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
作者：孙冰洋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9年第03期
        内容摘要：曹七巧复杂而多面，她是被封建遗风压迫的受摧残者，是被金钱奴役的屈服者，也是被扭曲心理控制的报复者，这三种身份使七巧的人物形象愈加清晰丰满，也更加突出了人物悲剧性命运的缘由。本文旨在从这三种身份剖析曹七巧的人物形象及其悲剧性的人物命运。
        关键词：《金锁记》 曹七巧 人物形象
        张爱玲的《金锁记》享誉文坛，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教授则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因为大哥大嫂的贪图钱财，七巧被迫嫁入了姜家，一个快要衰败下去的世家大族，她的丈夫从小得了软骨病，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在姜家，她遭受尽了排挤凌辱，就这样带着隐忍与屈辱在姜家的阴影下过了大半生。被无法克制的财欲与贪而不得的情欲控制着，她的性情一天一天古怪下去，像是疯了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报复心理，她扭曲地想要拖着身边人
与她一起沉沦堕落，儿子、女儿、儿媳的人生就这样被她活生生地毁掉了。她拥有着“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她用最为病态的方式报复曾经伤害过她的社会，“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1]想毕这也是《金锁记》这个名字的由来，被金钱玷污的扭曲的人性彻底成了曹七巧永远的沉重的“黄金枷锁”，陪伴她过完了她那凄凉的悲苦的人生。
        张爱玲对于女性形象的拿捏十分到位，《金锁记》中，七巧被作者置身于痛不欲生的婚姻与被压抑的爱情、充斥着金钱利益的与姜家的关系、扭曲报复心理下与儿女的关系这三段大情节里，顺着时间变化讲述了七巧的三十年，并以故事式的开头与结尾用三十年前的月亮前后呼应，为我们缓缓揭开一个旧时代女性的悲凉人生。曹七巧复杂而多面，她是被封建遗风压迫的受摧残者，是被金钱奴役的屈服者，也是被扭曲心理控制的报复者，这三种身份使七巧的人物形象愈加清晰丰满，也更加突出了人物悲剧性命运的缘由。
        一.被封建遗风压迫的受摧残者
        曹七巧敏感多疑、急躁泼辣、说话刻薄且尖利，可最初的七巧并不是这样一副扭曲的面
孔。在嫁到姜家以前，她也曾无忧无虑、活泼开朗，她也曾有过滚圆的胳膊，雪白的手腕，“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曹云金是谁”[2]而在嫁进姜家后，一切都变了。没有人想要接触她，没有人愿意与她交谈，更没有人会尊重她，这源于她自身所携带的原罪——出身低下。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代表或者决定什么，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独立的，无论是国王还是乞丐都有权利捍卫自己的尊严。但是在当时旧社会的中国，出身问题成了砸在七巧身上沉重无比的巨石，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婆婆与妯娌爱搭不理，不掩饰地轻视她嫌弃她，公馆里的丫鬟、婆子私底下嘲讽她，凌辱她，甚至连她倾心的小叔子季泽在某些时刻也是不愿意与她多讲话的。一个人最基本的与人正常平等的交流权利都要受扼制，如果七巧没有变化才会更奇怪。她反抗了，挣扎了，但是没有用，这只会让她越来越变态，在别人眼中更加恶名昭著。
        以曹七巧的小商人家庭出身，正常情况下是绝没有资格加入姜家的，即使当时的姜家已是一个快没落的大家贵族。而她能嫁进姜家的这个不正常的原因，就是她的丈夫，姜家二爷，是个患了软骨病的瘫子。对于一个年轻的少妇，比起周遭的人的冷嘲热讽，更令她痛苦的是每天要面对那样一个只会咳嗽喘息，毫无生气的枕边人。她的婚后生活无性无爱，正常的生理与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就连她最低微的一点乞求“要是能有点人气就好了”都无法
实现。但即使是这样，七巧的爱欲也没有被磨掉，她是有爱着的人的——她的小叔子姜季泽。这是个她日日相见却不敢也不能触碰的人，大家贵族的门风要求她过着“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全封闭式生活，在那样的封建家庭中，贵族家庭的封建思想和生活方式制约了她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与自由。家族内部是决不允许有释放情欲性欲的对象的，并且又不能到外面的世界去寻，于是她只能生活在孤独中，生活在歧视中，生活在残缺的冰冷的环境中，这使得她的个性一天一天愈加扭曲。书中有一段道：“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换了个人？没出嫁时不过要强些，嘴头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虽是比从前暴躁些，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这段话是曹大年夫妇来姜家看望七巧，回时曹大年媳妇说的，可见曹七巧自从嫁进姜公馆脾性个性一天糟过一天，几近疯癫的状态，不禁感叹姜公馆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程度既如此之深。[3]
        曹七巧不仅被身份等级、不幸婚姻压迫着，更是被整个旧社会的大环境压迫着。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这句话是曹七巧的媳妇芝寿说的，借她的口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癫狂状态，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们过着不讲人伦、亲情、良善的腐朽生活，他们抽、逛窑子、酗酒闹事、与亲人高调调情，个个醉心于勾心斗角，对物欲的追求几近变态的程度。[4]所以即使后
来七巧终于熬出头来，摆脱了这痛苦压抑的生活，拿着姜家财产过活的她，后来的日子也不能顺风顺水。这是外界封建压迫与个人宿命原因共同塑造出的悲剧形象。
        二.被金钱奴役的屈服者
        七巧为何会被嫁进姜家？因了她那贪图钱财的哥嫂。年轻时的曹七巧，本不是爱钱，她爱的是人，是小叔子季泽。但在姜家这样的环境氛围长期浸染下，七巧早已忘记了人情的滋味，只能牢牢抓住金钱这个靠山，她的所有隐忍与坚持的来源。在姜家这样的传统大家族中，各房各支都有着自己利益计较，尔虞我诈，在每一副端庄平静，优雅高贵的外表下无不是算计的嘴脸，暗流涌动。像曹七巧这样几乎等于丧夫的少妇，还带着两个孩子，不得不强硬起来，为自己为孩子挣一份可观的足够日后生活的家产。所以在终于要分家产的那日，她比出嫁时还紧张，不仅仔细聆听查证，还据理力争，撒泼耍赖都用上了只为多得几分财产，因为她知道“今天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这些年了，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可是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5]这是她认为的自己的命运转折点。
        金钱埋葬了曹七巧，在失去婚姻与姜家后，这是她唯一依靠的东西，她将金钱看得比一切都重。在十年后，三爷季泽来她表白心意，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的骗财的把戏，把自己
生命中唯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七巧还是爱着季泽的，在季泽来到她住的屋子时，七巧对他还有感觉“如同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但当她恍然醒悟季泽只是为了金钱而来后，她毫不犹豫地将他赶出去，她认为当男人与金钱不能兼得时，金钱远远比男人重要得多。这件事让她对男人彻底失望了，也加剧扭曲了她日后的报复心理，她完全沦为了一个死守财产的被金钱奴役者，可悲又可怜。
        三.被扭曲心理控制的报复者
        付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曾写道：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七巧不仅自己的心理扭曲变态，病入膏肓，还想扯着身边的至亲替她殉葬。晚年的她不断的想要掌控儿女们的生活，与他们斗争，这是她的报复，也是她一生不幸的反映。她忍不住干涉女儿的学校生活，因为偶然想起季泽与她的过往便要给女儿缠小脚;她将儿媳折磨死了，因为她见不得他们拥有她所没有的——幸福的婚姻生活。嫉妒使她丧失了理智，便不择手段地释放着怨气;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因为她对男人已经彻底失望，她不想让女儿被男人欺骗，更不想看见女儿有美满的婚姻与爱情，所以她将女儿变得与她一样堕落尖刻……儿女从她获取姜家财产的工具变成了满足她“同归于尽”变态心理的报复对象，一个人毁了三四个人，可怕且可悲。
        这三个悲剧式的形象刻画出来一个从纯真无邪到变态畸形的曹七巧，但读者并不会对她的种种变态行径感到厌恶，因为她的悲剧不是独独自身原因造成的，她也曾可爱善良过。在她未出嫁前，她也会在街上逗留，散发魅力似的与商贩们调笑;哥嫂把她嫁入姜家，在他们来看她时她依然塞了很多东西让他们带回;她骂走了季泽却急着跑上楼再多看一眼他;离去的背影;即使到了行将就木之时，恍惚间她还能记起曾经的一去不复返的温柔时光。至此，她的形象是复杂的，鲜活的，丰满的，可爱的，也是不幸的，张爱玲用她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多变的曹七巧，同时引发读者对于社会的关注，金钱的认识，人性的思考。
        参考文献
        [1][2][5]沈小兰、于青：编选.上海两“才女”-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
        [3][4]闵瑞华.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解读《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命运[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06）：39-40.
        （作者介绍：孙冰洋，南京林业大学在读本科，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指导老师：缪军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