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以报刊资料为核心，梳理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我国朝野对海权的认知历程。介绍了二十世纪初期以前国民的海权意识与西方海权观念的传入。对于海权的认识：海上力量：以海军为核心;海上权利：以“渔权”为核心。国民的海权意识发展，初步觉醒——力争海权的实践。20世纪初期西方海权传入中国，中国的海洋意识有了近代化含义：海权理论通过报刊引导着国人，在了解海洋的同时，海权意识逐渐觉醒，并推动国民不断展开维护海权，维护国家主权的实践活动。
【关键词】 国民;海权;认知;发展;实践
一、20世纪初期以前国民的海权意识与西方海权观念的传入
1890年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海权理论的正式形成，该书受到了西方各国的广泛重视，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流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近代化国家，在甲午战争以前的海权意识是在海疆危机的刺激下产生的，其内容以海防为主，没有近代化含义，且意识比较薄弱。《亚东时报》是1900年3月日本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刊，该报于1900年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探讨了“海上权力者不特随海军强弱，亦与其国商务航海有大干系。商务航海不待海军而始盛，海军赖商务航海而始兴。今就古今历史，考海上势力消长之源。约得六大端如下：地理、地形、广袤、人口、民性、政府。”[1]此外还刊载了一篇《论地理有干系于海权》的文章，专就英法荷美西诸国海上成列而论述地理有干系与海权之消长。[2]这些文章使得“海权”以“海上权力”的形式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但此后的两年里，各报刊并没有出现“海权”一词，仅有对英日等国海军的些许关注，例如1900年《清议报》第65期报道了英国兵制改革之声喧于全国的消息。1902北京出版的《经济丛编》第19期翻译并刊载了日本开借国债、扩张海军，拟定添造大战甲船、向英国购买铁甲舰的新闻。1903年后，“海权”才在近代中国的报刊上频繁出现，报刊的宣传使得中国国民对海权的认知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关于近代报刊中的海权似乎并没有太多研究。①笔者主要想通过报刊资料中的海权反观国人对海权认知的歷程。
二、对于海权的认识
（一）海上力量：以海军为核心
1903年曾在上海震旦求学，并有过旅日留美经历的梁启超胞弟梁启勋，于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他不仅强调了海权的重要性，还提出海权竞争即商业航路之竞争、通讯机关之整备、海军力之竞争。[3]此后“海权”一词频繁出现在国内各报刊上。随着报刊的刊载传播及我国海疆危机的加深，国人对海权的理解从海军延伸到以轮船战舰为代表的陆上势力及以飞机为代表的海上势力。
就海权与海军来讲，很多报刊对西方各国海军势力甚是关注。《南洋兵事杂志》翻译并刊载了英国露西野郎所著的一篇论说于国民评论报的文章，其大旨是谈论东西两半球海军力均势的变动，以催促世人注意。[4]从侧面反映出国人认为海军即海权的初步认识。此外，湖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游学译编》月刊于1903年刊载了《海权消长始末记》，此文章对西欧海权势力的发端、西班牙荷兰英法四国的海权之争及势力兴衰作了阐述，强调海权与军舰实力精密相连，并通过英法俄三国的军舰数来比较它们的海权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随着各国科技水平的提高，飞艇飞机的产生及发展，空中势力逐渐纳入海权的范围，并且逐渐成为衡量一国海权的重要因素。《协和报》于1916年翻译了美洲的科学杂志的《空中势力与海权》一文，指出“飞艇飞机之种类月异，而岁不同航行空中。空中势力者即因之而存在于是欧美列强，除亟亟焉增值其陆海军势力外，又无不以巩固其空中势力为当务之急矣。”[5]
一战后，有人总结经验教训，从军事技术的角度关注了战门舰的作用。[6]
（二）海上权利：以“渔权”为核心
近代中国的沿海渔业、航业等不断受到俄日等列强的侵蚀，各报刊对此十分的关注。《时报》记录了青岛渔权的丧失，“自民国四年起，日本朝鲜方面所来之渔船约有九十艘，自海州至山东角三百五十里之海面，全为日本渔业者之势力范围。”[7]《民国日报》报道了黑龙江的渔权丧失，“俄国方面将全江渔业权让与日本，双方订立合同，由俄国军队保护，举行大规模之渔业计划。”[8]
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有感于德、日侵渔，提出“护渔权，张海权”，“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等渔业思想。苏抚淮南北洋大臣咨以准商部头等顾问官张咨谈到：“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际此海禁大开，中国亟须讲求渔政渔学，联合沿海七省为一气，以扩海权，缓则恐失机。”[9]此外有人也呼吁挽渔利以争海权：“东西各国凡沿海者皆知渔业之利大，故分疆划界断断争海权，亟亟订渔约，随尺寸之水不肯让焉，其视之与工商路矿争权利无以异也。”[10]
三、国民的海权意识发展
（一）初步觉醒
在1900年至1928年民众的海权意识初步觉醒，从各报刊资料可以发现：（1）但凡涉及海防影响海军的因素都被纳入了“海权”的范围，其内涵丰富的同时有了近代化含义。（2）对海权的重视由少数开明知识分子及朝野人士到民众，从言论到行动的转变。
海陆年龄多大 梁启勋对海权深表忧虑：“太平洋海军事业其盛大也，而我国人会无不能为一公司以与之竞有，一招商局而帆影不能越本国海岸一步，呜呼！我国民之耻何如矣。”[11]也有人评论：“英舰握西江缉捕权，我政府任之，今日二辰丸事，又有领海之争，而政府任之，是真惧亡国之不速，而起而速之也。”[12]
青岛地处黄海、渤海咽喉之地，渔业资源丰富，是我国北方渔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因而也成为德日对华侵渔活动的重点。鲁抚袁树勋电告政府谓：“德人在青岛大操海军舰，隊碍我海权，请饬外务部速与理论…。”[13]鲁督也表示“鲁省东鄙与海为邻，登莱、青胶一带延袤两千余里，虽办有渔业公司而向无划清界限，近日时有外国人驾小轮船沿岸捕鱼，殊于海权有损。”[14]
这一时期沿海民众也逐渐有了争海权的意识并付诸于行动。据《新闻报》载：龙口水警力争海权：“山东龙口，每逢渔泛之时，日本渔船就来捕鱼，登岸行销视为成例。以致吾国渔业受其影响损失颇重。”[15]定海渔民也恳请政府维护海权：“定海渔民熊守林等以日轮越界捕鱼，致电省长云：江浙沿海，历年海荒……此次日本渔轮越界捕鱼，侵犯我国领海权力。恳请省长咨请江苏省署，协同交涉，以保海权，藉慰渔业。”[16]
（二）力争海权
1928年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问世，这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步海权论专著，标志着中国人对海权的认识走向系统化。此后各报刊对海权的刊载大幅提升，政府各部、地方政府及社会各团体都开始积极投入到维护海权的斗争中，当然这一现象离不开民族危机和海疆危机的刺激。
1928年以后，出现了集中关注海洋海防的报刊。例如：《海事（天津）》，1927年7月创刊于天津，停刊于1937年8月。此刊提倡国民海事思想为使命。侧重军事内容，兼论海洋主权、各国关系的知识。《海军期刊》创刊于1928年5月，主要介紹世界各国海军现状、历史及研讨海军技术发展趋势;《四海》创刊于1930年4月，该刊内容包括国内外一切有关海权
、海运、海产、海军四项的各类译著、论文等，后于1931年7月改名为《四海半月刊》。《海军建设》创刊于1941年4月，以增进国人对海军与国防之认识，研究建设中国新海军之理论，教育海军干部为宗旨。
除了上述报刊种类的增多外，对“海权”的刊载力度也在这一时期突增。1928年陈复在《海军期刊》举例说明各国国民海上之势力：“关于其盛衰之状态，举其重要者如次：地理上之地位、地形之构成、领土之广袤、人口之多寡、国民之性质、政府之性质。”[17]紧接着，唐宝镐在《海军期刊》连续刊载文章，对海上权力各要素进行了分析。还有一些人基于时局提出了对海权建设的主张。潘永年、刘晓东于1942年在《海军建设》著文强调：“台湾无论从海防的内线论，亦或就海防的外线论，都居于进攻退守南北呼应的中枢地位。实实在在为我国海权的生命线。”[18]
这一时期最能体现国民海权意识觉醒的，应该是各政府及社会团体力争海权的实际行动了。近代海权丧失以来，各社会团体、商业团体遭受的损失最惨重，他们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开始了争海权的活动。这一时期他们相互团结，力争引水权、航权等权力。1930年沪讯云：本开埠航业公司会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两团体：对于中日税约内容，有所怀疑，会呈外部说
求外部宣布未来航约交涉之方针，语多警惕，原文如下：“吾国自前清道咸间，屡迫城下之盟，订立辱国丧权诸条约，于割地赔款以外，国税为所限制，商船许人通航内地……今幸日本约满期，实正为救辱国丧权之唯一机会，故属会等不惮再三吁恳我政府，顾恤航商等垂尽未垂之生机，务祈于此次订立商约时，将沿海航权实行收回。航商等将不至破产，航员等乃不至失业。”[19]1931年船业呈请收回引水权，招商三北等轮船公司船长何瀚澜等以中国各海口及长江引水权操诸外人，与各种不平等条约同一危害。联呈中央，请速制定法规，将国内引水业务，按照国际通例，迅行收回，以保海权。[20]之后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再电南京行政院云：“窃查引水考试，外人把持操纵，属会会于本月十一日，具情吁请根本收回，勿令国人应考，徒负引水虚名，外人反攘实利。”[21] 1934年上海市商会，为收回引水管理权事，会迭电政府力争。
四、小结
传统观念里，海洋一直都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天然屏障，直到战争，西方势力从海上强势袭来时，国民尤其是沿海国民深受其害，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很多开明人士敏锐地察觉到海防的重要，开始著书立说以警示国人。洋务运动期间，晚清政府开始进入建设海军，
筹备海防的起步阶段。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引发了晚清政府内部激烈的“海防”和“塞防”之争。1883年中法战争，海疆危机趋于白热化，形势严峻使清政府开始实行以海防为主的战略。二十世纪初期西方海权传入中国，中国的海洋意识有了近代化含义，一方面海疆危机刺激着国人，一方面海权理论通过报刊引导着国人，在了解海洋的同时，海权意识逐渐觉醒，并推动国民不断展开维护海权，维护国家主权的实践活动。
【注 释】
① 近年来史学界对历史人物的海权观、海权与中国海军建设的关系有较多研究，例如吴吉明《东亚近代化的契机——郑成功的海权意识与实践》，孙林妹《孙中山海权思想研究》。关于报刊中的海权有张雨的《作为知识的期刊：<海军建设>与近代海权观》，围绕《海军建设》与抗战时期海权观念的发展这一点展开论述.
【参考文献】
[1] （北美）马鸿 （日）剑谭钓徒：海上权力要素论[N].亚东时报，1900.20-6-7.
[2] 佚名：论地理有干系于海权[N].亚东时报，1900.21-15.
[3][11] 梁启勋：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N].新民丛报（上编卷），1903.3-95-104.
[4] 南洋兵事杂志，1908.21-18.
[5] 素心：空中势力与海权[N].协和报，1916.6（43）8.
[6] 掖神：战门舰对于支配海权的能力[J].世风，1921.1（3）2.
[7] 时报[N].1919-11-1（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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