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制片的老“粉丝”2005年，我的书《我的配音生涯》在上海书展签名销售的时候，上海女作家程乃珊排了两个钟头的队来买我的书。她如果直接来我，我一定会把签了名的书送给她，可她像个普通读者一样排了队。这令我感到不胜荣幸，也很欣赏她的做派。她不愧是个“资深的影迷”。
她一再说“如果没有译制片，我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上世纪50年代，她还是个十岁刚出头的小女孩，就一个人买票去看电影，而且五十年后，还能记得有些影片的台词和镜头。她还记得西班牙影片《影子部队》中，邱岳峰配的一个落魄的话剧演员没有戏演，只能去做建筑工人糊口，从高空摔下，即将死亡。他说“我在世界各地表演过死……现在我真的要死了，请为我鼓掌吧。”于是他的妻子满含热泪带头为他鼓起掌来，而后，邻居们也为他鼓掌了。我就配那个妻子。听程乃珊如数家珍般地讲起这场戏和这些台词，不由感到万分亲切。
她还记得捷克影片《狼窟》里的两个镜头。战争孤儿杨诺(赵慎之配音)被一小城的市长罗伯特·里德夫妇领养。罗伯特(毕克配音)温文尔雅，却娶了一个又老又市侩的富婆克拉洛(张同凝配音)为妻。本来他们的生活如一潭死水，无风无浪。杨诺来了以后，他们一家出游，罗伯特和杨诺一起辨认野花，捉蝴蝶，晚饭后，一起弹琴唱歌。这一切激活了罗伯特对生活，对爱情的追求。杨诺也暗暗地爱上了这位一表人才的养父。但是碍于父女的名分，谁也不能向对方表达。有一次罗伯特出差去了外地，杨诺凝视着罗伯特夫妇的合影，由于镜框玻璃的反光，杨诺的影像覆盖在克拉洛的身上，变成了罗伯特和杨诺的合影，从而泄露了杨诺心中的秘密。还有一个镜头，杨诺陪克拉洛等几个老妇打牌，夜深了，老人们都睡着了。摄影把几个老
妇的睡相拍得狰狞、恐怖，令人毛骨悚然。乃珊说“杨诺的孤独、无助，这比她挨打挨骂更能让人感受到她在这个家庭中处境的可怕。”
还有一部保加利亚影片《穷街》。一个幸存的战士，战后归来，他的妻子正在晾衣服。他把放在凳子上的洗衣盆挪开，坐了上去，隔着被单，他看到了她美丽的剪影。她掀开被单想拿洗衣盆，一眼看到了他，影片这时戛然而止。由于对这部影片的喜爱，乃珊把自己的头一部作品也命名为《穷街》。她喜爱的《带阁楼的房子》、《狼窟》和《穷街》都是我担任译制导演的作品，我怎能不把她引为知己?
除了程乃珊，还有一个超级影迷张稼峰。他是个学法文的大学生。在“”中，曾因与法国友人谈了对“”的不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还因为不认罪，被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号里，长达19个月。他说他是靠背诵西方古典音乐的旋律和译制片的台词，才多次把自己从绝望的悬崖上拉回来的。他平反后，写信给赵慎之，讲了自己的经历。所以我说他是赵慎之的“粉丝”。他说“苏老师老说我是赵慎之老师的‘粉丝’，其实，这不对。我是从姚念贻到狄菲菲，从邱岳峰到沈晓谦，上译厂所有配音演员的粉丝。”他平反后，正赶上上译厂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他说“老天爷把欠我的，又还给我了。”
当年，《少林寺》的导演张鑫炎看了我厂译制的日本片《海峡》，说“没想到，内地的译制片水平这么高，我就像看懂了原片一样。”
由于译制片帮助观众消除了语言隔阂，使他们得以顺畅地欣赏到这些电影，并通过译制片这扇窗，看到
了外面不同的世界。因此爱屋及乌，观众也关注到了我们这些配音演员。
张健 刘蓓
译制厂是我们的大学
虽说上世纪50年代开始都是清一的苏联影片，而俄罗斯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民族，尽管当时受“无冲突论”的影响，有些像《金星英雄》《攻克柏林》那样专门塑造高大全人物的电影。但是也有很多如《生活的一课》、《没说完的故事》、《一年级女生》那样拍得很好看的影片。特别是根据俄罗斯古典文学改编的如《白夜》《白痴》《钦差大臣》《带阁楼的房子》等影片更加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而从1954年开始，还进口了一些西方国家进步的影片。如法国的《没有留下地址》、《勇士的奇遇》(即《马兰花芳芳》)，意大利的《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罗马11点钟》，英国的《孤星血泪》、《雾都孤儿》，以及东欧一些反法西斯战争的影片，如《华沙一条街》、《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等都拍得非常动人。
改革开放以后，进口的影片就更加丰富多彩了。高仓健主演的一系列电影《追捕》、《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阿加莎·克里斯蒂表现大侦探波罗的《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阿兰·德隆主演的法国片《佐罗》以及喜剧片《虎口脱险》；还有许多根据名著改编的如《王子复仇记》《简爱》、《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度山恩仇记》等等。
从上影成立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前身)开始，老厂长陈叙一就把译制工作当成了艺术创作，要求我
们尽可能地“还原原片”。而要还原原片首先就必须理解原片，要理解原片就要研究原片。老陈说“翻译剧本要有味儿，演员配音要有神。”中文剧本不但要明白通畅，而且要忠实于原片的风格。如《远山的呼唤》表现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要尽可能用朴实的大白话；《虎口脱险》是闹剧，演员就要说相声，情绪要错位，如油漆匠跑不动了，一个老头子要像一个幼儿园小朋友那样跟妈妈耍赖。我们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我们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我们的审美观点。因此我们赢得了口碑。我们也为一些国产片配音。有些观众说“有的国产片拍得并不好看，我们去看，就为了去听上译演员的配音。”还有的说“听上译厂配音的录音剪辑，即使没有画面，仍然是人物在说话。”
译制片不会消亡
甚至到今天，2011年9月25日，我为过去那些影片(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做的录音片段《余音袅袅》在上海影城签售时，不但有上了年纪的老观众，还有很多年轻的观众来买我的碟。我们的精工细作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有的说，“听得泪流满面”，有的说，“可以当古典音乐来听”。他们还用歌词表达了对我们的感情“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剧作家史航说“要以欣赏唐诗、宋词的心态，来欣赏上世纪80年代的译制片。”观众的厚爱，使我们感到受宠若惊。
现在许多年轻观众宁愿看配了字幕的原版外文片，也不愿看译制片，因为有些译制片不太讲求质量，败坏了译制片的名声。我认为，外文水平高，能看懂原片，那当然看原片最好。还有些影片不适于翻译对
白，更适合做字幕，如《与狼共舞》。影片中有大量台词是印第安语，这部分台词如果说中文，就不存在美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语言隔阂了。单把美国人的话译成中文，中国观众还是听不懂印第安语，不如全做字幕。不过，人们文化水平再高，学外文的人再多，要想毫无障碍地看懂原片，仍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我有几个在英、美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朋友都说“看文艺片，特别是有哲理的部分，仍不能全看懂。”所以他们离开中国时都会带很多译制片的碟片回到外国去。再有，我了解，意大利、法国、德国至今仍有译制片。所以，我认为译制片不但是有些观众所需要的，也是我国文艺界可以借鉴的。只要世
界上还存在语言隔阂，译制片和翻译小说就不应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