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由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共同主办的“杰出的国际友人林迈可纪念会”在北京举行，林迈可的儿子詹姆斯·林赛、外孙女苏珊·劳伦斯等多位中外人士，共同讲述林迈可在中国的故事，缅怀林迈可夫妇为中国抗战做出的贡献。
燕京大学岁月
林迈可是英国贵族之后。他的祖父是一位历史学家，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神学院任院长多年；他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在牛津大学的贝里奥学院任院长25年，1945年起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并被封为男爵。
在这样书香门第环境的影响下，林迈可自然走的是一条学者之路——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担任南威尔士州工业调查所的所长助理。而他与中国结缘始于燕京大学。1937年，时任燕京大学社会系主任吴文藻教授想做一个按照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实验，吴文藻的一位美国朋友向他
推荐了林迈可。于是，对中国满怀好奇的英国人林迈可在1937年12月绕道美国，从温哥华乘船到横滨，然后穿过朝鲜和中国东北，抵达北平。
燕京大学创办于1916年，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从现在看，它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对中国的教育界、社会乃至政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林迈可到达燕京大学后，对导师制展开了“有趣的”实验。他只招收八名学生，他在著作《抗战中的中共》中认为，“采用导师制的班级的等级和声誉，要求导师们在管理上花更多的时间，导师们负责使学生的学习成绩够得上优良”，而且，“一位导师得具备回答学生们提出的一般性的任何一个项目问题的知识和能力。”
他眼中的燕京大学，是动乱中国难得安静的一角。这里不仅风景优美，更重要的是这所在美国纽约登记的教会大学享有免受日本人打扰的尊重，而且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在与日本人打交道上使用了机智。“他在并不重要的枝节问题上是圆通的，而在原则问题上他宁可关门也不妥协。”
他举了一个例子。日本人要求外国人创办的大学招收日本学生，辅仁大学这所天主教的大学这样做了，结果招进的日本学生都是日本军队的特务，惹了不少麻烦。司徒雷登的做法
则是，要通过公平的入学考试，且批阅入学试卷的教授们不知道打分的卷子是谁做的。当日本人提出抗议时，他就告诉他们，有50多名没有被录取的中国学生的成绩，比最好的日本投考人的成就要好。因为入学考试要求精通中文和英文，而考场里很难有中英文俱佳的日本人。
中国妻子李效黎
1941年6月，林迈可娶了他的学生李效黎。李效黎出生于山西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开明父亲的支持下，她在北京完成了高中学业，并于1937年进入燕京大学，成为林迈可的学生。
而刚到燕京大学没多久的林迈可在同事的介绍下，已经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产生了兴趣，在假期，他与同学校的外国教师们乘火车到河北农村的游击区参观，还被邀请参加一次袭击平汉铁路的行动。
在多次的“旅行”中，最让他激动人心的是越过平汉铁路回冀中的那一段。在去山西五台山的路上，他与护送者穿越铁路时，在马背上度过了平静的夜晚。但当他一个人回来时，竟是做了四次努力才得以平安穿过马路。最惊险的一次是在铁路旁边发现了一队日本人，他与
护送队不得不在子弹在头上呼啸的情况下爬回隐蔽地。最终，他们改穿普通百姓的衣服，毛瑟插在衬衫下，安全到了共产党掌管的地区。
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加深了解后，林迈可加入到了抗日的地下工作中。
凭借着英国人的身份，他可以便利地帮助共产党购买药品、无线电零件等物品，并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借用司徒雷登的汽车，给游击区运送有用物资。他还主动增加某些他认为有用的项目：比如说有一次他在东安市场的书店里偶然看到一大本有关制作的教科书，他买下它，和别的器材一起送出城去。以后他发现晋察冀的制造有所改进，爆炸力更强了。林迈可认为，这里有着这本书的功劳。
在做秘密工作的过程中，他需要将英文的药品名与说明书等翻译成中文，林迈可到了学生李效黎请求她的帮助。
从这个时候起，两个人越发相知起来，并于1941年6月25日举办了婚礼。在婚礼上，司徒雷登说：“中国学生嫁给外国教授，这在燕京大学还是第一次。”
“战地之声”
英国人的身份很快在林迈可身上失去了庇护。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侵袭珍珠港，
李效黎与林迈可从广播中听到了日美已经开战的消息。日本宪兵冲进燕京大学，开始逮捕反日的中外人士，幸运的是，从德国朋友那里提前得到消息的林迈可夫妇在日军抓捕前10分钟，开车成功逃出了燕园，奔赴北京西山，投奔同样秘密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法国医生贝熙业。
随后，林迈可一家经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的护送，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辗转到达晋察冀平西根据地。
1942年春天，林迈可夫妇迁到司令部的驻地。当知道林迈可对通讯技术深有研究后，他邀请林迈可留下来做通讯部的技术顾问。林迈可立刻就答应下来了，李效黎也安排在通讯部工作，教英语课。
林迈可给部队技术人员讲授无线电工程课，由于几乎没有什么书籍可以作为教材，他不得不从最基本的电学第一定律讲起。他还对为了与冀热辽地区的低功率台战联系，需要一台灵敏度和选择性较好的收报机，林迈可与技术人员集全力装了一台超外差式接收机。
他还对一些旧收发报机进行了拆卸及重新改装。这种旧式发报设备是一种装在两英尺见
方、一英尺厚的大盒子中的简易哈特莱（Hartly）电感耦合振荡器。经过重新装修的收发报机虽然几乎没有两台完全一样的，但却具有比原机强得多的频率稳定性。
1944年，林迈可和妻子李效黎带着刚1岁半的幼女，冒着危险到达延安，被任命为第18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通讯顾问。经过一番检查和研究后，他觉得延安当时虽没有合适的零部件能够组装起一部高效能的无线电电台，但只要一根灵敏度高的定向天线，即使电力不大，也可以将信号发往很远的地方，包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他利用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经典著作《无线电工程》中的公式，设计制做了一个灵敏度很高的“V”形定向天线，将发报机搬到一个小山顶上，把定向天线面向山谷的另一面，并用经纬仪校准天线及其他各标杆的位置。当年8月，在他的努力下，延安建成了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印度等地的首部国际电台。
1944年9月1日，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据说英文文稿是经过林迈可的“牛津英语”润的。这样，延安第一部国际电台让新华社的英文电讯电波得以远距离传播，首次让世界收到了来自中国延安的电码信息。
在延安的日子
从1944年5月到1945年11月，林迈可在延安生活了18个月，这是一段他认为“很有意思”的日子。
在延安，林迈可夫妇住在两间窑洞里，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工作室。每间大约有四码宽，六到八码长，窑洞的中间有有五码高，他看到，窑洞的前部几乎都是用糨糊把纸黏在木头框子上的门和窗，窑洞里有一张大写字台和几把椅子，都漆得很亮。
到延安不久，林迈可见到了。在见到之前，林迈可先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他对邓颖超印象深刻——她是中国共产党最出名的妇女界领袖之一，和党的所有老干部一样，多年来生活颠沛流离、工作繁忙，这使她的健康受到损害，但她一直毫不怠倦地工作着。
越过周恩来与邓颖超，他看到站在周恩来夫妇背后，圆圆的脸，一对犀利的眼睛，还有一头浓浓的黑发，和他们在前方常看见的画像很像，林迈可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讲一口湖南话，林迈可听不懂，但有妻子李效黎的转述也就不成问题了。
“他侃侃而谈，先问我到中国以前住在哪里，做过什么事情；然后说不管我是从哪里来，或者出于什么原因来到中国，对我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觉得很高兴。我告诉他，我能碰上和八路军一起打日本，这是我的光荣。当我问他我应该在延安做些什么工作时，他告诉我先休息些日子，以后再谈工作的问题。”林迈可在著作《抗战中的中共》里写道。
在延安近一年的时间，林迈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这个地方，他认为，“党的领导人是乐于接受意见的”。他举了个例子。他初到延安时，那里还没有标准时间，有些单位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有些单位则用华中时间，而延安地方政府则在他们的院子里安一个日晷，时间是以太阳移动而决定。这么多的时间自然会引起混乱。几个月后，中央委员会在《解放日报》上发布公告，规定延安标准时间一律以日晷为准，理由是这样做最接近众。
林迈可写了一封信给，指出现今社会已经实行标准时区的办法，而使用日晷会带来种种不便。结果让他的一位秘书给在延安的各机构打电话，询问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时间最好。过了几天《解放日报》登出一条新通知，规定延安就使用其所处时区的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还复信给林迈可，感谢他所提出的意见。
在延安，林迈可还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很多领导人都是劳动能手。在这里，每个人都试图变得更加自给自足，他听说已经学会了纺线，而朱德则是一位优秀的种菜者。他还参观了朱德本人种的菜园，叶剑英告诉他，朱德在延安种的莴苣是最好的，甚至比区政府试验农场的还好。
林迈可也参加了劳动。1944年，延安遭到了比往年更严重的干旱。春耕前后，被农家视为生命的春雨一直没有降临，眼看周围的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于是中共中央号召各组织
林妙可家世尽可能多地组织人参加农业生产。林迈可等人同意把住地的花园改为菜园，大家工作完毕，就汲水灌溉自己负责种的东西，在他自己的耕地上，他与家人种出了墨西哥甜玉米。
1945年底，他决定返回英国。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不想卷入长期的中国内战；另一方面，他感到要让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知道在华北有敌后根据地，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边区政府的存在。在临行前，他与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告别谈话，反复谈到他的希望，中国人民要和平，共产党也要和平，他们领导的地区将是和平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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