏思考，以前自己为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而革命。现在改革开放了，要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福利，一定要抑制腐败滋长，他开始行动。
省人大会议上，杨维骏开始就政府报告工作内容提出异议，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过高，会损害人民利益。
也有人反映昆明钢铁公司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导致钢铁质量和产量上不去。杨维骏听闻后，带着经济学家去调研，将报告递交到国家相关部门。
“他什么都想管，性子又直，开会时当面反对，批评，让很多省级领导下不了台，别人自然排挤他。”王婉琪虽不关心时政，也免不了听到别人背后对杨维骏的评价。
有人说这样会影响仕途。王婉琪也担心，时常劝他不要太固执，钻牛角尖，杨维骏没有听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云南省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杨维骏接到一家金银首饰厂经理的
举报，称在某省级领导的包庇下，有商人将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该厂。杨维骏掌握证据后向上反映。不料案子没破时，他的名字从下一届人大代表候选名单上消失了。
1993年，杨维骏离休。离休后，杨维骏每天从未在12点之前睡过觉。即使躺在床上，他说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
近两三年，杨维骏一刻也没闲着。
西盟佤族自治县创建人随嘎的土地使用证被强收，损失180多亩文化园区，杨维骏从中斡旋，使得其重获土地；
金牛小区一区的早餐店生意红火，被物业觊觎，租期未满就要被赶走，杨维骏去评理，早餐店保留下来了；
身边不理解的人也很多，有人怀疑他被访民“”，还有人直接说他是多管闲事的傻子。
“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这是杨维骏挂在书房自勉的一首诗。杨维骏对种种非议不以为然，他坚持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想再活久一些”
多年前，女儿杨艺定居北京，儿子在美国工作，两人一年回家不过一两次。三层高的别墅，只有杨维骏和爱人王婉琪、保姆三人居住，略为冷清。
到了颐享天年的年龄，杨维骏却愈发追赶着时间。养花、逗鸟、打拳等老人热衷的娱乐项目，他一样不沾：“我很忙，哪有时间搞这些闲事。”
每天七八点，他起床后便开始拿起军用放大镜，翻阅《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版面的新闻标题，晚上也一定准时收看《新闻联播》。
书房里有一个泛黄的记事本和一部电话。本子的开头几页已经掉线，有的页边角全部破损。他每天翻看，平均每天要打七八个电话出去：询问农民的生活近况，请教律师专家一些国策法规，再向记者反映一些云南的贪腐问题。
2011年，杨维骏让女儿帮忙开通“直言”博客，其内容也是他层层把关。举报材料大多由杨维骏自己手写。
因为视力不好，他无法使用电脑发文。每隔一周，博客更新举报内容，他总是走到200米外的小区前门左侧打印店，托店员帮忙打印，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校对无误后，再让店员帮忙发到博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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