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子学中的哲学思想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冯友兰先生说：“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其所谓“子学时代”，主要即是指“先秦子学”。
在“百家争鸣”的思想背景之中，“其学无所不窥”“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庄子自由穿梭于丰厚的传统与沉浊的现实之中，通过对知识、权力、语言的透彻认知，终而生发出一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标新立异”之学，体现着先秦哲人对宇宙、世界、人生的深情观照与深彻思考。那么，庄子哲学的独特性与卓异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此即该成果的思考起点与归宿。
通过将庄学置于“先秦子学”的理论背景之下，在与老子、孔子、惠施、孟子、荀子等诸子的“反覆相明”之中，寻绎其思想渊源，辨明其学术特，阐发其理论影响，便能全面而系统地对庄子与先秦诸子的思想关系进行整体而系统的探讨。这样，不仅能加深对庄学之独特性秦放最后和司藤在一起了吗
的认知，也会促进我们对先秦子学之整体面貌的理解，并为目前学界热议的“新子学”建构提供一种视角和思路。
六月七月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大张伟 戚薇在气象蓬勃的“子学时代”，诸子间的相互对话、交锋、批评和反思，是庄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唯有在与诸子思想的“动态”比较研究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庄子之“其用心也，独若之何”的问题。具体内容和观点如下。
（一）从“生成”到“齐通”：庄子对老子之道物关系的理论转换
从老子开始，“道物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老子对浑沦玄妙之“道”的理解，主要体现在“道—物”之间的“生成”关系之中：“道”以“无为”的方式而成就“万物”之“自然”。这种“无为—自然”的模式也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最佳方式。庄子或许看到这种理论模式对“道”与“圣人”的凸显，以及对“万物”与“民”之主体性的消解，从而在淡化甚至解构“道生万物”之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上，通过绾合“道”与“心”，力倡“道通万物”的本真存在论，呈现以“生命”为核心关切、以“道通为一”为存在视界、以“游心”为生活方式的理论追求。可见，
虽然庄子对老学不无汲取，亦以“道”“德”为核心概念，但其理论内涵、思想旨趣等都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认为“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有失公允。
（二）从“方内”到“方外”：庄子对孔子之形象建构的内在理路
以《论语》中孔子“化而日进”的生命精神为基准，庄子认为“游方之内”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并非孔子理应知止的圆熟境界；在此之外，尚有“踰矩”以“游方之外”的进境可能。所谓“矩”、“方”，实即以礼乐为核心建制的“人间世”。面对崩坏的礼乐制度，孔子通过对“礼之本”的论述而强调礼乐的情感内质与生命关切，并以在秩序之中安顿生命为至高理想。但在孔子那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情感与秩序之间呈现的是难以消解的张力。在此基础上，庄子遂以“自事其心”为原则，以“礼意”为进路，意在超越“方”的拘限（也即“踰矩”）而追求“相造乎道”的本真、自适之境。循乎此，“孔子”也便在庄子笔下“重获新生”了。在这种理解进路中，庄子既不“诋孔”，亦不“尊孔”，而是通过“释孔”的方式回应着孔子生命与思想中存在的难题。可见，庄子之孔子形象建构的目的，并不是抒发对孔子或儒家的诋訾或尊崇之情，而是在致敬孔子的基础上直面、回应并解决孔子生命与思想中存在的难题，终而由之引生出一条焕然一新而大相径庭的游心之道。在此“回应孔子”的理解模式之中，孔子思想也便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庄子哲学的理论背景与基础。韩国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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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良心与虚心：孟子、庄子“心”论之比较
战国中期最大的哲学创获即在于“心的发现与突破”，这在《孟子》和《庄子》内七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孟子、庄子均以“心”为“环中”，构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并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孟、庄“心论”的理路是针锋相对的：或求“集义”，或倡“集虚”；或潜于“心性”，或游于“心神”；或主“思诚”，或申“去知”；或“以心统气”，或“以气统心”；或期于“仁政”，或归于“游心”，体现出不同的哲学关怀与生命气质。简而言之，孟子追求的是兼具道德自觉、伦理关怀与政治理想的“良心”；庄子则欲洗濯一切世俗价值，而在“方之外”体认自由与逍遥的“虚心”。可见，孟、庄对心灵的沉思，泾渭分明而交相辉映。如果说孟子如“泰山岩岩”，氤氲出一派俊朗与清明的浩然之气；庄子则体现为“姑射之山”的超旷与渺远。
wincc教程（四）践形、忘形与全形：孟子、庄子与黄老道家的身体观之比较
孟子道德视域中的“践形”、庄子生命视域中的“忘形”以及黄老道家政治视域中的“全形”可谓先秦“身体观”的三种基本形态。孟子的“践形”观以“心—形”之间的现实张力为出发点，在心性之学的道德视域中，倡导“尽心以践形”，以心化形，由形显心，追求的是道德化、精神
化的形体展现。庄子的“忘形”观亦以“心—形”之间的张力为思考起点，并将生命的本质与价值完全寄归于心灵之中，从而对“形体”采取了遗忘或者悬置的态度，追求“虚心而忘形”，不无“身心二元论”的典型特点。黄老思想中的“全形”观，乃是在宇宙自然论与政治秩序论的构架中展开的，“心—形”与“天—地”、“君—臣”、“君—民”完全同构，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地”、“臣”、“民”的不可或缺，在与“心”的互动中，既有“全心以全形”的内在要求，亦有“正形以治心”的理论线索。可以说，“形”背后隐含着的实际是哲人各自的理论关怀与价值关切，通过对三种“身体观”的分析，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对本真之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以及对理想之生存方式的迥异追求。
（五）心物之辨：惠施与庄子哲学思想之比较
庄子与惠施之学在“道”、“言”、“物”、“用”等维度既有明显的理论差异，亦有清晰的内在联系。（1）惠子试图依靠名辩的力量，在“道”之外证成“天地一体”观念，以为“去尊”、“泛爱”奠定基础；庄子之“道”则欲摆脱宇宙生成论之拘囿，而在本真存在论层面促生“道通为一”的存在视野。（2）惠子将言辩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并有“两可”的相对化思想倾向；出于对整全之“道”的执守，庄子力陈言辩之限度，以“怀之”的态度申述“两行”之说。（3）“道”的
缺失不仅让惠子沉迷于言辩，亦由“历物”而“逐物”，使生命沉沦于物境而不得自宁；庄子以“道”观物而有“齐物”之论，以“心”观物而生“乘物”之说，归乎“游心”之境界。（4）在社会政治层面，惠子倡导“有用”而贬斥“无用”，庄子则通过对“无用之用”的阐述以示“有用”之弊，而申“游世”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