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生育率于2018年下跌到历史新低：总和生育率（TFR，即Total Fertility Rate）低至1.7（这一统计数据表明平均每位女性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技术角度而言，目前美国的生育率不到替换率（replacement rate），也就是说美国生育率已经低于让人口能自我更替维持的生育水平，即2.1。生育率如此大幅下降产生着迅速而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这一下降发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约就在过去的十年）。并且最近的动向引起了经济学家，决策规划阶层和政治界的密切关注。
然而至今，观察美国宗教状况的人们对此少有表达顾虑和关注。这令人好奇，因为在世界范围，生育率的走低是世俗化与建制宗教衰微的最明显预兆。生育率与信仰有着紧密的关联。目前美国人口的变化趋势，指向着一波正在到来的，将会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世俗化潮流，甚至是一场美国社会向西欧模式转变的潮流。这至少应该是美国现代宗教史上最重大、最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之一了。
欧洲的先例
发生在欧洲的先例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1950年代，欧洲的总和生育率处在婴儿潮（baby boom，指1945年二战结束至1960年代中期的生育率的大幅升高，主要在欧美国家——译注）盛期水平：约平均每位妇女有3.0个孩子，也可能更多。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数字急剧下降。始于新教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为显著），随后蔓延到天主教国家。到1980年代，有些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跌至前所未有的1.3，甚至可能更低，尽管此后有略微回升。今天一个典型欧洲国家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7到1.8之间：大致与美国相当。
生育率的下降与另一广为人知并已经得到相当多研究的现象相关联：建制宗教的衰落，在有些国家建制宗教好像蒸发了一般。另一关联因素是公众道德观的集体变迁，其中我们看到全民公投如何将曾经不可思议的“创新之举”合法化：避孕、堕胎、同性婚姻和安乐死。
教会在这些潮流中节节退败，威望和公众接受程度严重受损。从任何衡量标准如教会参加率、教职人员数、甚至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意愿度看来，许多欧洲国家都经历了剧烈的世俗化。
理解其中的关联
然而有关联并不意味着有因果。任何有统计学基础知识的人都知道关联与因果大有区别。然而，欧洲所走过的历程强烈指向生育率与信仰之间的密切联系，虽然究竟谁影响了谁仍可探讨。
一种解释的思路是宗教的衰落在先，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规模的减小。通常人们注意到的是，儿女众多的家庭一般会更多与宗教机构有着某种联系，更委身于宗教生活。可能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信徒有更深的家庭意识、更致力于家庭的延续和兴旺，这使得他们会养育更多的孩子。或者也可能大家庭的成员更倾向保守主义，更持守传统宗教信仰。
多项长期研究工作都在表明这一关联。的确，保守或传统主义宗教信仰与高生育率之间的联系，通常被观察家们用来解释保守宗派在当代美国的兴盛。这一兴盛某种意义上挤压了主流自由派教会。有人认为在“宗教市场”上对输赢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神学的健全与否，而是生育率。现在让我们设想如果因某些情况改变，使得宗教信仰衰退、无宗教信仰者数目增加，那么我们可以期待生育率的下跌。
然而，我们也可以提出是生育率下跌在先，使宗教信仰受到影响。家庭的缩小导致家庭与宗教机构的连结减弱，因为不再有那么多孩子去上宗教学校或参加教会慕道班，也不再参加其
他各宗教都有的类似训练或社交。当与宗教的连结减弱时，大众便越发视自己为个体的和世俗的，越发在个体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框架中定义自己的价值，也越发在社会与政治问题（比如性别与道德）上有反教会或反建制宗教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反对立场来自于日益增长的，将性行为与生育分离的趋势。
但我们无需一定要把哪个因素在先分辨清楚，因为两者（生育率与宗教信仰）如此紧密关联，使得其中之一发生变化时，另一者便紧跟其后。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体：其中的人越发远离传统宗教观念下对两性角的认识。这减轻了他们需要在家庭生活、为人父母、和人类文明繁荣的框架下定位自己角的思想压力。当女性日益从家庭角中解放出来时，她们越发投身于职场，便不再有时间照顾她们母亲一辈的大家庭。那样的变化继而削弱了人们与宗教机构的连结。低生育率促使宗教信仰衰落，降低人们的宗教热忱，以此反复循环。这使得家庭规模与宗教信仰这两个因素错综纠缠难分难解。
在这里需要指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分别：我们时常泛泛地谈论“世俗化”，但事实上那个词描述着两个不同的趋势或潮流。学者葛莉丝·戴维（Grace Davie，1946—，英国社会学家，专注宗教的社会学研究——译注）曾论述过参与宗教的两种模式：信仰与归属。两者虽然时常一
起发生，但这同步却并不必需。当代欧洲所发生的极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归属宗教团体和参与其生活的意愿在降低。与此同时，许多没有去教会的欧洲人却全面展现出持某种有宗教信仰，以及个人有热忱追随宗教的迹象。特别地，基督徒朝圣活动保持着一贯的兴盛。这样的警讯告诉我们，有组织的建制宗教正经历着危机。
全球变化
多年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者注意到了欧洲正在进行的这两场并行的变革：人口结构变化和世俗化潮流。他们认为那些是欧洲特定情况的特定产物。但事情很快变得明了：欧洲只是一股更宏大的全球潮流的先锋，这潮流从19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引发了众多变化。自1970年开始，墨西哥的总和生育率从接近每位女性生育7个孩子的水平下跌到2.2：换言之，勉强超过更替水平。与此同时，越南的数字从6.4下降到1.9，印尼从5.4到2.3，印度从5.5到2.3。韩国的情况让人惊诧：从4.5跌破1.0，在世界范围跻身垫底国家之列。在各个国家内部，局部地区的变化更加剧烈。目前在印度约半数的行政邦，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像旁遮普（Punjab）、西孟加拉（West Bengal）那样的人口大邦，生育率已经低于丹麦的水平。
多数观察者认为这些最近的下跌趋势会继续延续十到二十年，使今天在德国或意大利发生的
人口变化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继续得到扩散。在最近（2019）的一本著述中，约翰·伊比森（John Ibbitson）和达雷尔·布里克（Darrell Bricker）考察了族衰退和人口缩减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他们的书名让人打冷颤：《空荡荡的地球》（Empty Planet）。
但会不会当欧洲的人口样式扩散到世界上许多地方时，那些地方宗教层面的变化不会那么显著？事实上，这两者的关联在相隔数千英里之外的许多国家仍然发生着。当生育率崩溃的震波横扫拉丁美洲的时候，宗教参与程度和归属程度的下跌趋势也随即到来。同时，调查显示有显著比例的人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宗派或宗教，即在调查中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标识为“无”这一类。正如欧洲，那些地方教会权威的衰减（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也反映在广泛的有关性伦理的自由主义立法中。再次，关于同性婚姻的立法成为了有价值的风向标。直到最近，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些方面居然比美国还要自由得多。
东亚国家展现出一幅相似的情景，受影响的则是非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在亚洲生育率低迷的腹地，如日本、韩国、泰国，佛教正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比如在日本，许多寺庙面临将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关闭的前景。即便对于那些自称佛教徒的人们，他们参与正式宗教活动的程度在最近的十年也大幅下跌。在日本，真正与寺庙有联系的佛教徒寥寥无几。佛教僧侣清
楚地意识到他们很大程度已经属于上一个世代，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虽然年轻僧侣尝试着用时尚的形式重新包装他们的信息。今天的日本已经见不到当年年轻人涌入佛寺的情景了。在这一整出故事中，在各个舞台上演的故事情节与欧洲舞台（不论是欧洲的天主教会、圣公会还是路德宗教会）的类比性显而易见。
在韩国，自称佛教徒的人口自本世纪初直线下降。韩国的基督教牧师们对争取到年轻国人的前景也少有乐观。韩国除外，另一亚洲的低生育率地区是台湾。台湾是在亚洲最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最惊人的生育率下跌的情况，有的发生在伊斯兰世界，比如伊朗。至少在1982年，伊朗的总和生育率在大约每位女性生养6.5个孩子的水平，但是今天，这个数字在1.7以下，再次低于丹麦。不出人所料，建制宗教深深面临着窘境。据估算，伊朗的清真寺礼拜参与人口占总人口百分之一至二的水平。并且，全国的5.7万清真寺中，只有3千座是完全运作的。北非的生育率也同样受挫，比如在马格里布地区（Arab Maghreb）的突尼斯和摩洛哥。
美国属于哪个洲美国的情况
无论我们到世界哪里，生育率与信仰之间的连结似乎是稳固的。显然，将美国代入这个公式会得出什么，这是个相当让人好奇的问题。直到最近，美国都是社会科学家的痛点，因为作为一个享有高度两性平等的发达国家，它维持了高水平的生育率，宗教程度也离谱的高。乍一看，许多关于宗教信仰的社会根源的理论在这一现象面前失效。然而在过去的十五年，这一图景彻底改变。就在2008年，美国生育率仍旧在更替水平左右，几乎达到2.1。但是让人晕眩的下跌随即开始，部分诱因是那一年金融市场的崩溃导致的经济萧条。现在，生育率是1.7，这数字在未来的十年势必会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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