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 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 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 《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 事文学的传统。
向华强玩过的女明星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梁静茹情歌歌词
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 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 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甲骨文清末发现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盘庚迁殷后至殷亡 时的遗物，距今已三千多年。这些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 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 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但未经后人加工，保持了商 代记事文字的原貌。这些占卜之辞，短的只有几字，长的有百余字，比较完整的 如：
癸已卜，壳殳贞，旬亡田（咎）？王■曰，■（有）■（祟），其■（有） 来■（艰）。气（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告曰： “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方亦牜帚我西鄙田。”（郭沫若《卜 辞通纂》第五一二片）。
这条卜辞，时、地、人、事齐全，叙述较为详细，略具叙事要素。这些卜辞， 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
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 的发展。商周时君王、公侯、臣子都可作铜器铭文，君王所作铜器被视为国之重 宝。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 如：“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 （《殷文存》上二六·后）开头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然后叙事，内容大多是殷 王的赏赐，最后还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复杂了。不仅 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例如，以记事为主的《 曶鼎》，先写了周王策命曶继承父业为王卜者；又写了曶用匹马束丝购买五个奴 隶，引起纠纷，曶胜诉之事；还记载了匡季带其奴仆抢劫了曶的十秭禾，曶向东 宫控告匡季而胜诉，得到了加倍赔偿的事。叙事已有一定规模了。而像《毛公鼎》 等侧重记言的铭文，其中的训诰，已和《尚书》没有什么区别。
《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是商周记言史 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 典》等记载了尧、舜、禹等人的传说，是后人的追述，不是当时人的记录。《商 书·盘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盘庚》记录了盘庚要迁 都于殷，世族百姓普遍反对，他为说服众人而发表的训辞，古朴艰涩，语言有一 定的感情彩和形象性。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向迩，其犹可扑灭？”比喻生动贴切，至今仍活在我们的语言中。《周书》主要 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告诫成 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土》、《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 诰》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周公的这些谈话和 训令，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周书》的《金 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金縢》写武王克商后患病，周公向先王祷告，愿 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后成王嗣位，周公摄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 公，并煽动殷遗民叛乱。周公率兵平定叛乱，成王心中对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 居。于是“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 《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为功，代武王之说。”成王大为感动，亲自迎接周 公回朝。这些情节颇曲折而具传奇彩。《顾命》写成
王之死，康王之立，事件 的过程和宏大的场面铺叙得很清楚。《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 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 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春秋》，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 义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 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哀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１）的历 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 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 秋左传集解·序》）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都很简 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因此，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 意义上的叙事散文。如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都无从知道，仿佛 一则新闻标题，而不像一篇文章。拨号上网路由器
《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反对僭 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 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北新桥海眼
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春秋》还以一字寓褒贬，在 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 上曰“弑”等。这种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第二节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左传》的成书 《左传》的叙事特征 《左传》的记言文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 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左传》记事，起于鲁隐 公元年（７２２），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４６８），基本与《春秋》重合，还 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 一位儒家学者。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 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 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 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 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 赞扬
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 历史观。在《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 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 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
风物长宜放眼量是什么意思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 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 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 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 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 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 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 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 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倒叙就是在 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 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
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 而生穆公，故名之兰。《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 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 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 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 “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 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 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 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 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 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 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 役也写得各具特，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 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
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 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 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 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 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 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 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 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 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 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 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
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 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 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 “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 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 对话的萌芽。《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 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写晋侯所梦大 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 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 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 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 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 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
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 的。《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 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 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 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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