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之家》2019年第07期  总第3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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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观察
——以《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为例
周　兰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作者简介：周　兰，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摘　要】本文以两部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为例，剖析它们在题材上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叙事策略上，运用了多种观众喜闻乐见的手法。同时，两部影片也为广大被歧视的印度女性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印度女性电影；大众文化；现实题材；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7-0095-03
2017年、2018年，两部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和被称为其姊妹篇的《神秘巨星》先后被引进中国，好评如潮。
《摔跤吧，爸爸》根据印度摔跤手马哈维亚·辛格·珀尕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曾经的摔跤冠军辛格培养两个女儿成为女子摔跤冠军，打破印度传统的励志故事。
《神秘巨星》则讲述了15岁的印度少女尹希娅突破歧视与阻挠，坚持追寻音乐梦想的故事。
一、现实主义题材：女性反抗霸权、自我觉醒的成长励志故事
《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强烈的现实主义彩。两部电影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是为女性呐喊，反映她们反抗霸权、自我觉醒的成长励志故事。
印度社会由于宗教、历史和传统文化等因素，长期处于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及复杂的国家体制中，使得绝大多数印度女性在社会中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特别是在印度北部农村，缺少教育，传统习俗腐朽、落后。这一点，可以从纪录片《生于妓院》和《印度的女儿》中略知一二。《印度的女儿》讲述了2012年在印度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黑公交车案，施暴者乃至不少律师、高官都认为：被是女孩的错。
一直以来，电影在印度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更是一个电影王国，电影年产量居世界前列。相对于匮乏的物质生活，印度人似乎更崇尚精神上的满足，幻想于电影虚无缥缈的浪漫中，因此，印度电影往往极具浪漫彩，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服装、背景非常华丽，男女主人公载歌载舞，幸福欢快。当然，印度每年也生产少量严肃的、贴近现实生活的影片，但为数不多。《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这两部现实题材的影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悟。
《摔跤吧，爸爸》里面的摔跤家庭都来自印度北部的乡村。在印度，尤其在农村，女人从事摔跤行业是一件非常“出格”的事情，影片中的父亲顶住舆论压力、完全无视乡亲们的不解与嘲讽，对女儿进行严格的摔跤训练。
在印度，女性14岁左右就要嫁人，从此沦为生孩子、操持家务的工具。看似暴君的父亲将自己的梦想强加给女儿，实际上，也是强行改变她们被社会注定的人生轨迹。在吉塔决赛前的那一夜，爸爸对她说：“如果你明天赢了，并非自己独享胜利，有几百万个像她们一样的女孩跟你一起得胜，所有被认为不如男孩的女孩们、那些被迫做繁琐家务的女孩们、那些被嫁出去生儿育女的女孩们，明天你不仅跟澳洲选手比赛，还要跟这些轻视女子的人比赛！”
所以，这部电影在向印度社会传递一个信息：“当前强势的男权社会（印度）应该给予女性更多自我成长和探索的机会。”
而到了《神秘巨星》中，故事场景由北方偏远的乡村转移到了巴罗达，即印度中西部的一座城市。如果说在《摔跤吧，爸爸》中，歧视、压迫女性的男权社会，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具体指向某个人，那么在《神秘巨星》中，则是由一个家庭，折射出印度社会的弊端。《神秘巨星》真实感人，通过小女孩的视角，用轻松励志的风格讲述了一个沉重的题材，展现了印度社会的诸多现实问题，比如男尊女卑、文盲、家暴等。母亲和尹希娅，中年和少年，两代印度女性，实现了女性自我意识不同程度的觉醒，以及保持了一颗追逐梦想之心。
影片挑战男性权威，直面反家暴话题。在印度，女性通常是没有做梦的权利的。电影中，女儿尹希娅掷地有声地说：“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如果不做梦，那睡着、醒着到底有什么不同？活着和死去有什么不一样？”她勇敢、有主见，不愿再像母亲那样生活。影片描述了两次在飞机上尹希娅靠窗的位置被男乘客霸占的场景。第一次，尹希娅讨回座位的声音是怯懦的、试探性的，对方虽然不情愿，嘴里嘟嘟囔囔，但还是把位置让了出来。周围的乘客惊讶地看着这一幕。第二次，尹希娅则自信多了，她理直气壮地、甚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求对方让座，对方乖乖地照办。
母亲像所有的印度传统妇女一样，为了孩子一直忍气吞声。她的婚姻由父亲包办，嫁给一个看似有着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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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的工程师后，却一直遭受语言歧视和家庭暴力。她没有收入来源，“哪个印度男人不打人”是她的逻辑。女儿的勇敢和活力，给了母亲很多力量。机场的情节充满了戏剧冲突，也促使母亲坚定地选择了离婚。当时一家人要乘坐飞机去利雅得，尹希娅独立办理了包括在孟买转机、确定座位等所有登机事务，这让父母二人都感到了一丝诧异。但给母亲娜吉玛最大震动的是女儿让那个占了靠窗座位的男人起来。她意识到了女儿的成长。她对长期以来蛮横无礼的丈夫说：“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吗？我就不应该有梦想吗？”
在这两部电影中，创作者也不忘随时穿插一些有趣的小细节，来有意突显女性的位置。在《摔跤吧，爸爸》中，邻居男孩被两个小姑娘打得鼻青脸肿，家长气势汹汹来讨说法。男孩的母亲声音大，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模样，男孩的父亲却显然没有母亲强势，只是在旁边重复着母亲说的每句话后面的几个字，类似于我们中国百姓生活中常见的妻管严形象。《神秘巨星》中，表面喜感、内心却不失善良的夏克提·库马尔，被自己的妻子抛弃，尹希娅的小伙伴钦腾的父母也离婚了，影片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印度不乏这样泼辣的女性，并不都是逆来顺受的柔弱女子，女性如果生活不幸福，也可以选择离婚，也能独立自主。
二、叙事策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成的人来听他们，买他们，读他们，消费他们，而且似乎
也在尽情地享受他们。这就是大众文化”。简言之，大众文化就是大众做的一切事情，人们参与它、消费它、享受它。
伯明翰学派的中心人物雷蒙·威廉斯总结了大众文化的三层含义：1.为民众；2.生机勃勃的“大杂烩”，即包含政治倾向及大众欣赏趣味的东西；3.市场依赖。这三层概括起来就是民有、民享、民乐（民众喜闻乐见）。
要改变印度妇女的弱势地位，仅有个人的解放是不够的。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形式之一，传播范围广。如何讲故事？如何才能唤醒最广大的民众？如何才能将影片所要传递的思想内涵准确而不失生动地传递给观众？这就需要在叙事策略上下功夫。两部影片都做得非常成功，雅俗共赏。
（一）叙事结构。两部影片都采取了按时间顺序进行叙事。
《摔跤吧，爸爸》中有几个重要的情节点：其一，两个小姑娘第一次反抗。她们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直到她们的朋友——14岁就被父亲嫁给一个陌生男人的小新娘在婚礼上与她们进行了交谈，她们才理解了父亲。其二，吉塔到国家体育学院深造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爱打扮、骄傲，还发生了与父亲的“沙场对决”，年老体弱的父亲败下阵来。这是的第二次反抗，也因此使她在之后的比赛中接连失利。在妹妹的帮助下，她向爸爸认错，在父亲的鼓励与引导下，加倍刻苦训练。其三，在大战的关键时刻，父亲却被关进了小黑屋，吉塔只能依靠自己。倘若她始终在父亲的羽翼下生存，能算真正的觉
醒吗？不能！父亲不在现场，女儿依旧赢得了比赛。这是这部电影中，对女性身份的建立，对女性平等、独立的体现。
《神秘巨星》中，尹希娅热爱唱歌，吉他被父亲毁了，母亲卖了自己唯一的一条金项链为女儿买的笔记本电脑被砸得粉碎，母亲也因此遭到父亲的毒打，但母亲为了孩子，一次次隐忍。甚至尹希娅为了不伤妈妈的心，决定违心地接受父亲的安排，一起到沙特阿拉伯去。直到在机场，忍无可忍的母亲终于爆发，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丈夫。
两部电影的剧本扎实，情节安排循序渐进，每一段冲突和转折都设计得合理到位，同时又能紧紧抓住我们的情绪。有几处让人跟着会心一笑，抑或是热泪盈眶。
（二）人物塑造。《摔跤吧，爸爸》中，妹俩既天真、活泼，又很崛强。
父亲，既是严父，又是慈父，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印度好男人形象。马哈维亚的妻子，则是传统的印度妇女，不理解为什么要培养女儿去摔跤。生了四个女儿，为自己没有生儿子而感到内疚，她认为是自己的错。爸爸却说这不是妈妈的错。
《神秘巨星》中，尹希娅的母亲是伟大的，丈夫狠心让她打胎，她却偷偷生下了女儿。尹希娅劝她离婚，母女俩却大吵一架。直到在机场，母亲亲眼看到了女儿的独立与成长，终于下定决心和丈夫做了绝断。
年迈的姑婆出场不多，却是个重要的人物。她说：“我一直抱怨我的母亲为什么把我生下来？”简单的一句话，足以概括出与她一样的世世代代的印度女性的苦难。也正是通过她的叙述，尹希娅才知道当年母亲为了自己受尽折磨。
片中还有个可爱的小男孩，那就是尹希娅的弟弟，父亲对弟弟和尹希娅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叙事话语，即影片故事讲述的视听方式等方面。
印度电影有着“动辄三四小时，一言不合要跳舞”的标签。大部分印度电影都有模式化的问题，经常是帅哥美女的爱情戏，好人受冤复仇的苦情戏，再加上大段的歌舞，追逐打斗，乐此不疲。《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则规避了这些问题，更加符合生活真实，也彰显出宝莱坞成熟的电影工业化水准。
首先，《摔跤吧，爸爸》在视听方面，大量应用了交叉蒙太奇的剪辑技巧，最后决赛一段，将父亲的无能为力与摔跤场上的火热对抗交叉剪辑，一方面是比赛的紧张、激烈，另一方面，将被困在小黑屋心急如焚的父亲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没有印度电影常见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大段歌舞，而是根据剧情在恰当的地方，配以音乐，烘托出更好的观影氛围。《摔跤吧，爸爸》中枯燥的训练部分，用一个稚嫩的童声演唱《坏蛋爸爸》带出女儿哀怨的心声。《神秘巨星》中有好几首歌曲都和剧情丝丝入扣，既揭示出人物心情，又一步步推动了故事向前发展。
摔跤吧爸爸原型
最后，两部影片都有很多喜剧桥段。比如在《摔跤吧，爸爸》中，马哈维亚的妻子连生3个女儿，村民们纷纷提供各种生男孩的搞笑偏方，在马哈维亚妻子生产之前，都喜气洋洋地聚集在他家，结果第4个还是男孩，大家又一哄而散。《神秘巨星》中，夏克提·库马尔及其助手在举手投足间，喜剧感十足。
总之，两部影片在叙事策略上都采用了大众喜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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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形式，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相较之下，国产电影《湄公河行动》和《战狼》不也正是这样，采用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既避免了说教式的宣传，又把深刻的爱国情怀表达了出来，结果口碑爆棚，观众口耳相传。
三、让梦想照进现实：女性的未来之路
娜拉出走之后，出路究竟在哪里？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没有给出答案。但是，这两部印度电影用自己的方式替女性指明了方向。
在《摔跤吧，爸爸》中，马哈维亚说道：“现在不同了，金牌，男女谁拿都一样。”言语之中，透露出强烈的平权意识，女人能和男人一样取得成功，为国争光。马哈维亚甚至大胆地让女儿进行了一场跨性别的男女大挑战，证明女人的确不比男人差。女儿们也不负众望，一次次创造出奇迹。从镇上的摔跤比赛到国家正规的摔跤场再到世界级比赛，妹俩用一个又一个胜利打破了长久以来这个国家对女性的偏见，一步步走向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的领奖台。据统计，截止2016年，妹俩共获得了29个冠军头衔。它鼓舞了印度人民尤其是女性，甚至推动了整个民族的意识进步。
电影中母亲问：“女儿们这样训练，以后没有男人愿意娶她们怎么办？”父亲乐呵呵地回答：“等她们变得强壮了，好男儿随她们挑。”事实也确实如此。2016年11月20日，电影中的原型——28岁的Geeta与23岁的PawanKumar结为连理，她的丈夫也是一位摔跤运动员，这场婚礼的出席人数超过2000人。
Geeta在2010年德里英联邦运动会上获得的那枚金牌，成为了印度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千千万万个女孩的命运将因此而改变。
片尾字幕：“玛哈维亚·辛格所点燃的火苗，现今已成熊熊烈焰。他的努力激发了全印度数千万女孩开始练习摔跤。”
《神秘巨星》中，尹希娅鼓励母亲离婚，母亲说：“离开了你父亲，我们怎么生活？”母亲不识字，没有生活技能。但是，尹希娅受过教育，有文化，还有唱歌的天赋，这才是母女俩能够脱离苦海的良方妙药。
推而远之，在现实世界中，女性的出路只有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开放的现代文明及自身的技能与文化，更重要的是自身的觉醒。
“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广大民众在情感、精神方面需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形成社会思潮……的积极作用。”①印度女性通往自由的艰难之路，全部浓缩在这两部电影之中。以《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为代表的印度电影，针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同时，它们拥有广泛的受众体，必将激励千千万万的女性站起来，争取自己生而平等的权利。
注释:
①陈孟.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斯图亚特·霍尔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思考[J].北方论丛,2016,255(1):131.
（上接第85页）
框架仍然是慰安妇题材影像记忆的主要框架，但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中，我们也应该超越民族主义叙事的框架，让更多元的叙述主体参与到慰安妇的影像中，带来新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框架，实现另一种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有现实意义的记忆重构。近些年的韩国电影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鬼乡》中，我们看到了和平时期同样存在性暴力，它不仅存在于民族之间，也
存在于民族之内，而女性仍然是不变的受害者；《雪路》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同样孤独的女性之间的互相取暖、彼此救赎；《我能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慰安妇老人现实的生活状态，她的执着和勇敢，苛刻和慈悲；《她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老人为了争取自身的权益，在当时还不被理解的话语环境中一次次前往异国他乡参与谈判，用自己的言说改变自己国家和世界的看法……这些影片都不是局限于对战争残酷的表露和控诉，而是开始对和平时期同样存在的各种性别压迫机制作出反省。我国慰安妇题材影像中，也有乔梁导演的《贞贞》这样的作品，除了揭露侵略者的无耻罪行，也体现出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贞贞作为中国传统妇女的悲剧典型，除一般劳苦众所受的压迫之外，还受到整个男权社会的压迫、贞节观念的束缚，但这部影片未能引起广泛关注。《二十二》也是我国慰安妇题材影像的一大进步，它没有将慰安妇老人当做民族压迫的符号，而是一有着自己的生活，有着自己一辈子感情的鲜活的老人，是慰安妇体的平民化书写。
总体来说，新时代韩国慰安妇题材的影像已经逐渐走出民族主义的叙事框架局限，我们看到了一些个体的生命故事，但对于战争及性暴力痛苦根源的反思依旧不够深入。“若我们的民族集体记忆记住的只是抽象与空洞的民族压迫符号，那么，拨动的只是民族间仇恨的情感记忆，而非对制造苦难机制的理性反思。”[8]所以只有当我们能够真正的直视历史，看到苦难更看到苦难背后，让多元的叙述主体和叙事视角参与其中，才能更好地直视未来，慰安妇题材的影像记忆也能更好地发挥其时代价值。
注释：
[1][5]胡澎.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J].日本学刊，2007(5).
[2][3]周星，叶凯.《鬼乡》：慰安妇揭开的民族创伤记忆[J].当代电影，2016(9).
[4]刘畅.初识韩国“恨文化”[J].世界文化，2016(11).
[6][7][8]宋少鹏.媒体中的“慰安妇”话语——符号化的“慰安妇”和“慰安妇”叙事中的记忆/忘却机制[J].开放时代，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