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之“烘云托月法
清蔡元枚《水浒后传读法》：“有烘云托月法：燕青之与卢俊义是主仆而骨肉者也，俊义既死，燕青即欲竭忠图报，已无其由；今写一卢俊德，是俊义嫡亲瓜葛，燕青不辞劳瘁，不避艰难，尽力以救其妻女，则俊义若在，其极称又当何如耶！此是借旁形正，如烘云托月一般。不然，请问看官，传中必写此一事者，岂专为要他女儿为妻，乃费如许笔墨耶？”烘云托月法，即烘托手法，借助其他事物的描绘，烘托所要着力表现的对象。写燕青对卢俊德的效忠，正为了从旁烘托燕青对卢俊义的效忠。
张爱玲小说代表作《金锁记》里面的主人公曹七巧，“家里是开麻油店的”[1]，“年青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1]。“十八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1]“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1]一朝嫁入豪门，丈夫患着“骨痨”，丫头、小和少奶奶们处处嫌弃她、挤兑她，时不时串门走亲戚的哥嫂只管贪图便宜，甚而玩世不恭的季泽也避她不及。虽则“生计无虞”[2]，然而“没有亲人，没有友谊，没有爱，没有自尊”[2]。
“苏堤柳暖，阆苑春浓，兼之晨妆初罢，疏雨梧桐，正可借软草以慰佳人，采奇花以寄公子……”（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七巧却“不得不为着生存扼杀掉人性宝贵的其他方
面”[2]。这里就充分运用了烘托手法。不是先前曾有过的浑圆而闪着清辉的玉臂，便见不出后来竟成了阴
森的老妇人、临死前干瘦得可以把镯子从手臂推到腋下的七巧，这些年来“戴着黄金的枷锁”[1]，怎样在心狱的煎熬中挣扎。正是“在这种内外交错的扭曲与压抑中，活生生的七巧渐渐被逼入‘非人’的绝境里”[2]。
其中故事的开头，七巧的出身来历一一由其伺候丫头小双道来，又是用的烘托。
故事的中间，七巧熬死了丈夫，熬死了婆婆，终于啃到了“金子的边”[1]，分到了家产，自立了门户。穷途末路的小叔子季泽这时上门来，借助旧情诱惑她。“用捉迷藏式的浮薄的调笑包裹着内心的情欲”[3]过了十年，终于听到季泽叫她“七巧”，“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1]然而“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1]，又岂容旁人觊觎？“她隔着一张桌子探身过去打他”[1]，狠心掐灭自己死灰生命中最后的一丝亮光――对爱的渴望。“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1]长的不是“一刹那”，长的是“ 七巧情绪发作后彷徨迷离、空虚无依的心理，以及对没有任何意义的未来的恐惧”[4]。这一烘托，同时也很好地为下文“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
命”[1]作了铺垫。“越是压抑的厉害，情欲越是要通过反常的
方式寻求出路。”[3]“不幸她还是人母，是婆婆，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将身边的人拉来做陪葬。”[3] 张爱玲《传奇》世界里满纸弥漫的尽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与
腐烂的气味……”（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七巧是唯一的英雄，“谁也没有象她这样在失望与绝望中仍然不停止最后的挣扎”[3]。这样一个英雄，在环境面前也一败涂地。出身市井，“七巧的‘文化’和‘教养’是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生存哲学”[5]。姜家二少奶奶的身份起先并没有让她坐稳为“奴隶”，融入既定的社会规范，泯灭作为一个女性的自觉。她还“敢于忧愤地抱怨，不满姜家上下的虚伪，甚至大胆泼辣地借与季泽‘偷情’来保持住生命本能的需
求”[5]。经过不断的等待，不断的算计，七巧终于可以成为金钱世界真正的主宰，这时的她也已将自己套牢在金锁里面。本来一个现存秩序的“抗争者”，转而去维护现存秩序，去“认同那残忍、扼杀人性的‘生存逻辑’”[5]。最终，七巧“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背对背栓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1]。
过程的层层烘染，只为鲜明地衬托出张爱玲“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6]，“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大的破坏要来……”[6]身为没落世家的后裔，怀着对人类文明日渐衰丧的隐忧，又遭逢港战和上海沦陷，“乱世人”张爱玲的小说“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6]。
张爱玲认为，所谓好作品，就在于它是“以人生安稳底子去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如果说七巧这个《传奇》中唯一的英雄属于“人生的飞扬”，是大红大绿的“悲壮”（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刺激性大于启发性”（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那么她的女儿长安则是这“安稳的底子”，是“有更深长回味”的“苍凉”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没有长安的烘托，七巧只能是“浮沫”。
长安是她母亲疯狂的牺牲品，也间接地成为环境的牺牲品。她母亲为了生存在进行着“双手擘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7]，她在母亲的“荫庇”下，在感受和认同着生命的悲剧性的同时试图寻求现世的安稳，在苦难中享受着人生的乐趣。譬如半夜起来看雨；和童世舫交往时“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1]，“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
星”[1]……即便两人分手，她依旧“着了魔似的，去那吹口琴的人――去她自己”[1]。最后，眼看这一切――“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1]无法挽留，她只有柔和地握紧回忆。故事的结尾，“她和一个男子在街上一同走”[1]，男子“为她买了一双吊袜带”[1]。长安走不出母亲的阴影，也不可能颠覆女性既定的运命。“社会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还是从文化上没有为女性解放开拓出光明的路途”[5]。“琐琐的哀乐，细小的爱憎”，“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被忽略，被遗忘……“却最终构成最基本、最稳定、也更持久永恒的
生存基础”，也“更加贴近历史文化主体及其精神世界的真实”，――
一种生命存在无以更改的残缺。长安身上寄寓了张爱玲深深的哀惋和宽悯。
七巧和长安，一个体现了作者彻骨冰凉的人生感悟，一个代表庸俗感的世俗情趣。正为着这份“世俗情趣”，这“安稳的底子”，七巧在欲望中挣扎和反抗，几番浮沉。这也恰恰是张爱玲人生态度的写照。立足时代荒凉的背景下，随时随处于现实的脏、乱与忧伤当中发现、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一面，“从而并不
陷入绝望”[3]。
小说开篇“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1]，两代人的眼，两代人的心，两代人的人生路，隔着风尘回望……有评论家认为：“月亮在中国古代阴阳文化中属于阴柔的一面，与女性凄苦、悲凉等同属一类。”“月亮在中国文化中又常常是流年似水的时间的见证，人生无常的喟叹。”主人公七巧的命运悲剧，就在凄幽苍白的月光的烘托下，如泣如诉地演进，“宿命不可违的苍凉无边地蔓延”。面对人生的缺憾、时代的重压，不是“西方现代作家笔下常常见到的惨淡的决裂”[3]，而是“以审美的、诗意的哀感去应付、中和”[3]。张爱玲对中国古典诗歌戏曲这份抒情传统的继承，得益于“颓运方至，变故渐曹云金是谁
多”“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红楼梦》。无论学识、才情和对社会理解的深透与广阔，张爱玲都不能与曹雪芹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