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
【摘 要】翻译对文化有着重塑和构建的重要作用.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充分发扬具有鲜明特的本土文化,积极应对全球文化带来的冲突,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实现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最佳对接,是我国当前翻译研究所面临的极具现实性的课题和挑战.
【期刊名称】《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30)001
【总页数】3页(P141-143)
【关键词】全球化;本土化;多元化
【作 者】王云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059
引言
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对文化的重塑和构建在跨文化交际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何做到让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全球化的土壤里都能自由绽放,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这是摆在译界学者们面前一个极具挑战性而又极其现实性的课题。
翻译的内容不仅是语言符号本身,更是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化,属于特定文化圈内的人们,其文化意识及至语言心理自然而然地都打上了本民族文化的烙印[1]。民族文化的个性差异必然形成源语言和目的语表达方式的不同,从而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那么,在全球化这一无法阻挡的历史进程中,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如何才能实现最优化的接轨?中国的翻译研究航向又该如何把握?
一、理论回顾
在西方,从希腊罗马时期,围绕“直译和意译”的问题就开始了。但是直到 20世纪末,归化和异化才作为对应的概念由意大利裔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正式提出。他是坚决主张异化的代表,他在 1995年《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出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2]。归化派代表人物是尤金·奈达,他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动态对等”以及后来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中,奈达从读者接受角度主张归化翻译,认为译文应当像原文一样流畅,没有翻译痕迹[3]。
在我国,东汉时期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可以算得上是归化与异化之争的雏形与开端。随着翻译的发展,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常常在译文地道流畅和保持原作风姿之间踟蹰徘徊。在 20世纪 30年代,那时的翻译方法主要以归化法为主,其代表人物主要是严复、林纾、朱生豪、张谷若等。随着西方译论的引进,刘英凯、杨自俭大力提倡异化法,从而兴起了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 (foreignization)之争。“归化派”认为,译文的“中国味儿”要浓一点,这样,更适应中国读者的口味和心理习惯。而“异化”派则认为,译文应全部保留原文的文化特,“洋味”应多一点。
在最近几年中,全球化与本土化截然对立的这种状态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这种对立已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热烈争论的话题。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导致人们对翻译研究又有了新的兴趣。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文化热”,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洪水猛兽般涌入中国大陆。坦白地说,把西方的文字译成汉语,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翻译策略的全球化还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所谓的全球化并不应该是一维方向的单一定位,也即只是简单地把中国变得“西方化”,而应该,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的文化和学术研究变得国际化、甚至全球化。
现代的学者需要具备一种全球化的眼光,排除过度的强调中国语言和文化中所谓的唯一性或真实性以及借此拒绝把我国的翻译研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翻译研究进行接轨。Robertson曾经说过,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先实现本土化,全球化才有可能得以实现[4]。Fredric Jameson在经过谨慎地观察后发现,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其实只是一种文化的“植入”与“移出”[5]。
二、当前的研究现状
Edwin Gentzler是近年来对中国文化和翻译研究兴趣渐浓的一个西方学者,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1)欧洲翻译研究的现状;2)美国翻译研究;3)中国翻译研究;4)世界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他强调,“只有用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翻译研究这个问题,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才能够对翻译的定义以及他们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6]他还对中国和美国的翻译研究进行了对比研究,甚至更多地寄希望于中国的翻译研究。他抱怨说,美国的翻译研究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的翻译研究。他指出,“美国的翻译研究学者可以从全世界他们的同行中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从中国的学者身上,因为中国的历史和描述工作目前进行得非常棒。”这样,他不仅仅解构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式翻译模式,而且也对现在流行的以“西方为中心”或以“英语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发起了挑战。
Eugene Chen Eoyang曾对目前有关英语作为后殖民时代的语言工具所起的辩证作用进行了相关探讨。他在对由三个亚裔美国人所写的三篇小说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到了“双语者”这一话题,指出双语者本身所承载的两种文化其实已经对英语作为世界霸权语言的纯正性形成了挑战。他还指出,多种族的文化其实解释了对殖民者语言与反殖民者语言,或是霸权语言与反霸权语言之间难以进行区分的原因之所在。从某些方面来说,从事双语文化工作的人们在传递弱
势体语言的文化特征时需要运用一些新的技巧,或者说要先把自己设想成是一个局外人,然后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客观地对该语言进行翻译。可是,在如今语言偏见如此盛行的时代,要想让翻译工作做到不落入被人讽刺或崇洋媚外的境地,纯粹的“客观性”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也继续指出,“弱势体或少数民族的语言必须保持它鲜活的生命力而不能谦虚,否则他们就变成了人类学的文献而不是一个具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是民族志学而不是文学,我们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7]面对这一具有高度挑战性的课题,我国译界学者更需要加倍的努力。
三、中国译者之路的未来航向
我国译界学者徐艳红曾对从中国现代 (1919—1949)到目前为止中国翻译界学者所出版和发表的刊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对目前我国的翻译研究现状进行了理论反思,指出这一段时期翻译研究发展的特点是多元化及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8]。同时,她在归化和异化概念的基础上强调了民族和文化的身份定位问题。她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我们应当鼓励异化的策略,使我们能够看得到目标语文化中独有的文化元素,从而使不同种类的文化都得以充分发展。在当今的多元文化时代,来自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观念及声音应当让全世界都能看得到和
听得到。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们一定要学会欣赏文化的多样性,并保持对文化差异的高度敏感性。
世界语种2008年中国学者孙艺风和王宁在“Translation,globalisation and localisation”(《翻译及其全球化和本土化》)一书中以一种全新的正面视角对全球化和本土化这两种传统的对立观点进行了探讨,并试图在两者之间架构起一座可以协调的桥梁,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和翻译研究在国际化背景下实现“全球本土化”(glo2 calization)的目的。他们试图把国内学者所作的研究成果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讨论,而把国际学者所作的翻译研究放在中国的环境中进行考察,这是一个有关“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非常好的跨文化对话的例子。孙艺风明确指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键在于“呼唤对文化他者的价值以及本土文化局限的承认。”我们一方面在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进程中要适度地兼收并蓄优秀的异质性文化,“学为中用”。另一方面要秉持本土化的特,防止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滋生[9]。
如今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孕育着文化全球化。各个国家的文化融合也在飞速发展。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印度英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然如此,那么“中国英语”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可能的。“中国英语”是英语国家使用的英语跟中国
特有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客观存在。如“和气生财”译为 Harmony brings wealth,“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译为“Just as there is par2 adise in heaven,there are Suzhou and Hangzhou on earth”,“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译为“Misfortune may be an actual blessing”不仅为英美人所接受,而且得到广泛应用。在英译汉语文本时,使用中国英语,采取异化策略,不仅有利于应对霸权主义挑战,更是本土文化积极应对文化全球化,迎接多元文化,向世界推广本土文化的重要途径。异化策略的最高境界应为移译 (或称移植),即原封不动地将源语的词汇搬到目的语中,让读者放开眼光,自主消化和接受源语文化的精髓,如“jiaozi”(饺子 )、“taiji”(太极 )的英译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国的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没有本土化的土壤何谈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译者应该立足于本土进行全球化全方位的思考,这是处理异域价值与本土价值的正确态度。
结语
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在世界事务中影响力的逐步扩大,目前,中西方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交汇融合发展。鉴于翻译对文化的重塑和构建作用,我们应该正确地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采用新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坚持“多元化”的战
略眼光,始终保持对文化差异的高度敏感性。一方面,要积极引入国外的先进文化,加强与全球范围内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另一方面,要开拓创新,极力进取,想方设法让我们国家各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大方、优雅地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进一步的弘扬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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