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台湾美女作家林奕含自杀事件震惊了海峡两岸，引发的讨论从师生伦理道德问题一路牵扯到台湾统独的政治议题，林奕含自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自然值得关注，而她的文学书写和女性意识应该得到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林奕含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以其自身经历为蓝本，男主角李国华的原型是她所认识的一个老师，“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他也有个原型，……就是胡兰成。所以，李国华是胡兰成缩水了又缩水了的赝品，李国华的原型的原型就是胡兰成”。李国华与胡兰成“巧言令”，情诗、情话并非言有所衷，背叛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抒情传统。林奕含认为胡兰成“强暴小周，辜负张爱玲，可是他在自己的想法里马上就解套”，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文人应该的千锤百炼的真心，到最后回归只不过是食性也而已”。①林奕含“曾经是一个中毒非常深的张迷”，他将李国华与胡兰成相比，无疑是自比被背叛的张爱玲。自传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有暴露诱奸者猥
琐、忏悔自己付出的多重意味，显然有意模拟和传承张爱玲《小团圆》揭露自我、直面创伤、忏悔内省的书写方式和叙事意图。从林奕含的文学书写和呈现出的女性意识来看，将她纳入“张派”作家的女性谱系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张派”作家体制化的功臣是王德威教授。他通过1988年的《“女”作家的现代“鬼”话——
—从张爱玲到苏伟贞》、1992年的《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1995年的《落地的麦子不死——
—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1998年的《从海派到张派——
—张爱玲小说的渊源与传承》，以及2000年的《张爱玲，再生缘——
—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祖师奶奶”的功过》等文章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地跨两岸三地的“张派”作家的谱系，其中施叔青、李昂、苏伟贞、朱天文、朱天心、袁琼琼、萧丽红等台湾女作家占据了主体地位。台湾的“张派”女作家带着张爱玲“影响的焦虑”，努力摆脱对张爱玲有意与无意的模仿，逐渐各擅胜场走出了自己的书写之路。“张派”作家林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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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派”女作家及林奕含的文学书写
吴学峰
摘要：台湾美女作家林奕含的自杀震惊了海峡两岸，从她的文学书写和呈现出的女性意识来看，林奕含应该被纳入“张派”作家的谱系。张爱玲较早就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知道女性很难摆脱男权统治，文学书写能较好地结合独立决绝与世俗世故。胡兰成高度肯定女性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地位，能宽容看待女性的贞洁问题，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传统的男权思想。实际上，他只是力图构建礼乐乌托邦，为自己的滥情作合理的辩解，绝非独立而世俗的张爱玲所能接受。张爱玲去世前后，台湾“张派作家”都力图摆脱张爱玲
影响，呈现了或强烈或超脱的女性意识，结果自觉不自觉地落入了胡兰成的理论框架。林奕含没有像前辈“张派”女作家那样转向胡兰成，而是呼应传承了张爱玲《小团圆》的书写方式与语言风格，表达反击、雪耻以及警醒世人的意图。
关键词：张爱玲；胡兰成；林奕含；张派作家；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9）
1-0074-08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无锡开放大学。
俊颖认为，“进入九○年代，我要大胆定论张腔在台湾文学后继无人了”，“张派”作家的年龄层“最晚到一九六○年代便戛然中止”。②林奕含的横空出世否定了林俊颖的“张派”作家“到一九六○年代便戛然中止”观点，她的突然自杀似乎吊诡而悲怆地佐证了“张腔在台湾文学后继无人”的说法。
一、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与胡兰成的女性观
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己生命本体的特殊性和本质性的感知和体察，相对于男性意识而言，更有女性主体化、独立性、私人化的特点，彰显出女性的切身感受、思维方式与话语性质。探讨林奕含的文学书写与女性意识，必须考察台湾“张派作家”书写转型，及所呈现的女性意识的发展延衍，更无可避免地要追溯到张爱玲女性意识和胡兰成的女性观念，并在此谱系中寻林奕含的思想脉络、书写意义和文学定位。
张爱玲的早期文学书写就体现出了强烈而独特的女性意识，圣玛利亚女校时期的习作《霸王别姬》就是一篇特别的“杀夫”的宣言。文中的虞姬已经跟随项羽征战沙场十多年，一直把项羽的胜利与痛苦当作是自己的幸福和悲伤，但当虞姬独自一个人时，就不由得思考起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目标，觉得自己仅是项羽“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即使项羽获得胜利，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和“终身监禁的处分”，“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③虞姬意识到这场楚汉战争只是属于男性的项羽，而不是女性的自己，自己处在男性的附庸、社会的边缘的地位，如果要实现个体的人生目标与生命价值，必然会与男性霸权发生冲突。因此，虞姬心中升腾起“杀夫”的念头来，想象帐篷上悬挂的佩剑掉下来刺进项羽的胸膛。当然，虞姬不可能突破传统女性局限“杀夫”，但也不再愿意继续做项羽的影子和回声，当然也无法逃避战争，只能主动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收梢”，即拔剑自刎。少女张爱玲独出心裁的重写，折射了鲜明成熟的女性意识，也呈现了传统女性难以摆脱男权而独立的无奈。
林子萱 刘至翰
张爱玲的《霸王别姬》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民族革命者认为，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是分不开的，只有民族战争与阶级革命成功，女性才可以成为真正的独立主体。张爱玲借虞姬的思考和自杀，传达了对这种观点的悲观与怀疑，此后她主动避开政治与宏大叙事，也不再书写“杀夫”或“自杀”的女性。这并不意味着她放弃独立的女性意识，只是她清楚地知道女性很难摆脱男权统治，从而不去鼓动女性脱离生活实际，去追逐所谓的身体自由、婚姻自主等现代女性权利。她将目光投向走到楼上去的、忙于生存的世俗女性们，描绘那些需要依靠男性才能获得更好生存的女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出身中产之家，却由于战事，连学费都成问题，只能到欢场陪客赚钱。《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离婚回到娘家后，被兄嫂榨干积蓄遭到了嫌弃，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所以费尽心机地抓住范柳原。《金锁记》中曹七巧嫁给残疾的姜二爷，这桩婚姻表面上由兄长做主，而姜家的世家地位、财富对七巧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文学形象总是存在着作者思想意识的投射，张爱玲与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这些女性不像虞姬那样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张爱玲也没有让她们在地位上沉到底，她们在生存基础之上也有着对真爱的渴望，尽力保护着自己的自尊心。《小团圆》是晚年张爱玲的作品，也是她的自传小说。女主人公九莉可以基本视为张爱玲本人，邵之雍的原型则是胡兰成。九莉狂热地爱上邵之雍，把自己地位摆在低微的位置。她赚的钱不够用，也多次接受了邵之雍的资助。张爱玲在与胡兰成交往时认为，“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的权利”。④这种依附男性的观念，也就是葛薇龙、白流苏、曹七巧等女性的世俗想法。九莉面对邵之雍的背叛，确切知道无望独有爱情时，就不再像葛薇龙、白流苏、曹七巧等女性的犹豫不决，坚决地
还钱分手，与邵之雍不再纠缠不清。九莉曾有过“杀夫”的想法，然而觉得为邵之雍“坐牢丢人出丑都犯不着”；⑤她也有自杀的念头，不过自己死了之后邵之雍也必然有一番唯美华丽的解释，“认为‘也很好’，就有一团祥和之气起来”，⑥便熄灭了自杀的念头。此时张爱玲书写产生“杀夫”、“自杀”念头的九莉，脑海中应该会浮现出少作《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形象，再次呈现了她长期隐藏起来、不愿大肆表现的独立的女性意识。张爱玲是虞姬和曹七巧等世俗女性的结合体，她的女性意识独立而不激烈，沉默柔韧中带着坚硬，世俗平凡中透着决绝。
胡兰成辜负了张爱玲等女性的情感，在自己的文学书写和理论体系中，却把女性摆在了很高
也很特殊的位置上。首先，胡兰成认为史上是女人始创文明。女人与太阳同在，是太阳神。在新石器时期，女人感悟了“无”，发明了天文、音乐、数学、田稻等等，开创了文明。此后，男人将女性发明的东西演绎成了理论学问，于是女人就不是太阳，由阳位变为阴位了。女人美感受到男人理论的压抑，反过来理论学问很难得到美感滋润，也逐渐失去活力。胡兰成呼吁女性要再做太阳，复兴美感，给理论学问以新的生命与形式，“来担起这时代”。⑦第二，胡兰成对女性贞洁的态度相对宽松开放。胡兰成以拓跋魏的文明皇后为例，认为她以汉文明教化北魏，“于汉文明与胡人的分际干出一番大事业”。⑧文明皇后有爱宠，但没有忘记死去的文成帝，也不是同时爱几个男人，又不嫉妒、不破坏爱宠的家庭，不妨害彼此的人生态度与日常生活，所以在贞洁方面没有需要抱歉的地方。胡兰成将文明太后与晋贾后、唐武后作了比较，认为前者行为属于恋爱，没有改变贞洁，后两者只为淫乐，自然与贞洁无缘。⑨他甚至认为，
文明皇后即使同时爱着两个男人也不影响贞洁，相反“可以非常好。因为凡她所做的，皆有着天地清旷，人世风景的壮阔”。⑩第三，胡兰成认为女性的美与贵气来自于民间。胡兰成对中国民间高度投注了审美乌托邦的价值向度，11〇认为民间有着活泼而旺盛的生命力，“村落人家也有现世的华丽”，耕田樵採之辈也是“慷慨有礼义”、“条达洒脱”。12〇中国女性的美自然也是来自民间，如《陌上桑》的秦罗敷，《羽林郎》的胡姬，有着怡淡深静的动人。从贵族来说，文明皇后喜爱皇上，有如民间女性喜欢自己的丈夫，与情人恋爱如同平民的喜气与真诚，“她的宫中行事，亦是帝王之家而有街坊人家的日常人意”。13〇文明皇后的美不是因为地位尊贵，而是在于她能与民相亲、回归民间。在胡兰成的笔下，中国民间蕴含着清洁喜气，王与民、贵与俗、仙与凡本质相通，民间女子带有超拔的气质。比如他眼中的张爱玲“其人如天”，“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14〇完全成为一尊女神。
胡兰成肯定女性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地位，不苛求女性保持传统贞洁，对民间女性美独具慧眼，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传统的男权思想，甚至还有呼吁女性自主、性欲解放的意味，颇有现代女权主义者的姿态。然而，他拔高女性地位是有限制和附加条件的。他寄望女性开启新的文明，也指出“女人是花，而男人是光，女子的美好要男人的光来照耀”，15〇必须依靠男性来打天下。胡兰成主张的女性身体自主是基于女性个体对文明的领悟和开创程度，符合条件的才可以贞洁和身体自主兼得。至于胡兰成眼中民间女性的美还是来自于对传统礼仪的遵从。他不知道母亲的名字，“胡村人是男人有名字亦不传，何况女人，我母亲只是胡门吴氏。胡村人是好像皇帝后妃，只有朝代年号，名字倒反埋没”。16〇庶母讲究礼仪，“箱子
里女子的衣裳不可放在男人衣裳的上面，男人的贵气是生在女心的喜悦”。17〇可见，胡兰成的女性观并非女性主义观念，而属于他基于自我发明的“自然五大基本法则”之上试图重建的礼乐文化，男尊女卑也是其中之义，虽然他辩称为“男尊女美”。18〇同时，他的女性观没有经过严谨科学的论证，内部存在诸多裂缝，这些裂缝反而为其清嘉婉媚的语言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增强了其学问体系的弹性，加上尊重女性自主的表象，对女性来讲具有极大的魅惑力。当张爱玲深入了解胡兰成，才会洞悉他构建女性“大观园”的理想：男性尊重女性独立的主体地位，不介意女性贞洁，那么，男性滥情自然也不是放纵与移情别恋，而是真情流露、温柔缱绻，无可厚非；反过来说，不管男方如何风流，如果女性始终坚守民间礼乐，保持贞洁且毫不嫉妒，更显贵气和大度。面对胡兰成对女性的拔高，张爱玲有着现实的世俗意识；面对胡兰成构建女性“大观园”的理想，张爱玲却又是独立的女性，所以张爱玲独立世俗的女性意识决定了她不会附和胡兰成谱写的“男性狂想曲”。
二、“张派”女作家的书写转型
与女性意识流变
在张爱玲去世前后，“张派”女作家纷纷寻求题材突破、书写转型的路径，发出了避开或超越张爱玲的呼声。李昂在《中国时报》举办的“告别张爱玲座谈会”（1995年9月24日）上，希望包括自己在内的台湾女性作家要着眼本土“伟大的题材”，今后才能避免张爱玲的影响，不要“继续钻张爱玲小说的死胡同”。19
〇本土女作家萧丽红着力淡化张爱玲对自己的影响，“有些人还说《桂花巷》就是去跟张爱玲的什么什么学的，那我们台湾就不能有这样的女子？当然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一定都看过她的书。其实我看过的也没有几本，我现在家里没有一本她的书。就是之前少女的时候我可能看过，二十岁看的，三十岁以后我就没有再看她的书了”。20〇台湾张派作家最主要代表、胡兰成嫡传弟子朱天文则拒绝出席一些纪念张爱玲的
座谈会，更是提出了“叛逃张爱玲”的说法。21〇李昂一直被视为台湾新女性主义作家代表，细察李昂的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她在文学题材选择以及女性人物塑造上与张爱玲颇有相似之处。如《花季》中性压抑的高中逃课女生似乎是《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女性化；《人间世》中对性无知的“我”就是《沉香屑·第二炉香》的女主角愫细；代表作《杀夫》中迟钝的林市颇似《怨女》里遭受冷言冷语的寿芝。随着岛内解严、解禁，李昂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把唤起女性独立意识作为己任，逐渐成长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从《迷园》开始，李昂小说书写将女性情爱与政治结合起来，但是朱影红、林西庚之间的情感攻守无疑是白流苏与范柳原斗智算计的重写，因为《迷园》“开始写的最基础出发点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要表现出那种所谓的decadence”。22〇“带贞操的魔鬼系列”小说创作于张爱玲去世的1995年，是李昂真正意义上告别张爱玲式的标志。《北港香炉人人插》是系列小说中的代表作，女主人公林丽姿原本希望能善尽一个女人的职守，主动用自己的身体参与政治，以性与爱抚慰在民主运动中打拼的男人，反而被嘲笑为“北港香炉”。民主运动成功后，男人都介意她的贞洁问题，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她。张爱玲在少作《霸王别
姬》中就质疑了革命胜利会必然带来女性身体解放的观点，因而“走到楼上去”；李昂不再依照张爱玲的路线，坚决走向反抗男性霸权的道路。林丽姿后来干脆就以身体作为赢得权力的策略，其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如此一来，男性为了提升政坛地位，反而要主动接近林丽姿，她则由普通“公共厕所”变成了“豪华公共厕所”。那么，女性身体自主、性的解放本来是反抗男权的途径，却也成了男性风流滥情、获取利益而免受谴责的依托。林丽姿参与政治，打出一片天地，正符合了胡兰成对女性的寄望，就胡兰成女性观看她身体的自主与解放，自然不存在贞洁问题，完全可以理解宽容。林丽姿大胆的情欲表达从小说中突显出来，消解了李昂以女性主义者的姿态质疑嘲弄男性的政治“正确”的本意，具有了暗讽女性政治家的意味，因而导致了她与陈文茜的舌战。李昂近作《路边甘蔗众人啃》中的男主角陈俊英曾为民主而身陷囹圄10多年，认为“台湾人欠他，台湾女人也欠他”，所以多睡几个女人也是天经地义。陈俊英周旋于不同女人之间，不禁让人联想到胡兰成，他们都得到了多位女性的崇拜、怜惜和支持。李昂意在嘲讽戏谑男性身体的衰败、脆弱的
内心，以及对权力的贪婪，但是多位女性心甘情愿、飞蛾扑火般地献身，是女性投身政治、解放身体的结果，也是胡兰成构想的“男性狂想曲”。李昂自觉避开张爱玲，却不自觉落入了胡兰成女性观的框架之内，这可能是她始料未及的。
常与李昂一起被划归为“新女性主义”作家，“张派”苏伟贞、袁琼琼分别以《沉默之岛》、《或许，与爱无关》摘掉“张派”的帽子。《沉默之岛》里的两个女主角晨勉都不介意贞洁问题，她们通过与男人的情欲
流转来寻求爱情，试图走出传统女性身体的“沉默之岛”。《或许，与爱无关》里的中年女性丽至面对丈夫的出轨，通过网络交友、虚拟性爱来释放自己的情欲，逐步摆脱了男权的约束，最终在现实中与情人见面，这一切“或许与爱无关”。两位作家无疑呈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以女性身体与情欲的书写来挑战传统的男性意识，但又不是控制男性的“女权中心论”。袁琼琼认为纯洁是一种“直接面对自己的初心，不掩饰，也不做作的表露出来”，所以男人同时爱着多个女人，也可以是“纯洁的男人”。23〇这与胡兰成女性观的本质相通一致。
萧丽红的第一部小说《桂花巷》被认为是“台湾乡土版《怨女》”。24〇小说女主人公剔红精明能干，自愿嫁入富贵人家，掌握大权后心理逐渐扭曲，压抑情欲又虐待儿媳，最后孤身一人至死，“明显是以《金锁记》、《怨女》的七巧、银娣作原型的，只是把背景移到传统台湾社会来”。25〇事实上，萧丽红的女性意识受到胡兰成的影响更深，她在朱西宁家上过胡兰成的课，创作《千江有水千江月》过程中，与胡兰成多次书信讨论，胡兰成过世前一天还写信给萧丽红。26〇《千江有水千江月》书写了台湾淳朴洁净的民风，塑造了一批纯美的民间女性形象。大妗在丈夫生死未卜情况下，一心一意侍奉老人养育子女，当丈夫另娶日本妻子回家，她心无芥蒂，以礼相待；二姨与贞观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心中依然把丈夫放在重要位置；主人公贞观与大信心有灵犀，敬重有礼，最后分手没有愤恨，只把失恋视为生命的蜕变。大妗、二姨等女性“对事情都有一种好意，是连剪一张纸，折一领衣，都要方圆有致，都要端正舒坦”，27〇诠释了胡兰成定义的民间女性的贵气和华丽，布袋镇无疑是胡兰成理想的礼乐之邦。萧丽红是以拥
抱胡兰成礼乐理念、化用胡兰成语言的方式，来摆脱对张爱玲的模仿。随着台湾威权统治走向尾声，萧丽红的笔触也延伸到了政治范畴。《白水湖春梦》以“二·二八”为故
事起点，讲述白水湖儿女们经历的政治劫难与情感纠葛，小说没有了《千江有水千江月》中幸福自在的女性形象。萧丽红注意到了女性的痛苦，以及感情世界里男女的差距，她用佛理来解释历史悲剧和情感痛苦，在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中为女性寻救赎之路。政治受难者家属黄润夫人和素却能坚忍持家，相信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春枝看透了情感背后的苦痛纠缠，为了成全苍泽的未来而忍痛分手，无情也是一种相知；铁梦于失恋煎熬中得到月塘师父的开示，愿以一身受负万劫大苦。这些女性没有强烈的女性意识，靠忍耐宽容来消解政治、情感上的伤害，获得圆满，完全是胡兰成对民间高贵典雅女性的想象与描述。可以说，萧丽红将胡兰成的礼乐乌托邦转化为乡情佛理兼融的人间净土，并重建为宗教乌托邦。
朱天文从十二三岁就开始阅读张爱玲作品，文学书写有意识地模仿张爱玲风格。随着胡兰成入住朱家，朱天文得以近闻謦欬，面获亲炙，作品能够做到张爱玲、胡兰成兼修，形成了所谓的“张腔胡语”。胡兰成鼓励朱天文等“三三”士不要满足于做个文学家，要做立国兴邦的“士”，但从朱天文小说来看，大多以书写日常生活、男女情感为主，笔下的女性如张爱玲小说中世俗的女性形象，弥漫着苍凉的基调，并没有摆脱张爱玲的影响。《伊甸不再》中的甄梨见到电视台导播乔樵“感觉自己一点点低、低、低到尘埃里去”，28〇语言和感觉都移用了张爱玲见胡兰成，“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29〇《炎夏之都》中的岳母面对大儿子将二儿子砍死，心痛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地把日子过下去。《世情》中的必嘉母亲常叹
做女人的苦经，但还是忍了嗜酒耽、仗义疏财的丈夫一辈子；必嘉、阿粲曾热烈追求爱情，面对男人的薄幸，只能选择独自逍遥，自求多福。从《世纪末的华丽》开始，小说中胡兰成的元素越来越多，模特米亚相信“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与之重建”，30〇这显然化用了自胡兰成的女性观点，而“米亚同意，她们赚自己的吃自己的是骄傲，然而能够花用自己所爱男人的钱是快乐，两样”，31〇明显是张爱玲的恋爱观。朱天文真正离开张爱玲是《荒人手记》的发表，小说主人公小韶是个男同性恋者，不再是世俗的女性形象，他以肉身布施，抚慰了多位男同性恋者的灵魂，无疑是个情欲道场的“肉身菩萨”。小说赋予了小韶“雌雄同体”的灵魂，避开了女性主义的约束，在所多玛的废墟之上化惊险/欲为惊艳，将胡兰成的礼乐乌托邦转变为情的乌托邦。32〇待到《巫言》，朱天文化身为隐居都市、置身世外的女巫，将视线与言说中的日常点化成为“巫时”、“巫事”、“巫途”、“巫界”。她以“文字炼金术”打下了自己的“江山”，挤走了如幽灵般徘徊在头顶的张爱玲，跨过了性别意识，“为胡兰成老师回一处超越成败是非、可等待的历史起码安居之地”。33〇
“张派”女作家避开和超越张爱玲之路，有意无意地通向了胡兰成构建的礼乐乌托邦，她们流变的女性意识逐渐契合、诠释了胡兰成的女性观，无论是身体自主，还是隐居成巫，都没有完全跳开男性构建的圈套。
三、林奕含的文学书写与女性意识
台湾“张派”女作家逐渐克服了张爱玲的影响，变成了曾经的“张派”，无论是情欲自由、身体自主的主张，还是人间净土、肉身辗转的书写，都不再像张爱玲一样耽于荒凉时代与庸俗人情的描绘。她们女性意识或强烈或超脱，有意或无意地落入了胡兰成礼乐理想的彀中，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男性的狂想。兼之台湾自解严以来，妇女解放运动与“新女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某些女性已然站在了政治权力的高端，这些表象似乎宣告台湾的女性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江山”、“乐园”，获得了生命主体的大欢喜。林奕含的自杀显然反讽、震动了女性主义华丽绮靡的“乐园”，揭示了台湾女性光鲜表象之下的盲点。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林奕含以自己的情感经历为蓝本，主要叙述房思琪被家教老师诱奸而不被社会理解的故事，也穿插着同样被诱奸的郭晓奇，以及遭受家暴的伊纹等女性的不幸遭遇。林奕含与前辈“张派”女作家不同，她毫无“影响的焦虑”，不但没有避开张爱玲，反而有意比附张爱玲的情感经历，呼应和传承张爱玲《小团圆》打破线性叙事结构、挖掘真实自我的书写方式，并通过小说语言的模仿和复制传递出心绪的变化。房思琪曾爱上了李国华，如同九莉爱过邵之雍。李国华“深目蛾眉，状如愁胡，既文既博，亦玄亦史”，34〇在少女房思琪眼里闪烁着神圣的光芒，“头发背着一身的光，边沿和衣服的毛絮被灯光照成铂的轮廓，还有胁下金沙的电风扇风，他的面目被埋在阴影里看不清楚，像伊斯兰教壁画里一个不可以有面目的大天使”。35〇《小团圆》中，九莉狂热地喜欢邵之雍产量惊人的散文，“他在她这里写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