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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艳
【摘 要】 出版业助力脱贫攻坚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时代命题。作为一种使命担当，整个出版业务必要在“科学
扶贫”与“精准扶贫”上点题、破题、开题，务必要在出版活动中挖掘、锻造出符合文化生产规律的生产效能，务必要在数字出版技术日新月异的迭代升级中实现重点突破、难点攻坚。在以出版促进扶贫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出版人的高度投入、出版机构的高效管理是确保扶贫见实效的关键所在。
【关 键 词】出版业；精准扶贫；贫困治理；社会责任【作者单位】王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ki45-1216/g2.2021.01.0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做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文化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业的深度介入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特扶贫开发
道路，是出版主体参与贫困治理的具体实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出版助力扶贫的多维内涵与理念旨归
从内涵来看，出版助力扶贫指的是通过宏观的出版政
策设计、中观的出版行业运行以及微观的出版业务开展，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行为和过程。在此，出版是方式，是渠道，是依托；扶贫是目标，是效果，是评价标准，是出版社会功能的一种崭新形态，也是出版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实践。从自发的扶贫活动到自觉的扶贫工作系统的形成，出版助力扶贫的内涵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且伴随国家扶贫政策的持续发力而始终处于开放状态。至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出版助力扶贫基本上完成了从广泛布局到精准锚定的阶段跃升。回溯出版助力扶贫的历史变迁，我们不难发现，在反贫困斗争进入新阶段的社会情境下，“帮什么”和“怎么帮”是出版助力扶贫进行内涵调整的主要考量。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也拓展
了出版业开展全方位扶贫的价值空间。
1．出版扶志
扶贫先扶志，扶志就是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帮
助贫困众树立摆脱困境的斗志勇气。激发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改造思想世界和精神风貌，唤醒劳动激情与脱贫意识［1］。众所周知，出版产品为精神生产提供了极为重要丰富的载体，是国民精神塑造、意志培养的强大力量来源。一个国家出版业的繁荣与否，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整体精神风貌。在精准扶贫中，出版业首先瞄准的是以出版为手段提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心气、底气和精气神，通过对出版产品等精神财富的率先倾斜和足量补给，使贫困人口获得源源不断的战胜贫困、走出贫困的强大心理支撑。在这方面，很多出版单位结合自身的专业特点和专业优势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各地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少儿出版社等在内的出版单位都在各自的出版领域，精心策划和出版了大量特鲜明的扶贫题材出版物。从扶贫案例解析、扶贫故事讲述到扶贫理论研究、扶贫模式总结，从扶贫年鉴撰写、扶贫发展报告发布到扶贫战略开发、政策法规问答，可以说，品类日益多元的扶贫出版物基本满足了各个层面贫困读者的阅读需求。特别是关于地方扶贫
经验的介绍和总结，通俗易懂具体可感，是激励贫困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优秀社会动员文本。
2．出版扶智
扶贫必扶志，扶智就是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帮助贫困众提升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开拓贫困体的眼界视野，提升生产经营思维能力，提高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1］。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而言，有了摆脱贫困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之后，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得从事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能力和素养。面对上述巨大的知识缺口和知识诉求，出版行业迫切需要打造普遍惠及贫困对象的知
识生产和知识供应的精准信息框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行业的天然优势，践行文化扶贫的历史使命。而这也符合出版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贫困对象亟须的正是出版行业全力开发的，知识需求与知识供给在脱贫攻坚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契合，是社会义务与市场需求最理想的对接，也充分体现了文化扶贫战略举措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重视。
一是出版行业发展至今，专业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但在扶贫这一特殊的社会实践中，出版物所面对的读者受制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等条件，文化素养、科技素养不完备，大都无法自由阅读先进出版技术下的高精尖出版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业必须进行调整，以生动鲜活、实用便利为目标，增强易读性和可读性，从而提高出版产品的辐射范围和影响范围，尽可能多地关照特殊读者的特殊需求。
二是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这一重要论断为文化扶贫
的聚焦指明了方向，即青少年应当是文化扶贫予以观照的重点人。贫困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出版行业不仅要识别和判断这种差异，而且要精准应对。对贫困地区的青少年来说，如果扶贫不扶智，只“富口袋”不“富脑袋”，那么必然导致发展后劲不足，后人重走前人的老路。而出版行业就是要从代际发展的高度认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从根本上为青少年持续注入知识和能力，通过提供相关的教育资源、服务培训，最终激发青年一代脱贫的美好愿望和活力。总体来看，作为文化扶贫的重要政策议题之一，出版业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更容易实现“志智双扶”，更有利于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有利于帮助贫困人口强化脱贫攻坚的意志和毅力，以更为科学和理性的方式增益自身所不能，推进国家反贫的历史进程。
二、出版助力扶贫的实践基础与效能转化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变迁中，贫困的标准、贫困人口的规模等指标都是渐变的，因此，作为党和国家“大扶贫”整体布局的一部分，出版业开展扶贫实践也要因时因需调整。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66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至此，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出版业在其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来看，出版助力扶贫的实践基础以及产出的巨大文化效能离不开内容的定制生产和服务的转型升级这两大路径。
1．定制扶贫产品
经过长期的探索，出版行业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知识传递和理性启蒙较为成熟有效的载体之一便是主题出版。因为对于一家出版机构来说，零散出版一些扶贫方面的著作并不难，难的是形成扶贫的出版传统和出版矩阵，这既是使命的召唤，又是出版智慧和出版眼光的体现。扶贫主题出版是以扶贫为特定的出版对象、出版内容和出版重点，围绕和服务党和国家脱贫工作的大局，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宣传活动，其基本作用是组织和动员全社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近年来，扶贫主题出版的思想性、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都得到了长足的提高。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例，自1992年出版反贫困研究团队的第一部著作，至今已有近30年的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大批优秀的扶贫学术著作伴随着国家大规模扶贫工作的开展不断问世，在特扶贫开发的知识生产与引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智囊作用。1992年出版的《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1999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等都是扶贫出版史关于贫困与发展的经典之作。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致力于反贫困研究的美国学者，以表彰他们在全球减贫问题上使用的实验性做法，其代表力作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进入21世纪以来，一批新生代学人继往开来又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阵地深耕贫困治理问题［2］。可以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扶贫主题出版的理论重镇。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扶贫主题出版目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完善。比如，如何扩大相关图书的品类，如何提高发行量和影响力；如何以“精准”为指向，在策划、出版、发行、推广等各个环节对标扶贫、服务扶贫甚至引领扶贫，从而打造出一条出版赋能的特扶贫之路。2．升级扶贫服务
扶贫服务是出版业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领域，也是有待深入开发的领域。对出版机构来说，扶贫服务的外延包括扶贫知识服务、图书馆扶贫出版服务、数字扶贫出版服务、全民阅读扶贫服务、书店扶贫服务等。这些服务范围和服务项目共同构成了出版业特扶贫服务的主要面向。考察出版服务在脱贫攻坚中的整体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其在三个方面尚有转型升级的可为空间。
第一，扶贫服务的标准化有待加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着眼于全民阅读推广中的儿童阅读问题，提出要把农村儿童阅读上升到全局高度和战略高度，实施针对农村儿童阅读的专门项目，加大农家书屋儿童出版物配送比例等［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村儿童阅读决定了我国青少年阅读水平和阅读质量的底线，是中国减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相关部门应当研究和制定有针对性和可操性的农村儿童阅读标准、农家书屋儿童出版物配送比例。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当考虑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当基于适度宽松原则，尽可能以更大的力度投入其中，到“贫根”，加速弥补城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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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阅读鸿沟，助力代际脱贫的早日实现。就长远来看，这些标准、比例的制定凸显了出版机构在脱贫攻坚事业中的科学理性，并由此形成一种行业共识：文化扶贫终究要从情感、情怀、使命感召走向规范和制度建设，乃至最终沉淀为知识创新。
第二，扶贫服务的协作化有待加强。当前，出版机构大多基于自己所在的区域和业务特点组织扶贫服务，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项目与项目之间都缺乏一定的沟通与联动，导致扶贫服务长期停留在各自为政的水平，缺乏有效协同和有机联动。这种情况无疑制约了以出版为主要特的扶贫服务效益的最大化。作为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东西部扶贫协作必须也必然要反映到出版领域。在以东部地区出版资源的先发优势促进西部地区出版资源的后发崛起的过程中, 广大的贫困人无疑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2020年7月，贵州人民出版社联合上海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大连出版社、青岛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共同策划了“苍山如海：东西部扶贫协作”丛书。作为脱贫攻坚书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丛书以“综述+专题”的形式，充分展现和记录了东部省市与贵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山海倾情、决战脱贫的决心信心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贵州样板”［4］。
第三，扶贫服务的连续性有待加强。出版介入扶贫不是、形象工程，出版机构和出版人要有“久久为功”的帮扶初心作为支撑，要在脱贫服务中树立扎根思想，在服务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的过程中获得存在感。2018年5月25日，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江西美术出版社与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联合发起了公益项目“名著小书包”项目，这一项目通过打通小初、小中、小高、初中、高中5个阶段，逐步建立陪伴孩子一生的“家庭小书柜”。捐助对象主要为乡村中小学生，同时兼顾贫困生个案，以整个学校或班级为单位，一人捐助一个装满经典名著的小书包，逐步实现村村全覆盖。同时，该项目
还将“名著小书包”系列丛书纳入学校学生课外阅读体系，帮助乡村孩子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实现教育脱贫［5］。这样的扶贫服务项目本身就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出版机构来说，一次公益行动固然可贵，但更为难得的是如何将这一项目长久开展下去，打造成自身扶贫服务的品牌和标签。
三、出版助力扶贫的重点难点与未来展望2020年无疑是出版业开展扶贫实践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面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历史语境，出版人和出版机构迫切需要对自身所从事的扶贫事业进行回顾和展望。
1．出版人怎样讲好中国扶贫故事
一代出版人有一代出版人的使命，讲好中国扶贫故事是当代出版人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中国脱贫攻坚成绩斐然、世界瞩目，中国式扶贫是中国道路的亮丽篇章，也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记录这一伟大的社会历史实践，讲好扶贫故事，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中国经验，将有助于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为和担当。那些来自中国扶贫脱贫一线的真实故事，或波澜壮阔，或感人至深，或发人深省，需要出版人敏锐捕捉并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予以呈现。成功策划了讲述湘西脱贫攻坚宝贵经验的《人间正是艳阳天》一书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北京分社总编辑段洁认为，“传递上级思想并不等于干巴的说教，而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做得更鲜活”，“还是用人心里最敏感的东西来打动人，以小见大。尤其做脱贫攻坚主题图书，就是要抓住那些细微之处的感动。只要挖掘到那些最感动人心的细节，一个小
细节就很可能产生大效果”［6］。对于出版社和编辑来说，讲好中国扶贫故事正是其以本业参与脱贫攻坚战役的独特方式。尽管当前贫困县全部宣布摘帽，但讲好扶贫故事仍然在路上，而且还会继续融入更多更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帮扶政策从攻坚战转入常态化的经验如何总结？为防止脱贫众返贫，各地有什么好的做法和举措？这些都是未来出版人继续讲好扶贫故事有待开发的选题。
2．出版机构怎样宣传扶贫工作
新闻出版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新闻出版行业所从事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社会实践。因此，出版机构务必要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度上思考如何创新宣传扶贫工作，即以出版活动增进脱贫攻坚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影响力。出版机构在从事具体的扶贫实践活动中，要进行扶贫价值观的塑造，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炼坚实的精神信仰。即出版机构要在组织、策划、推广扶贫主题图书和相关活动服务等过程中，通过构建扶贫事业的价值体系和扶贫意义引领中国扶贫事业，使公众从对脱贫攻坚的情感事实认同发展为价值理性认同。2017年底，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多角度展示陕西省扶贫战线上涌现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陕西省委组织部、陕西省作家协会联合实施重大主题出版项目，历时1年时间精心出版了《第一书记扶贫手记》。书中共收录了29位第一书记撰写的工作手记，共27万字、120多幅图，涵盖了关中、陕南、陕北三地基层第一书记带领贫困村村民发展产业、投身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精准扶贫的过程和成果［6］。这一涵盖征稿、作者培训、评审修改等创新性环节在内的扶贫实践，聚焦第一书记这一党的基层脱贫攻坚工作的当家人，让他们来亲
自讲述扶贫故事，十分接地气，能将党的扶贫政策和地方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亲可感可信，有助于扶贫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
出版行业扶贫是一项潜移默化的深度扶贫工作，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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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涵养社会文化、社会风气和习惯以及公共制度的跟进治理，为一个地区快速脱贫并持续保持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略要依崇制度理论的建设，突出体现社会新风尚的行为规范构建，将现代
化的制度规范和理论主张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提供给贫困人口” ［7］。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助力扶贫的站位谋划不
仅要高而且要远，要在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脱贫致富的过程中，完善相应的组织和机构建设，制定扶贫管理工作的目标计划、行动路线等，强化脱贫工作中的精神引领。
3．“以扶贫促出版双效统一”的未来思考
围绕文化振兴切入扶贫，是对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的有益探索。将出版主业引领向扶贫领域，是出版事业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是其以社会效益打造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的重要战略举措，
也是出版机构对市场需求的敏锐反应。因此，出版助力扶贫完全可以通过做大做强做精出版文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2020年4月21日，中国出版集团定点帮扶的青海泽库县成功摘帽，实现了以出版主业为依托、讲好扶贫故事的初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出版集团在为贫困地区脱贫贡献力量的同时，根据出版规律制定国内、国际市场的出版计划，在主题出版、版权输出等实践中实现了
双赢［8］。可以说，出版活动中的扶贫特别是精准扶贫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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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西部扶贫协作丛书即将出版发行［EB/OL］.（2020-07-11）［2020-12-11］. inhuanet/2020-07/11/c_1126224421.htm.
［5］出版主业文化扶贫并重 奉献“出版初心”“扶贫爱心”［EB/OL］.（2019-10-18）［2020-12-11］. www.cbbr/article/131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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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龚牟利. 中国出版集团：全面巩固脱贫成果，全面做
wangyan响扶贫出版［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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