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
孙赛儿 暨南大学
摘 要：作为当代作家之一的王跃文，其官场小说在文坛一直为众人称道，拥有“官场文学第一人”之美称。其创作的一系列官场小说为当代文学发展史绘就出了一抹独特的靓丽彩。其官场小说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品格，其中反讽叙事手法的运用在其创作中具有鲜明体现，在反讽的叙事中烛照人性纠缠，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官场画卷。
关键词：王跃文；官场小说；反讽；叙事；人性
作者简介：孙赛儿（1994-），女，汉，江西人，暨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48-02
一、人性纠缠中的适迎与悖反
综观王跃文近些年来创作的官场小说，其在对官场生态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和描绘过程中，将人性的复杂面貌深入贯穿于内，他将人性赋予在官场这个大熔炉中，使得人性得到全方位的展示与呈现，人性中的善与恶均得以淋漓尽致的彰显，在极致状况下的人性百态在官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官场中的各类复杂因素千变万化自然是导致人性发生各种变化的主要诱因，人性在适当的环境和形势之下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在潜规则的潜移默化下产生奉承迎合之态，而在这种环境中时常又会出现与身处其中的人他们对自身的行为与自身人格、品行相抵触的矛盾、纠结部分，出现自我的悖反状态，这就是在官场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适迎与悖反，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着力于官场中人性细微复杂的变化，他注重于对对官场这个复杂领域中的世态万象做全方位的真实呈现，并未对官场进行个人化认知式的批判抨击，也不满足于仅仅是对权利的庸俗展示，他以微妙独到的笔法对官员们的行为日常和心理变化进行了细致刻画与描摹，从而将官场背后的规则等恰到好处地加以展示，并能够于其中折射出个体生命所面对的灵魂与现实的悖反和冲突。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是一幅生动的官场图画，将官场生态全方位充分独向往到地加以展示，将许多触目惊心、发你人深省的深刻内涵贯穿于所描摹的官场生活中，并不试图从一种理性的角度出发去表现官场，而是更加倾心于各类官员的心理流变和生存状态。使“我们从平常琐碎的官场生活中，感受到的却是一个庞大、森严、神秘而又混沌、荒诞、残酷的官场幻想，感受到的是官场与人性的冲突、调适、纠缠。”[1]
在《国画》中，他笔下的朱怀镜是一位才能出众且对权力有极致向往的官员，依靠上级的提拔推荐，他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晋升机会，而在这过程中，他不断地与自己的灵魂与道德底线相对抗，甚至出卖过自己的朋友，背叛自身的灵魂。而通过这些过程官运畅达的同时，他内心的矛盾也愈发汹涌彰显，小说中的他时常会感到悲凉袭过心头，在深夜的街头暗自神伤，这种表现正是他无法消解的自身内心矛盾的释放，是他弃守道德良知而无力自我救赎的痛苦，更是其内在人性中纠缠与挣扎的外化。而在另一部长篇《梅次故事》中，朱怀镜在王跃文的笔下得到了人性的提升，虽然将其人性进行了拔高，但是却没有办法从根源上消退朱怀镜身上所留下的罪恶印记，更浇息不了他对权力的不竭欲望。在官场混迹时间冗长，于宦海沉浮多年的朱怀镜彻底沦为被官场权力同化的奴隶，道德良知需要依凭知识分子内心的良善以及对于犯罪惩罚的敬畏去坚守，然而现实的种种诱惑却使他们在这种自我矛盾与自我斗争的境况之下不断吞噬自身的理性而逐渐走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通过王跃文笔下对知识分子走上仕途担任官员后的人性分析，我们能够于小说中深切体会到知识分子在宦海浮沉的痛苦与无助，政治是人的政治，人性于此间得到深刻展示，以人性为镜，以人性为鉴，通过人性去探索和反思官场中的各类样态，透析官场中的缺陷与不足正是王跃文其作品的艺术深层表现，亦是王跃文创作的核心精神与内涵。
二、反讽观照下的隐喻与荒诞
在当今文坛众多的官场叙事中，王跃文以其自身独特的风格在不计其数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并迅速在官场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奠定自身的地位。在对官场生态的关注过程中，作者非常善于运用反讽的艺术表现手法，使一些场景具有“反讽”式的象征意味，而这种“反讽”的意味通常在不动声的叙述中加以表露，作者将自身的立场加以隐匿，形成一种平静中流露出批判，庄严中隐藏着荒诞的审美效果和审美意趣。
而在其作品中体现的最明显的就是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言语反讽主要是指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与读者态度相互对照而形成的一种反讽效果，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反讽叙事，叙述者在表述一种意思的同时实际上暗含了另一种意思，这种言语反讽叙事手法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很常见。
在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中陈科长以“锻炼”之名让小马下乡工作，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开掉小马；《天气不好》中，小刘工作谨慎认真，拥有良好的写作功底，是县里有名的笔杆子，却未得到提拔重用，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不太懂得官场交际的“游戏规则”，曾无心在县长面前打了个不礼貌的喷嚏；《国画》中皮市长到乌县灾区进行视察，县委书记张天琦在晚上用餐时借酒言说：“皮市长果然就微笑着批评人了，说‘天琦同志，大灾当前，百事从简’”。读者可以明显地分辨出，这些类似的语句其中的内涵遭到颠覆和解构，表面的文字意义与深层的话语意义形成错位，构成了言语反讽。
王跃文小说的荒诞意味于对人物命运的描述和相应故事情节展开方面以及对客观现实本身的荒诞进行多
层次、多侧面的揭露等方面得到了生动深入的呈现，长篇《西州月》中的关隐达因为成为了地委书记的女婿长期处在官运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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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之中，在他逐渐领悟了现实的生存法则，似乎寻求到了达与隐的巧妙平衡之时，却意外的官运亨通起来，宦海沉浮、人格嬗变不由自主；
《国画》深刻又明晰的揭示出“官道”与“人道”之间的矛盾，对官场人生与官场人士们的典型人格状态进行巧妙捕捉与精准把握，将其具体的官场命运、身心状态和人格变化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揭露呈现，剖析出“官道”与“人性”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体生命力被消耗，生命的本质意义虚悬，费力经营下生命终极意义愈发遥远的荒诞现实。“命运沉浮，全凭一只看不见的手，他只能在无可奈何的喟叹中顺应那只手的操纵”，一种具备生存感悟深度和心灵震撼力的荒诞意味在文本中对主人公官场命运和人格转换的分析描述中的得到生动呈现，王跃文创作的艺术境界其中的荒诞意味就是对社会内涵的剖析解读与世态人生感悟的精神深度追求相融合的显著体现。而在对这种审美的不懈追求中，使王跃文的作品超越了一般“官场小说”的表现内涵，而是形成了既有独到精神探索的审美境界，又具备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度，从而获得了文坛的推崇与认可，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声誉。
三、文化透视中的传承与突破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与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所诞生的传统小说有着广泛而持久明显的传承关系。而在题材的趋同性方面较为显著地得到了体现。《国画》这部长篇是他的系列小说中将“官本位”思想体现得最生动最深刻最淋离尽致的典型之一。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作者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作家写的只是“自己熟悉的生活”。[2]但是问题就体现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并不能和没有题材这一说法相等同。针对这一点，王跃文在《<；官场无故事>自序》中进行了自我阐述：“人们……偏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我便没法抵赖了。”作家还认为：
“我有一个不太高明的比喻，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实验，那么人就是实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古代官场小说与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相比，可以看出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在关键性情节的安排上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传承关系，例如《国画》中的主人公朱怀镜由副处长升至处长、副厅长，最直接最根本的的原因在于赠送给皮副市长一定金额的祝贺礼，而这种手法的运用在古代注明的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应用广泛，比比皆是。
王跃文的官场系列小说，对我国传统的官场小说又有着重要的创新突破之处，这种突破最主要的体现即在于对人性的关注之上。纵观我国古代的官场小说中对官场人物的表现和刻画，由于受到传统表现手法王志文前妻
、艺术技巧和作者自身所带有的主观局限性等多方面因素的诸多影响和束缚，较少有能够触及人物内心深处深层次的开掘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使得官场人物面貌、人物形象显得较为单一，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生活景观同样并不能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给予人性的关注则超出这些官场小说的水平，
充分体现了其自身的鲜明特，突出又鲜明的“人性”关注，成为其小说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所在，用他自身的话来说：“作小说是一件暴露灵魂的事”。而作者在小说中对小说人物所秉持的态度，也是其小说中引人入胜的部分，耐人寻味，同样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审视，穿越一幅幅官场生动图画去深入理解和把把握作品背后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创作意旨所在，从而更好地去理解作品、评价作品。张韧先生曾对其官场小说创作有过这样一段评论：“他写的官场气氛很足，很真切，很到位，那虚虚实实和倾轧角斗，在那谈笑间和饕餮之中我似乎闻见拳脚往来的拼杀声。小说有愤激有慨叹和调侃。”即是针对王跃文的小说“人性”关注这一鲜明特点的生动诠释。
王跃文小说的突破与创新，在生活实际感悟、感悟意蕴、精神人格以及反讽艺术的应用方面都得到了深入体现，无论是对于权力异化的批判、对于官场腐败的揭露，还是对于身陷官场各人等的刻画和展现等都表现得非常真实、客观，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关注了复杂的社会现实。尤其作品中对于现代官场中一系列知识分子的描绘，更是真实且深刻的体现出了作家对当前社会的关注、体认与思考，同时也漫溢着作者对人性的忧虑。
注释：
[1]段崇轩《官场与人性——评王跃文的小说创作》[J].小说评论，2001年第2期，第75—78页.
[2]王跃文.官场无故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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