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高到凡实
——从张洁、池莉、六六三部作品看中国当代婚恋观的变化
摘  要张健 刘蓓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是新世纪文坛最早探索爱情婚姻的力作;池莉“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尽量避免和减少作者对叙述的干预,使叙事保持在纯客观的层面上。”[1]她的《不谈爱情》直面生存真实而淡化诗意,是女性作家在爱情婚姻探索的继续和深化;新世纪写手六六,以其特有的人生感悟写了一系列婚姻家庭的小说,她的作品《王贵与安娜》带领读者探讨幸福是什么的问题。这三部作品显示出我国女性婚恋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女性的择偶标准从政治因素、家庭背景优先逐渐向物质、心理需求优先转移。
关键词:女性,婚姻,变化,爱情
一、80年代  柏拉图式的婚恋观
1、女性意识由昏睡转向苏醒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女性一直被看作是第二性而存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庭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2]可以看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女性一直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她们从不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丈夫的附属品。20世纪初,“经历了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而浑浊的地平线。”[3] “五四”以来中国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随着“五四”新文学的兴起,第一批现代女作家诞生了,她们的许多作品都着力表现女性意识由昏睡转向苏醒。这一次的觉醒持续到三十年代,就开始销声匿迹了。在文坛沉默了半个世纪后,1978年结束,对女性命运关注的作品才从被压迫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在这些作家中,最突出的是张洁。她出生于1937年,她的青春时代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特定岁月里度过,从一个小女孩到一个女人,她和他们那一代人都是被按照特定时代的集体意志的模子加以塑造的,无疑他们在整体上是爱情经验相对匮乏的一代人,而改革开放了,开放的语境使得大量外来文化涌入中国,女性的情感的自由舒张成为了一种可能,她们开始自主地摆脱对有金钱、有地位的男性的依附关系,在婚恋问题上有了崭新的价值观念,即她一方面继承了以往作品关注女性命运的写作惯
例,另一方面又具有更为强烈的女性意识,为自己也为女性喊出了“爱”的心声,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更为自立的倾向上。《爱,是不能忘记的》率先打造了一个自立的女性形象。
2、压抑和辛酸的人生
钱钟书曾在《围城》中说道:“结婚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4]还有类似的比喻:“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而爱情婚姻在张洁的眼中却有着独特的含义。《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一种抒情散文的笔调,经由“我”来讲述母亲的一段感情故事,它塑造了典型的知识女性形象——钟雨。她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了自由独立,有健全的自我认同感,同时,她也保留着自己的一片爱的天地。钟雨正如黑格尔说过的那样:“女子把全部精神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和推广成为爱情。”[5]张洁在钟雨心中造出了一个钟情的偶像——老干部。作为偶像,老干部具有理想的品格——道义,责任心和阶级情谊,政治头脑成熟而坚定,革命经历非同一般,他思想活跃,工作有魄力,文学素养高。在此,张洁以叙述者的姿态来判断钟雨对老干部的崇拜“她要不崇拜那个人,那爱情连一天也维持不了。”这使得钟雨为他倾心,终生未嫁。虽然钟雨是一位坚强而独特的女性,但她却并不幸福。在与女儿的交谈中,女儿一直认为母亲过得很幸福,但当她一人独自面对夜晚
的寂静时,她不断地回想早些年做的错事,即嫁给了一个公子哥式的人物,并以此来告诫自己,明确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直到她生命即将停止那一刻,她仍无悔自己的选择。在这过程中她享受了灵魂完满的幸福。“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望着天国,倘若真的有所谓的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着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钟雨需要的是真正的爱情,哪怕是短暂的接触,哪怕加在一起没有二十四小时,哪怕连手都没有牵过,但却“占着她全部的情感”。这种精神恋爱看似纯洁梦幻,但注定是不幸的。这种悲剧性在文章的开头就有所体现:“说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七十年代,可在这点上倒也不妨向几千年来人们所做过的那样,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一种交易买卖,而婚姻和爱情也可以是分离着的。”钟雨摆脱了那位公子哥式的人物,摆脱无爱的婚姻成为钟雨自觉而无悔的选择;让老干部送给她的那二十七本一套的1950年至1955年出版的《契柯夫小说集》陪伴了她的一生。在我们看来,钟雨的一生是痛苦的,但她“至死都感到幸福:她真正地爱过,她没有半点遗憾。”看来,在钟雨无悔自己的选择
钟雨深爱着老干部,在我看来那样的爱情是飘渺的,是钟雨自己编织起来的理想中的爱人,她对老干部的爱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依赖而不是肉体上的占有,为了老干部的快乐她宁愿牺牲自我,独自一人走上一条艰辛、孤独、禁欲的生活道路。在这种行为背后,隐含着女性在
面对现实时的无奈、辛酸和沉重的失望。真正的爱情实际是“永不圆满,永不相聚,永远彼此不到手,即使人面相对也让心在天涯,在天涯永远痛苦的思念与呼唤”。[6]钟雨和老干部就是这样发乎情,止乎礼,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由此看来,钟雨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她虽有爱的自由,但只能把这种爱沉浸在幻想中,寄托在日记里,让感情一直处在被压抑的状态。所以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她虽是唯物主义者,却发出向往天国的感慨。
“爱情之所以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就在于把人性的美好与丑恶,人生的追求与迷惘及人对社会的抗争与屈服,都在爱情中生动而感人地表现出来"[7]因此,保加利亚伦理学家瓦西列夫说:“爱情是揭示人的个性的一种极为奥秘的因素。”[8]一个真正的人的爱情不仅有灵与灵的交流,而且有肉与肉的交流,人的心灵和肉体都是整体生活的一部分。但钟雨的爱情是纯粹的精神恋爱,在她看来此生无悔,因为她真正爱过,虽然爱的那么的痛苦。但据世人的眼光,我们甚至开始怀疑她的爱人是否真正存在。
《爱,是不能忘记的》记录了母女两代女性对爱情的执著和向往,尤其是女作家“钟雨”和“老干部”之间那场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它是新时期文坛上第一篇摆脱了描写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为主题,而深入一个知识女性的内心世界,去表现女性情感和心态的小说,因此,
它成为80年代最能代表女性意识觉醒的女性小说。钟雨二十年来对老干部在精神上苦苦的厮守,不顾环境上的压力,不顾政治上的凄惨,追逐着那神圣的爱,一直追到天国,并且规劝女儿:“要是你吃不准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的嫁出去要好得多。”照别人看来,作为一个母亲对女儿讲这样的话,似乎不合情理,而在她女儿看来那句话是她在以往极其痛苦的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同样,已是不惑之年的张洁,直接爱情经验的欠缺,加之历史形成的女性对感情的“纯精神性”境界的期待,使得她们这一代女性对爱情有着一种几乎虚妄的设想和几乎近乎偏执的苛求,最终使得她们很多人都成为了“钟雨”一类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这大概就是这种纯精神的爱存在的又一个原因。从而不难理解张洁写这篇小说的原因,她的不幸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
二、 90年代  世俗功利的婚恋观
1、“新写实主义”的涌现
爱情,被认为是永恒的文学主题,继80年代书写女性的作品大量涌现,柏拉图式的爱情观深入人心的时期,池莉却以女性客观冷静的视角无情地抹掉了笼罩在爱情之上的玫瑰光环,写出了现实生活中本真的爱情状态。由“不谈爱情”到“拆穿爱情”,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婚恋世界,
它世俗、平庸却温馨,体现了女性对现实世界清醒的认识。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写道:“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重,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实和实在。”[9]池莉作品对生活的还原饱含生活的本质。通过一种源于生活并不高于生活的艺术描写,还原原始、质朴的婚恋世界。“生活无爱情”是池莉小说中体现的哲学准则。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着手对国有企业、教育行业和医疗卫生这三大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进行改革。这三大改革的深入推进,迫使国有企业的一大批工人下岗,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开始下降,使青年认识到生活的艰辛,也切身体会到金钱的重要。这强化了他们求实、务实的精神,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增强了他们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念,时代潮流的变迁,有力的制约改变着百姓普遍的心态。因此,作家充分考虑社会文化需求心理,为了适应社会经济转型年代大众的文化需求,他们选择了市民与知识阶层的世俗生活为创作对象,同时为了使这样的题材写出新意,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文坛少有的思想大解放。于是,以追求物欲淡化理想,趋于平庸而消解崇高,对世俗人生、大众趣味亲和的“新写实主义”小说诞生。这些作品既揭示现实、又蕴含浪漫,既再现世俗人生无所顾忌的自由个性,又表现作者客观叙事的艺术风格。
2、虚假和脆弱的婚姻
可以说,在新时期众多的涉及婚恋题材的小说作品中,池莉的这类以“不谈爱情”为题旨的小说无疑是个令人瞠目的存在。本文以《不谈爱情》为例来做具体阐释。她的《不谈爱情》就塑造了一系列世俗化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中,吉玲最具代表性。她生长在以粉香脂浓、莺歌燕舞为标志的花楼街,这深深的影响了她的思想观念,但她似乎又不属于这里,“吉玲的穿着打扮与花楼街的女孩子格调相反,她以素雅为主,不烫发,不染发,不画眼影.....俨然一个恬静美丽的女大学生。”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到了在新华书店这一很文明的工作,这使家人为之骄傲。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吉玲是一位坚强、有主见的女孩,她的骨子里透着一种务实的态度。工作有了,下一步就轮到对象。她坚决不要再过像母亲和四个那样落魄的生活,“她的家将是一个具有现代文明,像外国影片那种漂亮整洁的家”。最终,她在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撞出了自己的婚姻。在此,我只能称之为婚姻,因为通过以后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吉玲多么的工于心计,其目的不在爱情而在婚姻。庄建非来到她家,全家人一改以前的秽语和粗鄙,只为赢得庄建非的好感;在吉玲去庄家遭到冷眼后,她装得楚楚可怜,更可恨的是她欲擒故纵,最终使庄建非为了她不惜与家人闹翻而与她结婚,可以说他们的婚姻是由吉玲一手策划的陷阱。当他们冲破阻力,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时却因为一件小事吵架到离婚的地
步,这不禁使我们开始怀疑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爱情。建亚的日记中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哥哥,没有爱情,他真可怜!”同时庄建非历经一番磨砺对婚姻间题“大彻大悟”后的一段心灵独白:“婚姻不是单纯性的意思,远远不是,妻子也不只是性的对象,而是过日子的伴侣。过日子你就要负起丈夫的职责,注意妻子的喜怒哀乐,关怀她、迁就她,接受周围所有人的注视,与她搀搀扶扶、硫磕伴伴走向人生的终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爱情不等同于婚姻,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如此脆弱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