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语言学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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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阅读（书香天地）》2021年第04期
1984年的春天，84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古汉语字典》。计划中的字典120万字，鸿篇巨制。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宿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而他已垂垂老矣。这位84岁的中国语言学的奇才，从那年春天开始，早上8点研墨，每天连续伏案8到10小时，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他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朝自己“理想的字典”迈进。
——纪录片《大师·王力》
求学，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1986），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科学部委员。
王力出生于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7岁上私塾。一次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很受感染，由此爱上了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没有灯油，他每天就对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是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要以赵元任对王力的影响至大至深。
当时赵元任主讲音韵学，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讲的音韵学与清代音韵学家讲的不大相同。他着重将历史比较法用到汉语史的研究上，善于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来研究汉语，这就比清代的音韵学家高出一筹。王国维也曾对王力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习语言学。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对他的学问和事业却影响至大。他曾经说过：“如果说得到14箱书，是我治学的转折点，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学问;那么，研究院的一年，就是我的第二个转折点，有了名师的指点，我懂得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當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
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自清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20世纪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书籍都是在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
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抗战期间的语言学研究演员王琳
1937年，卢沟桥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师生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谈到了王力买这两本书的细节。“他觉得这个材料非
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一个个的做卡片，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王先生发现，词法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不像英法德俄语这些，形态变化多，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他说中国以造句法为主。”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80岁时，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3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化教育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语言学的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的研究以及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的继承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他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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