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了十年的《音乐爱好者》（1989年至1999年），耳鬓厮磨，感情不能说不深了。任何一种历时十年的厮守，回头望去，总有些话题可说。
《音乐爱好者》于我，可说是一种少有人可比的、很独特的关系。关系有三：起先我是读者，后来成了责任校对，再后来当了责任编辑。
1979年，我在徐州地区的文工团乐队工作，当时我们团在黄海之滨的连云港演歌剧《小二黑结婚》。白天闲逛书店，我极意外地发现了一本音乐刊物，三十二开，绿封面，就是《音乐爱好者》（这刊名是何等的好啊）创刊号。当时能看到的音乐杂志极少，这小小的杂志如一缕春风让我欣喜，尤其是书中夹着的一纸活页贝多芬头像素描。从此我每期必求，成了她的“结发”读者。
后来我有幸调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由于先前有乐队工作的经验，领导便让我当《音乐
爱好者》的责任校对。这令我喜出望外，就好像新单位碰上了个旧相知，心里热乎乎的。我马上拜了当时《音乐爱好者》的责任校对、退休在即的越南华侨张伦培先生做师傅，那是1985年。
1989年，我做了《音乐爱好者》的编辑，是因为编辑部还要编一本《歌迷》，人手不够。我很卖力，也很激动，居然能跟插队时期就久仰大名的歌词作家王晨湖同事并称兄道弟！我第一次领责任编辑之衔，是1990年第5期，其时天大热，我紧张又亢奋，发了四十度的高烧。
初当编辑，时处《音乐爱好者》的第二个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刚刚激活的音乐人文意识，正发酵出新的需求氛围；高科技不断催生音乐的花样百出，“后现代”、New Age、CD正普及……正如一阕奏鸣曲到了展开部，基础已经很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发展。编辑部除了当时的主编陈学娅（尔后是王秦雁），就是后来圈内戏称“四条汉子”的沈庭康、王晨湖、王亚平和我了。
由于当年已经有了丁善德、钱仁康等一大批音乐权威组成的强势作者阵营，所以刊物很笃定。而需要考虑的，或者说在第二个十年我们刻意追求的，则是调整定位，这迫于一种批
评：《音乐爱好者》像《音乐工作者》。
一册普及类的音乐刊物，人家要的无非是信息，一些知识的信息，一些人文的信息，一些围绕音乐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种种信息。潇洒的读者，也就是一翻了之随手丢掉。有心的读者，也许会悉数保留经常翻翻——就像听莫扎特，常听常新，可听一辈子。
这就有些难，得让刊物好看、耐嚼，有“回头率”；还得让刊物亲切（莫扎特就让人亲切）、生机勃勃——少一点术语，少一点五线谱例，少一点曲式分析——刊风如莫（扎特）。
平安 歌手 于是我们以突出的篇幅，新辟了辛丰年的“音乐笔记”、陈丹青的“外国音乐在外国”等等专栏，请精英来说爱好者的话，给爱好者听。其中强调非音乐专业作者的一个栏目“音乐与我”更是大张旗鼓、全方位地与读者互动。
01华君武关于“音乐与我”栏目的来信
0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音乐爱好者》编辑部组织音乐室同事在浙江旅游
1990年第1期开栏的“音乐与我”迅即得到了各方的垂注和关爱：作家宗璞先生在病中以他人代笔，口述了《药杯中的莫扎特》；翻译家萧乾在译《尤利西斯》的百忙中给我们写稿；戏剧家黄宗江爱乐求知音，还在文稿上画出了五线谱；十五岁的盲童朱闽用盲笔和铜尺书写盲文，他说黑暗中音乐像朝阳搂着他，并说“决不颓唐！”电影艺术家孙道临两千字言之
不足，比原定字数多写了一倍！学者鲲西一篇不能尽兴，索性连写三篇！诗人白桦“混合着痛楚的愉悦”（如今已成名句）读来让所有人怦然心动……
看看那些名字吧：徐迟、冯亦代、华君武、辛丰年、何满子、黄宗英、张洁、新凤霞、阿城、莫言、史铁生、余华、张承志、张炜、李锐、陈丹青、舒婷、梁晓声、叶文玲、李杭育、邹静之、陈村、孙甘露、严锋、吕正惠、宫玺、鲍尔吉·原野、薛范、赵鑫珊、刘子枫、格非、马原、王周生、赵丽宏、瞿世镜、陈丹燕……“音乐与我”十年岁月留痕，1999年被精選了七十八篇，结集纳入“音乐爱好者丛书”出版。
现在想来，编刊物想编出莫扎特风格，有些狂妄了。但当时这念头确乎粘在心里，可谓耿耿于怀、挥之不去。刊物对其他栏目，对音乐家、对作品、对表述的要求，那十年有意无意总往那上面靠。这些努力，对引领读者走进音乐，也算多了一条通道吧。
记得1990年我乘快船去南通初次拜望辛丰年先生，我是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到先生的（《读书》编辑部对待读者来信的态度是我的榜样！），这位新四军老战士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来迎接我，我深知这种庄严郑重是对《音乐爱好者》的看重。此后我便像给父亲写信般给他写信，他每信必回，谈的都是音乐，数量之多，可以出一本书了。他不计较菲薄的稿酬给
《音乐爱好者》写稿，十年期期不断。他感召、提携了吴维忠、马慧元等一批年轻作者，撑起了《音乐爱好者》的半壁江山。他的《音乐笔记》结集出版后重印了三次。
记得当时还远在纽约的陈丹青给《音乐爱好者》写稿，那时E-mail还未通行，我们来来回回的信、稿都是手书越洋邮寄。他字字鲜活，传递着太平洋彼岸大都会的五光十。现在的陈丹青手迹，都是宝了。《陈丹青音乐笔记》一书已印了五次，也是《音乐爱好者》的副产品。
记得1993年的一天，我接到纽约的电话——“我是谭盾！”那是谭盾将第一次回国的首场音乐会选在上海开，王安国先生介绍他来我。数日后我和他出现在泰安路七十六弄贺绿汀院长的家中，一左一右，几乎是挟持似的请贺绿汀先生为音乐会题词。那些年以谭盾为代表的新潮音乐曾“一石激起千层浪”，老一辈音乐家包括贺老心中颇有保留。他一边题字一边嘟嘟囔囔“那也不能叫我犯错误呀”。谭盾还算争气，以后的表现没有让贺老“犯错误”。
记得某次我和沈庭康去为《音乐爱好者》拉广告，两个企业家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而我们陪吃陪喝还陪卡拉OK，结果自然是一个空心汤团。那天我置老婆生病在家于不顾，闹到很晚，回家时正遇大雨，没带雨衣，自行车又在半路坏了链条，推车在雨中走了四十分
钟，那种屈辱、愤懑、苦涩和着雨水往肚子里咽的滋味，我永远不会忘记。
李章与朱践耳、戴鹏海
记得某次赵晓生潇洒地拎了四瓶啤酒突然来到编辑部，那段时期他躲在绍兴路一个弄堂里的亭子间写东西。我十分惊诧他告诉我的两件事情：一是他根本不听音乐（我理解为写音
乐时最怕音乐的干扰，抑或是所有的音乐已尽在腹中）；二是他直接用钢笔写总谱（也就是说，写下来就是定稿，绝不用改）！那日他天马行空，狂聊神侃——不久，《音乐爱好者》上便开出了他的专栏“乐海逍遥游”。
记得我要好的、无话不谈的朋友姚思动，上海滩数得上的钢琴调音师兼歌剧院低音提琴手，下海与同伴以地铁沿线的书报亭起步，撒播书香，实验他们儿时的文化理想。那些年他常来编辑部坐坐，临走就拎了五十册《音乐愛好者》，种子一样地分撒给他的书报亭，多有亏本仍乐此不疲，我知道他是在帮好刊物、好朋友的忙。2005年他突发心脏病，告别了五十三年的洒脱人生。想起他拎着刊物莞尔告别的样子，我的心又痛又空。
记得1998年初我们筹划《音乐爱好者》一百期庆贺，编辑部拟邀约大牌音乐家题词壮壮声威，连发一年。我打电话给中国头号大指挥李德伦，他大夸了《音乐爱好者》，说他到哪儿都向人推荐《音乐爱好者》。我还知晓老爷子是自己掏钱订的《音乐爱好者》。题词不久后寄到，我寻思名人的墨宝是文物，便打电话问他原稿要否需要寄回？他回说“擦屁股吧”。他是那样看重《音乐爱好者》而轻薄自己的墨宝，我的歉疚，顿显矫情又小气。
记得1996年8月我收到了诗人（也是音乐家）徐迟五页的长信，立即意识到这不只是给
我的私人信件，而应在刊物上发表，让更多人受益。老人同意发表的复信是1996年9月22日寄出的，欣然署名“Andante”（多好的笔名），彼时距他遽然离世仅两个月又二十天！出事后，悲叹中我在北行的火车上写着编者按，强调了他信中“越是困难，越有希望”，要“保持一颗明亮的心”，可惜他没能看到信件的发表。一位耄耋老者，要“保持一颗明亮的心”，而今天的我们，可有这等精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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