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性与罪
作者：***
来源：《记者观察》2011年第06期
        1973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二中学的朱大可参加了在操场上举行的一场流氓犯宣判大会。
        台上那个外校高年级男生，偷看了一本叫《》的淫秽手抄本，在这本坏书的影响下，开始追求自己的亲，想仿效书上的情节耍流氓。他的不从，哭着把他告到了派出所。这个男生被派出所抓去后打了一顿，又放了出来。但是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到亲人，在肚子上捅了一刀。
        学校的大喇叭，用义正言辞的声音宣判：“死刑”。而台上的男生居然没有一般死因临死前的惧怕，相反，他的眼光不时睃往台下，大约是终于到了自己的熟悉的而孔，他呲着牙笑了。他已经被各所学校的大喇叭宣判过多次“死刑”，只因没有完成各校示众这一“使命”，才一直没有拉去毙。
        37年后，当这个案件再次被提起时，作为研究者，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皮艺军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被判死刑的中学生当时是否已成年?他是十几岁?
        罪犯被带走，台下的受教育者们，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光后，再也无法回忆起这个高年级学生被“宣判”时是不是已成年，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他的蛆在被捅一刀后，是生是死?唯有案件本身和那本被一提再提的犯罪根源——《》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那个时候的“流氓们”
       
        《》第一次传到朱大可手里，是1975年。这时，他已高中毕业，进厂当了青工。他在偷看这个小薄册子时，特地在外面套上毛选的红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怀疑。
        那本至今没有作者现身的手抄本，在当年，大约有上亿人阅读、传抄过。但谁敢承认自
己看过《》呢?那个时代，凡是被抓住看了《》的人，都被沦为有“流氓”之嫌。
        在上海，市民一赢习惯于用西式的发音来表达一些内容用汉语不太容易表达的内涵，比如，用“来赛”这个发音(Lasses，原意小)指代类似发育成熟、行为开放的女性或女流氓，用“马格”这个发音(mug，有脸、嘴、抢劫、流氓等含义)表示男流氓。
        在那个禁欲的时代，“流氓”一词在中国有着过于广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国，同性恋也是“流氓”。朱大可隐约听到人们悄悄耳语，某某人是个流氓，他“吸精”!
        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后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艺军此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当预审员，他回忆说，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他，百分之百都看过《》。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
        “当时中国还没有犯罪学的研究，在没有列照组数据的情况下，就用这种线性思维。其
实这种判断并不正确”，皮艺军说：“那时候没有人对未犯罪的少年进行调查，统计一下有多少男少女看过《》，所占百分比是多少，就直接把《》当作影响犯罪率的因素”。
       
        姚文元的“扫黄令”
       
        一般情况下，如果未发生刑事犯罪，《》的“读者们”大都能安全地“潜伏”着。岂料刚进入1975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就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就是《》，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
        《第二次握手》是被当作“”来追奄的。这一年1月7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嗣山插队的知青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了呢?
        姚文元是在1974年10月的一份“内参”上看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消息的。他来这本书看了一遍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在他看来，《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动，里面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它还歌颂了周恩来!这本书是一定要彻底追查并销毁的。但是又不能打着政治反动的旗号来追查，那就等于挑明要反对周恩来。于是，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成为追查理由，将其定为黄书籍，在全国以扫黄的名义追查，这样就明正言顺了。
        张扬入狱以后，并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广泛手抄传阅，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说。那时候，中国主流文坛上只有“一个作家”：浩然，塑造出没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第二次握手》当然是一本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手抄本，而《》可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算是“”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为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
        1975年的法庭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你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的心》是一样的，”“《少女的心》是，《归来》是”。这个“”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一个县城的追查
       
        1977年，李万盛任四川邻水县公安局治安股股长。邻水县位于华蓥山东麓，如同那个年代所有偏僻的小县城一样，闭塞而保守。在这年年底的一次公安局例会上，领导安排工作时提到现在有青少年传看黄手抄本的动向——当时公安局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手抄本。这项工作是公安局领导参加上级公安机关召开的一次普通的工_作会议上带回来的。
        治安股长李万盛将这一工作安排给各街道、居委、办事处，希望这些基层众组织能够协助工作。
        一个多月后，二街道办事处的杜华珍主任向公安局反映，她的辖区里有几个男女初中生平时说话和表现有些异常。通过进一步了解，发现他们几个人在秘密传抄《》。
        因为尚未形成治安事件，所以李万盛没有安排公安出动，而是让社华珍了几位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别和这5位学生谈话。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是否通知学校和家长，李万盛认为这是关系到学生前途的一个大问题。考虑到学生对学校教育的逆反以及面临的压力，李万盛选择了低调处理。
        1977年冬至1978年初春，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邻水县结束了一次扫黄工作。县城里只发现这一宗传看《》事件，而农利区域一宗也没有发现。
        33年后，李万盛刚艺这次追查工作时，很是欣慰：“通过后来多年的跟踪了解，这5位学生成长都很正常”。
       
        传遍全国
       
        进入1980年代，查抄《》仍在继续，但烈度小了很多。查抄的主力已经从公安局变成了学校。
        当年在湖北某中学上初二的陈卫东，还记得1983年的一次全班大搜查。那是下午最后
一节课，他焦急地盼望放学铃响。家里枕头底下还藏着一个手抄本，马上就该传给下一位排队的同学了，他得赶在家长下班前再看一遍。
        当盼望已久的放学铃声响起时，班主任走了进来。
        班主任叫大家把书包里的东西统统倒到课桌上，他要挨个仔细检查。陈卫东此时不由得大呼幸运，多亏没把书带到学校来!天黑的时候老师才检查完，放学生们离开。过了两天，他才知道那天是全校大检查，查的就是《》。
        在绵延十几年的时间里，《》几乎传遍了全国。1980年代，除了手抄本，它还以录音磁带的形式渗入校园。辽宁省某重点中学学生刘宏锋，在初中时听到过一盘不知哪儿传来的没有名字的卡带。
        无数看过《》的“陈卫东”和“刘宏锋”，像他们的同龄人一样，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生活忙碌而安详。再次提到《》，他们说，算是一本性启蒙读物吧，只是过于极端，没有理论只有感性。
       
        改头换面
       
        学校查过书包之后，陈卫东再也不敢看手抄本了。他们又喜欢上了明星画片和电影里的女特务。很多同学都把电影画报上的国民党女特务小剧照撕下来放在塑料日记本封二的透明处。女特务长头发、船形帽，使他们觉得很刺激，能直接引起生理反应。
        这时同学中间又流行起著名妇科专家编写的“新婚性知识”。于是，全校都开始传看登有“新婚新知识”的杂志和书籍——这下不用手抄了，因为是公开出版的。陈卫东还记得书店能买到的这类书一毛七一本，但书名已经忘了。事实上，自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医生《新婚性卫生》这篇文章刊载于1980年《科学画报》第1期之后，中国的性禁区已慢慢打开。1985年胡延溢医生的《性知识漫谈》由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此后，书店里开始公开出售与性有关书籍。
        在电影《孔雀》中，20来岁的也想看这种书，她唯一的途径就是到县新华书店去买那本《性知识手册》，自己不好意思去买，就让十六七岁的弟弟高卫强帮她买。她托卫强去
买书无法说出口书的名字，于是有了这样一句经典台词：“我要本书，两毛四，粉红皮，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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