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国语战国策
《左传》的思想内容
(1)重视民势和民心向背，体现了一定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民力量不断显现的结果，它迫使统治者在考虑施政方略时不得不考虑民心民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有一定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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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减灾手抄报内容(2)歌颂正义、歌颂爱国，如对郑子产、弦高、楚申包胥，齐晏婴等人的爱国爱民的思想和言行是充分肯定的。
(3)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和秽行。
(4)记述了许多战争，从中总结了不少经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5)局限：首先，维护旧礼制、宣扬血缘宗法制度的倾向很突出，对当时一些革新措施颇为不满。其次，《左传》对妖鬼、神怪、占卜、津津乐道。
《左传》的文学成就
(1)善于写矛盾冲突，文章有不少富于故事性、戏剧性的情节。
(2)《左传》最突出的成就是长于叙事。其叙事虽尚简，但“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左传》记事精妙优美，达到了微而显、婉而辩、简而奥的辩证统一。刘熙所指出:“《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艺概?文概》)。
(3)善于写战事。《左传》之写战争，结构完整，情节精采，运笔灵活，并不局限于正面的战斗场面描写，而能着眼于战争的前后左右；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以历史家的卓越识见，揭示其前因后果、经验教训，因而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并且还以简练形象之笔，描写战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绘声绘。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等。
(4) 善于写人。古之史官，有所谓记言、记事之分。其实往往言中见事，事中有言，机械区分很难，而记言记事皆必记人。《左传》虽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并非自觉描写人物，但毕竟涉及了形形的历史人物。
杜暘
如《晋公子重耳之亡》。
(5)工于记言，尤长于出的外交辞令。如《烛之武退秦师》、《齐伐楚鉴于召陵》(末段)、《齐晋鞍之战》等。
《国语》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尚书》多载训诫之文，《春秋》多寓褒贬之言，《国语》则多记教诲之语。“重民”、“尚礼”、“崇德”，是其主要表现。其思想观念驳杂不纯，但基本体现儒家思想倾向。
从文学角度看，《国语》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展现了其时政治变化的轮廓。不少篇章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的凶残和穷著极欲，提示了广大民众处境的悲惨，为后代提供了鲜明的历史画卷，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周语》、《鲁语》颇重文辞，较为曲雅，风格近于《左传》;《晋语》多记谋略，事胜于辞而不管幽默风趣之笔;《楚语》讲究修饰，文章亦较有气势;《吴语》、《越语》文笔别具一格，精采动人。
《战国策》的纵横家思想
《战国策》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突出表现了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部分策士的某些言论概括了一定意义的政治经验，总结了当时的一些进步原则，这是应予注意和肯定的。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折光式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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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为孟尝君市义，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地租剥削，而且还反映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识到了人心的向背对巩固统治的作用。《触龙说赵太后》则曲折地反映了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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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发展了《左传》的民本思想
《赵威后问齐伎》提出了“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的观点，”《齐策四》:“齐宣王见颜躅(Chu)曰：躅前～躅亦曰：王前～……王忿然作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这和《左传》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十分接近。 3、奉劝统治者居安思危，纳谏进贤，革除弊政
《邹忌讽齐王纳谏》、《庄辛说楚襄王》等篇，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值得警戒的教训。与此同时，颂扬了一些有作为的统治者如魏文侯，赵武灵王、燕昭王等，鞭挞了一些残暴，毒辣、荒淫无耻的统治者如宋康王、齐闵王等。
4、歌颂侠义之士不畏强暴，为国家安危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
《唐睢不辱使命》对唐睢在秦庭上折服气焰薰天的秦王而保全了安陵的那种无所畏惧的胆略和气魄给予高度赞赏。《荆轲刺秦王》对荆轲嫉恶如仇，重义轻生的壮举慷慨悲歌，备极颂扬。
《战国策》间杂儒、墨、道、法诸家而倾向于纵横家，所记主要人物多为活跃于各国舞台的谋臣策士。《战国策》思想倾向确与儒家格格不入，特别是其政治观和人生观，表现出一些突破传统思想的特点。《战国策》思想倾向的新特点，反映在政治观上，主要为崇尚计谋策略，尊奉机巧权变。策士的计谋策略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
《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中，作者论断道:“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候之威，谋臣灾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作者甚至断言:“计听覆逆者，唯(虽)”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见《秦策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章末)认为谋略乃事业成功的根本，如失计而听过就难免亡国。
纵横家的计谋策略主要施之于外交，因而又突出地宣扬外交的重要性，并特别讲究游说艺术。
其所谓“计谋”，乃是策十们以实现某种功利为目的，为人或为己所谋划并实施的一套巧妙的策略。不外乎投其所好，巧言进谏；因其所惧，危言耸听；弄虚作假，挑拨离间；夸言其长处而以利诱之，攻击其短处而以威逼之。此即纵横捭阖之计，长短倾侧之术，或曰“奇策异智”，“为一切之权”(刘向《战国策书录》)，“为机变之巧”(《孟子?尽心上》)。纵横家这种“以智服人”的主张，既不同于法家的“以力服人”，更与儒家奉行的“以德服人”背道而驰。
《战国策》思想倾向的特点更突出地表现在人生观上，即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争名逐利。与儒家的重“义”非“利”针锋相对。
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游记苏秦游赵王得用，“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绵乡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镒)”，可谓“富贵利达”之至。又如《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张仪也亮出了“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的观点。充分反映了
战国时期“货币的进军”打入政治、思想领域，图财赢利的商人意识渗透纵横家灵魂的现实。
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战国策》的文学成就战国时代思想的解放，士阶层的活跃，带来了文风的创新。《战国策》的文学成就就是这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具体体现。策士们无论是倾人之城，谋人之国，还是排难解纷，却敌图存，也无论是单方陈辞还是双方论辩，都力求做到在内容上审时度势，切中事情，在表达上具有最强的说服力和鼓动性。他们的说辞，或雄辩奇警，词锋凌厉；或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或曲折迂回，巧设机彀，或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笔，表现出一种似乎真理在握而睥睨一切的气概。和《左传》相比，《战国策》是国别体记言散文，但在叙事的技巧和人物刻划方法上，较《左传》有了明显的进步:
1、善于选取典型而生动的故事情节，开始有意识地刻画人物，从而使其中的许多篇章具有颇为浓厚的小说彩。
王祖贤复出《荆轲刺秦王》则背景广阔，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场景多变，故事有开端(燕太子丹求士复仇)发展(荆轲的准备工作)高潮(庭刺)和结局，和小说有相似之处。《苏秦以连横说秦》运用了叙述、描写、渲染、夸张、内心独白等表现手法塑造了苏秦这个人物形象(《史记?苏秦列传》):“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这说明司马迁已注意到了苏秦是经过典型化的艺术手段塑造的形象。
2、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
战国策士为达游说目的，善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抽象道理，其主要手法是巧于比喻、善用寓言和博引史事。如《楚策四?庄辛说楚襄王》记庄辛论幸臣之危国，由晴蛉而黄雀、黄鹄，再及蔡候、君王，其设喻由小至大，从物到人，因外及内，缓而不骤，娓娓动人。
《邹忌讽齐王纳谏》以家庭生活小事作比喻，论述广开言路的重要性。至于寓言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等，都是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故事，并成为人们熟悉的成语。寓言的运用，既可节省文字，又可使不易表述的抽象道理形象化，大大加强论辩的说服力。 3、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1)、敷张扬厉，善用铺陈，长于夸张渲染，在散体中包容着大量的骈辞俪句，具有“辩丽姿肆”，纵横驰骋，沉而快，雄而隽；气势充沛，如江河直下；词锋逼人，似高屋建瓴的特点。这也是战国时期一代文风的重要标志之一。
(2)、富丽华赡、明畅通俗。《战国策》语言之通俗，在先秦散文中颇为突出。较之《国语》语言的平实自然和《左传》语言的委婉含蓄，其风格显然别是一家。特别是其纵横恣肆的文风、富丽华赡的文采，对后世作家如贾谊、司马迁以及苏洵、苏轼等，都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