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的12匹头马
作者:唐亮
来源:《商界》2015年第03期
作者:唐亮
来源:《商界》2015年第03期
“代工之王”郭台铭已经寻觅了十多年的接班人了,最后的谜底似乎到了揭晓前夜。
2015年2月,鸿海科技集团取消了每年一度的尾牙宴,此前,鸿海已经宣布分拆芯片封装业务。前者,被视为鸿海有意关闭外界窥探“接班体”的窗口;后者,被分析为郭台铭推进接班人计划的伏笔。
这场隐秘进行中的头马角逐,将产生未来执掌占台25%产值、在中国内地拥有百万之众的代工帝国掌门人。
最适合的那个人永别了
郭台铭是台商中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他一生雷厉风行,快意恩仇,一句洪亮的“他妈的”只骂给最亲近的人,口中一连串“总裁我”更是霸气外露;他有道德洁癖,对诚信上有问题的人一概甩之不理;他信奉“独裁为公”,讲效率不讲民主,加班熬夜比谁都多……高处不胜寒,郭台铭最合适的接班人永远只能是他自己。
郭台成比郭台铭小11岁。童年时,郭台铭常背着三弟去打弹珠,大哥如果输光了,三弟还会帮着大哥摸几颗弹珠回来以翻本。二人可谓兄弟情深。
与脾气火爆的大哥相比,郭台成为人亲和,处事谦虚低调,深得同侪喜爱。郭台铭也给予三弟非同一般的重视,将PCEBG(个人计算机嵌入式)事业其打理,其中包括惠普、苹果主机板组装等重头业务。郭台成把PCEBG做到独占鸿海销售的半壁江山,彪炳战功无人能撼。2004年,郭台铭决心发力鸿海一直以来并不擅长的渠道领域,但是各事业大佬无人愿意接招。这时,郭台成等于从头来过,建立CSD(通路服务部)。虽跌跌撞撞几年始终没有盈利,郭台铭仍破格将“部门”级别的通路服务部提升为“准事业”CISG(客户创新
服务),甚至亲身勉励员工:CISG凝聚郭特助心血,一定不能失败。(鸿海的组织架构分成三层,名称中三个字母的为“部门”,四个字母的为“事业单位”,五个字母的为“事业”。)
在这位三弟身上,经常让下属胆颤心惊的郭台铭始终保存着一份做大哥的温情。然而造化弄人,2006年初,郭台成被诊断出罹患血癌。
郭台铭倾其所有为弟治病,花费几十亿元新台币;亲赴五台山烧香叩拜,提前女儿郭晓玲的婚事来冲喜;甚至在2007年尾牙宴上炮轰美国只顾打伊拉克却忽视血癌研究……然而郭台成最终还是没能扛住,去世时仅46郭敬明取关少年之名岁。
痛失三弟,以及整个事业接班人的郭台铭伤心欲绝。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常悲叹钱买不来健康与亲情,在三弟周年忌日上边哭边嚎:“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只有苦劳没有功劳的事,我都叫你做,你也忍气吞声,你最能体谅我这做大哥的难处……”
——在大哥心中,三弟永远无法被替代。
2008年,郭台铭首次提出接班人三大要求:50岁以下;有能力运营年收入3000亿元大
公司,每年30%增长率;要有国际运作经验——这完全是比照其三弟设置的,甚至就连郭台铭自己也办不到第二条!
两批高管三老两新
鸿海接班人最重要的权力,就是承接郭台铭的财富分配权;能够胜任者,一凭业绩资历,二凭血管中流淌的郭氏血液。
严格来说,曾服务鸿海22年的二弟郭台强同时具备以上两点条件。然而,郭台强与大哥的风格过于格格不入了。大哥加班,他陪小孩看篮球比赛;大哥低调慎行,他与朋友组织赛车;大哥罚站高管,他与下属爬山……这些都难免会被严肃的大哥“抓包”,实在不如各干各的好。
1997年,郭台强离开鸿海,借大哥的旧厂房成立正崴精密。兄弟之间从此形成微妙的竞争关系,接班便无从谈起了。
剩下的“老帮菜”中,便是与郭台铭没有血缘关系的四大老臣:卢松青、戴正吴、游象富、徐牧基。
今天,鸿海以代工iPhone、iPad等明星科技产品而闻名;可在30年前,鸿海实际上是从不起眼的零组件起家的。卢松青与游象富共治连接器事业,徐牧基镇守模具事业,戴正吴则助鸿海拿下Sony相关订单。这些业务不是最赚钱的,却是鸿海从“制造”到“科技”跨越的关键。而执掌这些业务的老臣,形成了围绕在郭台铭身边的第一批顶层人士。
江山代有才人出。随着公司壮大,第二批高管崛起,与老臣们分庭抗礼。这批新人把持着鸿海最赚钱的代工业务——吕芳铭出身惠普,负责网通事业;蒋浩良曾任苹果电脑副总裁,由此也带来苹果公司滚滚财源,成为iDPBG(数位产品事业)的执牛耳者;简宜彬则是从鸿海基层干上来的高管,其负责过的计算机产品事业营收超过四大老臣事业总和。
2009年,郭台铭曾向公众暗示“苹果红人”就是接班人;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富士康便发生“员工丢失iPhone样机随后跳楼自杀”事件,连累苹果笔记本订单被广达抢走。勃然大怒之余,郭台铭对蒋浩良既惩又保,撤掉他事业负责人职务,改任董事长室特助;三个月后,事态缓和,郭台铭又提拔蒋浩良负责天马行步事业,发力3C渠道。这样一折腾,新人帮的翘楚蒋浩良暂时失去了进入顶层角逐的机会。
2010年,随着吕芳铭挤进董事会,鸿海形成了“三老带两新”的局面:郭台铭、卢松青、
戴正吴带领吕芳铭、简宜彬。事实上,由于第二批高管普遍比第一批高管年轻8到10岁,吕芳铭、简宜彬的赢面明显比老人们大。
错的时候错误的人
台湾《商业周刊》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郭台铭接班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已不是如何开疆辟土,而是如何维持鸿海事业负责人之间的恐怖平衡。事实上,无论是“三老”之一的卢松青,还是“两新”之中的简宜彬,他们都在对的时候遇到郭台铭,亦成就了彼此。可是,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蒋浩良易位后,钟依华接替执掌iDPBG,他是钟依文的胞弟,后者亦是鸿海事业负责人。钟依华上位后迅速稳固住了iPhone、iPod订单,这让郭台铭大喜过望,兄弟二人得以与郭台铭共同亮相2010年尾牙宴,一时风光无两。
仅仅半年之后,震惊中外的“富士康N连跳”便把鸿海代工模式推向“血汗工厂”的舆论深渊。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受制中国内地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提高,代工利润不断走低,富士康国际出现亏损。这也标志着代工模式在中国没落的开始。
危急关头,郭台铭亲赴深圳救火,带上的是IT老兵程天纵。
在鸿海的历史上,程天纵是一个略带有悲情彩的人物。他与郭台铭相交30年,却屡屡擦肩而过。在先后供职惠普、德州仪器后,2008年程天纵才正式加盟鸿海,不仅错过了代工模式的黄金期,而且还必须服从“三老两新”的稳定局面,始终没有得到什么施展拳脚的机会。
到深圳后,程天纵发挥了一位“工会主席”的作用,组织起了“爱心平安工程”、给员工加薪、减少连续工作时长,应付媒体的长短炮更是头头是道。更重要的是,他主导了富士康随后的成本压减。2011年,趋于稳定的富士康成功扭亏,郭台铭立即任命功不可没的程天纵为富士康行政总监。
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稳定。2012年,三星手机市占有率迅速崛起,严重挫伤了诺基亚、摩托罗拉、苹果等企业,也影响了为之代工的鸿海,富士康随之堕入深渊,巨亏3亿多美元,创下历史最差。
此时的程天纵,看对了形势,却估错了身板。他向郭台铭提议不要再受制于他人,应该
创立自有品牌搏一把。这相当于与鸿海整个代工利益集团抢食,矛头有意无意地指向了“三老两新”,更是对郭台铭坚持代工路线的否定。后果可想而知,2012年6月,没有任何回旋余地,鸿海对外宣布程天纵因身体原因而辞职。
钟依华则要“识趣”一些,他把问题归结于技术层面,努力提高良品率及质量控制。可是,iPhone 5这款史上最难制造的手机把钟依华的努力彻底摧毁,2013年返工量达到500~800万台,吃掉10~16亿元利润。很快,钟依华开始无限期休假,最后因个人原因辞职。
权力的高度集中、管理层的互相牵制已经成为鸿海发展的掣肘,加之代工模式的日趋艰困,程天纵也好,钟依华也好,都在错误的时候遇到了不那么正确的郭台铭,唯有抱憾出局。
分拆联邦与“太子”归朝
这样看来,鸿海新掌门还是会在新人帮的吕芳铭、简宜彬中产生。可惜,计划赶不上老大的心思变化。面对步入“中年危机”的鸿海,2013年6月,63岁的郭台铭决定作出改变。
郭台铭决心把鸿海事业升级为12个次集团,每个次集团独立扶持3~5家上市公司。
而打响头炮的,是老臣卢松青执掌的NWInG(网络连接产品)事业,从鸿海分拆后该事业将成立新公司FIT。
郭台铭此举,意在把鸿海从航空母舰变为航空战斗,每一个次集团都将诞生一位独掌一面的总裁,不同的次集团与母公司之间,是联邦与邦联的综合体,母公司掌握财务与专利。
换句话说,未来的鸿海将有12位次级接班人——郭台铭可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像自己这样百年一出的雄主,才能驾驭庞大鸿海所有的事业,同时也能轻易毁掉这个千亿帝国。所以,与其费尽心力寻“翻版郭台铭”作接班人,不如将公司分而治之、联之,他在母公司也还是那个“总裁我”。
2014年1月,郭台铭公开表示,“我最近常常要讲交棒给年轻人,但是我不能轻易退到第二线,不然明天股价就跌了。”
郭台铭口中那位“年轻人”可是已经55岁的卢松青?外界却开始把目光投向郭台铭的长子郭守正。
郭守正有着与父亲一样的狭长脸型,他的厚嘴唇吐出来的浑厚嗓音也具有明显的“郭台铭范儿”。然而,2004年结婚后,郭守正并未加入鸿海,而与妻子黄子容成立山水电影公司,其中作品包括《叶问2》。
但是,这些年父亲的辛苦,儿子并非没有看在眼中。终于,2013年7月,郭守正同意回归鸿海,操盘父亲旗下渠道公司三创数码,这是儿子给父亲的最大支持。
“太子”回归,是否意味着,他将成为鸿海未来12大次级集团的头马之一,或干脆被扶持为坐镇鸿海母公司的掌舵者呢?
风云暗涌。
一边是郭守正面对台湾媒体采访时首度表达了接班意愿。据说,郭台铭曾在内部会议上不止一次说过:“你要有战功我才能给,你没有功,我怎么给?”甚至一急起来,直言:“你这个人啊,怎么教不会!”
同时,鸿海分拆大戏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只只“小金鸡”正在被孵化。FIT之后,天津富纳源创公司的碳纳米管科技、胶材科技以及讯芯科技的芯片分装业务业已进入分拆调整
期。而鸿海旗下公司中最重头的富士康国际已经被更名为富智康集团,彰显着鸿海由“科技制造业”转型为“科技服务业”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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