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巧家老三区汤丹铜矿的采冶
雍正年间，该地区划归云南就近管理，并经改土归流，内地人民蜂拥而至，汤丹等厂渐次兴旺，乾隆初年时，已成为京铜的生产基地，东川一地的社会面貌亦因此获得极大改观。据说当时的东川府‘聚楚、吴、蜀、秦、滇、黔各民，五方杂聚，百物竞流’(崔乃镛：《东川府地震纪事》)，‘人烟辐辏，买卖街场，各分市肆’(王昶：《铜政全书·谘询各厂对》)，一派繁盛景象，往昔那种沉寂荒凉状态已不复存在。”
康熙36 年( 公元1697 年) , 东川汤丹铜矿开始开采。雍正10 年( 公元1732 年) , 会泽( 当时东川属会泽管辖) 建城并设局铸钱, 四方商贩络绎不绝, 小江沿岸居民渐增。当时靠炭炼铜, 通常一斤铜需要10 斤炭, 烧10 斤炭要100 斤木材, 最盛年东川产铜达1600 万斤, 估计要砍伐10 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样, 东川的大片原始森林逐渐破坏殆尽, 剩下的大部分为次生林、疏幼林; 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加, 毁林开荒, 陡坡垦殖也日益严重, 东川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泥石流的活动日趋强烈。近50 年来, 虽然没有通过伐木烧炭来炼铜, 但仍存在着肆意伐木、陡坡垦殖的现象, 大量次生林再次遭到破坏。1985 年东川的森林覆盖率仅到13%, 其中95. 6% 分布在中高寒山区, 海拔1600 米以下的河谷区森林覆盖率为2. 4% 至5%；高于250 米的陡坡耕地竟占总耕地面积的43%. 3。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吴三桂的起事被清廷平定后，清朝对云南的统治确立了。为了镇压新平定的地区，清政府在云南驻扎了大
批军队，每年需要饷银二百七十多万两；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建立，也需要大批的款项，如何筹集这批经费，就成为当时朝廷的一件大事。于是，当时云贵总督蔡毓荣在1682年便给了清政府上了个走账，提出了四条整理财政的办法：一、广鼓铸；二、开矿藏；三、卖田庄；
四、恳荒地。第一第二两条，就是说要大量开发金、银、铜、铅、锡各矿，用来铸钱，然后以钱作为发放军饷和政府其他开支的用费。按照当时官定比价，纹银一两可以兑换制钱一千文，但清政府铸造一千文制钱，却只需要几钱银子的成本，这是一件十分有利可图的事。此外，还可抽收百分之二十的矿税。蔡毓荣为了鼓励矿民开矿，还提出奖励的办法，经清政府核准实行。这就是指定矿山招民采炼，开采所得，以百分之二十缴给官府，作为矿税，其余百分之八十，准许矿民自由买卖。其次，还规定：“凡有司招商开矿，得税一万两者，准其优升；开矿上民上税三千至五千两者，酌量给予顶带。”这样，开矿不仅能获得厚礼，而且可以得官得名，所以在多方的鼓励下，采矿业日益兴盛起来。据估计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云南省各种矿税的收入，达八万一千余两，比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增加了二十倍。如果以百分之二十的固定税率来算，在这二十一年间，各种矿产量共计增长了二十倍。既然铜市云南最重要的矿产，产量的增加也一定最快。但究竟在那些地区开采，东川铜矿的生产情况如何？因为缺乏史料，现已无从查考。
谭晶照片
云南铜矿开采事业的发展，还有其他的原因。到了是七十几末叶，清朝的统治逐渐巩固，全国统一的局面已经奠定，因此国内市场得到
进一步扩大，商品流通较前发达，每年的铸币量也随之增加，据估计这时每年铸钱需要铜料达一千余万斤。这样大量的铜料本来由国内采办，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以后，主要依靠从日本输入的洋铜来供应。但不久，日本国内铜产减少，削减了铜的输出额，洋铜入口也随之减少，因此清政府赖以铸钱的铜料大感不足，不得不在国内大肆搜罗。17245年（雍正二年），清政府下令收买废铜，第二年又下令严禁用黄铜铸造器皿，1727年（雍正五年）又减少制钱含铜成分，并规定人民可以用铜器缴纳旧欠梁钱。铜荒的严重情况，由此可见一斑。云南素以产铜著称，在清政府千方百计鼓励开采的情况下，云南铜的生产便迅速发展起来了。从这时起，云南就开始成为全国铸钱用铜的主要供给地了。东川铜矿的几个主要矿区的产量，也就是在这种刺激之下，迅速增长起来的。
东川一带本来是兄弟民族聚居地，明朝和清朝初年，对少数民族实行所谓“羁糜政策”，设立土司制度，由四川省遥制。1697年，东川发现铜矿。成崇德《清代滇桂开发》：“滇东北的东川地区，明代隶四川管辖，作为川省疏于治理的偏远荒废之一隅，长期被土司盘踞，内地人民极少敢涉足其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东川一地发现铜矿，清代著名的京铜产区汤丹厂之名始出现于典籍之中。(丁文江：《东川铜矿的历史》，《独立评论》第85期，1936年)雍正年间，该地区划归云南就近管理，并经改土归流，内地人民蜂拥而至，汤丹等厂渐次兴旺，乾隆初年时，已成为京铜的生产基地，东川一地的社会面貌亦因此获得极大改观。据说当时的东川府‘聚楚、吴、蜀、秦、滇、黔
各民，五方杂聚，百物竞流’(崔乃镛：《东川府地震纪事》)，‘人烟辐辏，买卖街场，各分市肆’(王昶：
《铜政全书·谘询各厂对》)，一派繁盛景象，往昔那种沉寂荒凉状态已不复存在。”
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清政府为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实行了所谓“改土归流”政策，削弱祿氏土司的实际权力；设东川府，改由政府直接任命官吏进行统治。1726年（雍正四年），清政府以东川地接云南，把东川划归云南管辖。清朝统治势力的伸入东川地区，加重了对兄弟民族的剥削与压迫。但另一方面，东川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也加强了。
正当云南铜矿业日益繁荣兴盛的时候，朝廷见利眼红，在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改变了原有的办法。规定以后矿民入山开矿，由官厅发给“工本”等到冶炼成铜，由官厅抽取百分之二十的通水，这叫做“课铜”；其余百分之八十，须按照清政府规定的低于市价很多的价格卖给官厅，以抵偿“工本”，这叫做“官买余铜”，或者成为“官铜”。不领“工本”自筹经费开康的，官厅也照样要抽铜课，卖官铜。总之。不管领不领“工本”，生产出来的铜须一律交与官厅，不许私自出卖。私卖的叫“私铜”，如被查获，不仅铜被没收，卖铜的人还要受严厉处罚。清政府在云南省设立“官铜店”来控制全部铜的买卖，并且用低价售卖、高价出售的办法来榨取更多的利润。加上封建官僚贪污成性，抽课时尽量，收铜时加长秤头，给价时又任意尅扣，而且常常借故拖延，使矿民不但无利可图，而且多数矿民都收到亏累，以至破产。
自1708年以后，清政府这种运用政治权利来压低铜价，控制铜的买卖，把利益全部攫为己有的做大，引起了矿民的反抗。当时矿民采取了下面几种反抗方式：一是封闭铜矿，远走他方，不再生产，所谓“有利
则赴、无利则逝”；一种是不顾禁令，贩卖私铜；还有一种是据需领取“工本”，从事生产，但拖欠“官铜”，形成所谓“厂欠”。这样就不能不影响到铜的生产。因此，从1705年到1723年（雍正元年）十八年之间，报开的新厂只有一处；旧的各厂，虽然名义上没有封闭，而实际上上产却以停顿。这时正是清政府感到“铜荒”严重的时候，朝廷为了获取铜料，才不得不对矿民做些让步。1723年（雍正元年），清政府下令严禁课铜、短少给价、加长秤头等各种弊端。并规定除缴纳课铜及官厅收买一部分供给本省铸钱以外，如有剩余，准许矿民自由出卖。这样就使开采铜矿又有利可图，于是铜矿产量立即增加起来。1724年（雍正四年）增加到二百一十五万斤，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东川的汤丹、碌碌（落雪）、大水沟（因民）等处的铜产量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孙素增长起来的。
但上述规定实行不久，朝廷又恢复了万元官买的政策，强迫厂民领取“工本”，并垄断了铜的产销。官方为了取得更多的利益，又企图尽量压低收铜的价格，于是围绕铜价问题，官方与矿民之间又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有时朝廷为了搜刮更多的铜料，也在铜价方面做些调整，以刺激与引诱矿民经营采炼的积极性。1727年（雍正五年）云南布政使张允随奏请第一次增加铜价，使矿民情况稍有好转。1738年（乾隆三年）布政使陈宏谋奏请第二次加价，汤丹、碌碌、大水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