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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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简介
夏衍代表作
夏衍《野草》
胡夏的资料夏衍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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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简介
夏衍(1900-1995年),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 30日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浙江杭州)。1915年入浙江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与同学一道发起并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双十》(第2期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他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他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1933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对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曾任《新华日报》
代总编。撰写大量杂文、政论文章,同时继续从事话剧、电影创作。改编创作《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理论问题》等理论专著。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等。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领导文化事业,创办电影文学研究所。195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为培养电影事业的新生力量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7年后,他先后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2 年,他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1994年10月,国务院授予“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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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代表作
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对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
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撰写大量杂文、政论文章,同时继续从事话剧、电影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改编创作《烈火中永生》、《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理论问题》等理论专著。所著话剧剧本有《心防》、《法西斯细菌》、《复活》、《戏剧春秋》、《方草天涯》等。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等。1994年10月,国务院授予“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夏衍于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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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与《救亡日报》
1941年春节前夕,在桂林苦心经营了两年一个月又十五天、为宣传发动抗日救国作出卓越贡献的《救亡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救亡日报》——这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从1937年8月4日在上海创刊开始,便
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当时,郭沫若兼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兼发行人,夏衍则出任总编辑。1937年11月22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被迫撤离,于1938年转至广州复刊。当年10月底广州又陷入日军的三面围攻之中,于是《救亡日报》再度“流浪”。
通信联系已经中断,夏衍只好主张去桂林李克农。11月8日晚,夏衍坐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第二天,他好不容易才通过一个个间接的朋友关系到了郭沫若和周恩来。当时事情太不凑巧,正逢不堪回首的“长沙大火”,周恩来正在忙着安排“紧急疏散”,根本就腾不出时间来跟夏衍详谈《救亡日报》的事情,但周恩来却对他说:“你来得正好,马上回桂林和克农商量,自筹经费,尽快恢复《救亡日报》……”夏衍来到桂林与李克农商量后,在12月3日离开桂林赴香港筹款。第二天,郭沫若就来到了桂林。三天后,周恩来也专程从长沙来桂,向郭沫若指示《救亡日报》的办报方针。这时,夏衍筹款工作十分顺利。驻港的廖承志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即从海外华侨捐赠的抗日经费中,专拨给《救亡日报》1500港币。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夏衍主持《救亡日报》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作为总编辑的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理直气壮地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救亡日报》在抗日宣传中的影响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注意,也引起了反动派的嫉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直接导致了《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劫难。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来了个先发制人,他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议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还命令全国报纸都必须刊登颠倒是非的“中央社”电讯稿和“军委命令”,以掩盖事实真相。夏衍坚持拒绝刊登这则诬蔑“新四军叛变”的消息电稿。为了不伤情面,他将它安放于头版头条,然后与往日一样,不动声地连同其他稿件一起拿到新闻检查所“送审”,“送审”完毕后,便把头条的“中央社”电稿撤掉。
这一天,除《救亡日报》之外,桂林各报都刊登了“中央社”对“皖南事变”歪曲事实的报道和“军委命令”,全城上下一片哗然。更令人惊奇的是《救亡日报》头版开了个大“天窗”!除报社编辑和印刷工人带出几十份报纸之外,其余全被国民党中统和新闻检查所扣压。至此,《救亡日报》社报馆受到严密监视,情况愈来愈紧张,形势愈来愈严峻。夏衍及时清理并烧毁了一些重要文件,并于23日晚在灯下草拟了一篇《为被迫停刊告国人书》。
1941年3月1日,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秉承蒋介石重庆当局的密令,查封了《救亡日
报》。这张在抗日救亡中积极宣传发动众,多次组织支前义卖,广泛传播革命真理的报纸,从此结束了它在桂林的战斗生涯!仅仅两年又四十五天的生涯!夏衍当时的心情十分沮丧、惋惜而沉痛,为了保存力量,他不得不遵照党组织的安排飞往香港,继续新的革命活动。(旧书信息报)
夏衍,一生为谦谦君子,对人谦恭,在临逝世前,其秘书说:“我去叫医生”,夏衍立即叫他回来说:“不是叫是请!”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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