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的贵族”张伯驹
作者：朵渔
张伯驹，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与红豆馆主溥侗、袁寒云、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民初，曾游走于军人幕，投身金融业，后致力于写诗填词。1949年后，更是担任了一大堆琴棋书画的理事、会长、委员、顾问之职。京昆名票，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张伯驹将其收藏的部分文物捐给了国家，以求免灾。这些文物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见章诒和《君子之交》）皆非俗物，实在是了得！
张柏芝的儿子章诒和在《君子之交》一文中记述了张伯驹一件好玩的事情。解放后，好玩又好古的张伯驹看上了一幅古画，意欲得之，但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委员已非彼时的张公子，他虽担任了众多理事、委员之类的职务，但均系虚职，并无实惠。夫妻两人的工资应付日常开支和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亦难维持，再想拿出钱来收藏古玩，似乎有些不自量力，败家子习气。“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
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好玩吧。这才是大家族里出来的真正的玩主。玩主是不管所玩的东西有用没用的，他也不管钱够不够。一说钱，那就俗了。在真正的玩主眼里，钱财以及与此有关的东西都应遭到鄙视。如《奢侈与资本主义》的作者维尔纳•桑巴特所说，考虑金钱问题和平衡收支都被视为庸俗的事情，而将它们留给管家。“在购物时考虑是否为自己的财力所能及，那是一种小店主作风”。对真正的大家族来说，即使是那些遗老遗少们，也对“小店主作风”充满了鄙视和不齿。当黎塞留元帅的孙子将黎塞留先前给他的一个装满钱的钱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他时，黎塞留元帅一把将它扔到了窗外。
说得讥诮点，张先生的行为算是一种高雅的爱好，人生的享受，贵族的格调，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为我们民族保留了不少好东西。珍宝藏在有钱人家里。若背性从习，委心逐物，利令智昏，则是一种奢侈，玩物，孟子所说的“失其本心”。用桑巴特的话说，奢侈就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而哪些才是必要的呢？“分我一枝珊瑚宝，安她半世凤凰巢”，对穷人必要的，富人也许会弃之如敝屣。伊壁鸠鲁提倡极俭，他对人的饕餮之心充满警惕，“在消除了匮
乏的痛苦之后，实际上清茶淡饭与丰盛宴席给人带来的快感是相同的。”而孟德斯鸠却说：“奢侈绝对有其必要，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多余，却很有必要。”这是伏尔泰的名言。
贵族是什么意思？那不仅仅是气质上的优雅、骨子里的优越和生活里的优裕，贵族不仅仅是一种身份和地位，更是一种人生态度。贵族首先代表一种生而为人的尊严，任凭历史的洪流如何冲刷，真正的贵族不会随波逐流，他们有自己一贯的态度，“只向内心求生活”，能在洪流中树立起自己歪斜却从容的身影。贵族表达一种教养精神，一种传承的态度。《君子之交》中所描述的张伯驹背着双手徒步去吃西餐的情景一直让我动容。这个老派的贵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天生厌恶粗俗，乐于献身于一种“优雅趣味”。秉受一种优裕的传统教养，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离开那些老派贵族的作风与趣味太远。收藏，玩古，玩票，玩洋，他寻求那些稀有的、未被大众趣味糟蹋的玩法，且每玩一样，都要达到一个贵族的最高极致。在不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会降低，也不会取消早点和下午茶。他的姿态要么倨傲，要么厌倦，甘做一匹瘦死的骆驼，架子丝毫不倒。真正的贵族心中必有大爱，爱人，爱己，爱物，并“依靠那种已经融入某些物品和个人风格之中的爱来滋养自己”，爱的风向标指向内心。真正的贵族，常常能够超越具体的功利目的，具有某种天然的自由精神，而这恰
恰是新式体制人物所缺乏的。
在时代面前，最后的贵族如恐龙般消失，贵族之不存久矣。在那个贵族苟延残喘的时代，人性恶被重新唤起，影响延续至今。不管是“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还是奢侈，“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桑巴特语），有一个价值观念是应该确立的：应该尊重他人选择生活的自由。有人觉得张伯驹一生活得很精彩，有人觉得他浑身充满了不良的遗老遗少的气息。而我们评判他人生活的权力又来自哪里？在我们大多数人心底，似乎都有一种隐秘的“仇富”心理，人之常情，但应学会理性行事。孔夫子阅人无数，也只是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和“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者看不惯，说他们“难矣哉”。夫子爱人如己，敏事慎言，这才是大国民的风度。
（选自《说多了就是传奇》/朵渔/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