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瑟・米勒《萨勒姆的女巫》的创作
汤卫根
内容提要:《萨勒姆的女巫》是一出借古喻今的社会问题剧，同时也是一部具有传统悲剧特征的现代悲剧。文章从该剧创作的缘起入手，围绕作家对原材料的点化和熔铸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揭示米勒作为一个严肃戏剧家的可贵品质和他试图超越政治、历史，追求永恒艺术价值的创作倾向。
关键词：阿瑟·米勒　《萨勒姆的女巫》　麦卡锡主义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戏剧家之一。他坚持认为“戏剧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它使人类或应当使人类更加富有人性，也就是说，使人类不那么孤独。” 因此，他始终把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唤起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作为自己创作的使命。这种信念在他赖以赢得国际声誉的《全是我的儿子》(A ll My Sons,1947)和《推销员之死》(Death o o f salesman,1949)中都有着充分体现，而他1953年创作的《萨勒姆的女巫》(T he Cr ucible，又名《严峻的考验》、《炼狱》)则进一步奠定了他作为美国戏剧的良心和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地位。
一
《萨勒姆的女巫》取材于169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的“逐巫”案。根据历史记载，该镇一姑娘由
于忍受不了禁欲主义的束缚，深夜来到镇边的树林里狂欢舞蹈，结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咬定是巫术作怪，一定要把所谓隐藏在镇上的魔鬼代理人巫师，搜寻出来。于是，在当地教会和州行政长官的共同操纵下，一场以指控、逼供和株连为特征的“逐巫”行动便在该镇全面铺开。受到蛊惑而产生幻觉的姑娘们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呼喊邻居的名字，控告他们正在施展巫术折磨着自己。谁一经指控，便马上被捕入狱，面临绞刑和剥夺财产的厄运。不少人为了活命或者被迫承认，或者陷入同样的歇斯底里，转而指控他人。在这场宗教迫害案中，至少有19名男女被绞死,150人被关押，最后，当嫌疑人数上升到数百人，乡镇田园荒芜，民怨载道时，当权者才开始恢复理智，停止审判和处决。
米勒早在密歇根大学时就知道了萨勒姆冤案，而且萌生过要用戏剧来表现其“神秘莫测”的想法，但为什么过了二十年才着手研究这一历史事件，并将它搬上舞台呢?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会促使人们去研究已往的事实；这个已往的事实不是符合已往的兴趣，而是符合当前的兴趣，假如它与现实生活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话。” 米勒自己也曾有言:“戏剧是一种现在时态的艺术。” 据此，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社会的政治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和亚洲相继出现，一种恐惧共产主义的心理便笼罩着美国统治集团。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对外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国
家恢复经济，并与他们签订北大西洋条约，竭力挑起“冷战”。在国内颁布“忠诚法令”，纵容麦卡锡主义的
泛滥。麦卡锡的言行是麦卡锡主义的集中体现，他利用国会议员享有种种特权和国会参院常设调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放肆地煽动反共舆论，收集共产党员、民主进步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材料，并对他们进行恶意诽谤和无情迫害。1950年至1954年麦卡锡主义终于达到了歇斯底里的顶峰。在这期间，数以万计的人被列入“黑名单”，遭到非法审视；不少人被指控充当“间谍”或犯有“颠覆”罪而身陷囹圄；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因怀疑“不忠诚”而被解职或强令辞职。整个国家上自党、政、军及各界知名人士，下至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通百姓，都毫不例外地受到了麦卡锡的迫害。这种法西斯式的恐怖活动不仅极大地损害了美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之窗”的形象，造成了美国人民自萨勒姆冤案以来不曾有过的惧怕状况，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了文化领域。许多在30年代同激进事业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和作家，要么在这一阶段完全转变立场，以悔改的“反共分子”出现，要么就表示对美国生活方式极为欣赏、赞同，以此来缓和他们原先对它的批评。总之，文学艺术已经在这种白恐慌下陷入了保守的境地，因无法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而变得毫无生气。
阿瑟・米勒作为生活在麦卡锡主义恐怖时期的进步作家，对当时的压抑气氛和政治迫害有着深切的体验。他因参与左翼文化活动不仅被列入了“黑名单”，而且遭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多次传讯。在谈到创作《萨勒姆的女巫》的体会时，他说道:“如果《全是我的儿子》和《推销员之死》所受到的褒奖使我感到这是一个充满友好的世界话,5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事件则使这种感觉一下子化为乌有。……我吃惊地看到，那些多年的老相识从我身边走过时连头也不敢点，而且更使我震惊的是，我了解到存在于这些人
中间的恐怖气氛是有人蓄意策划的，以致人们心里感到的尽是恐怖。” 正是这种恐怖的现实使米勒联想起两个多世纪前发生在美国历史上的萨勒姆冤案。于是，他仔细阅读了当时的庭审纪录和一切当事人的实证资料，决定用艺术的手法将这一骇人听闻的迫害案重新表现出来，力图唤醒人们对邪恶的敏感，激发人们反抗恐怖现实的斗志。
二
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作者自身的经历和匡时正世的责任感无疑都成了创作《萨勒姆的女巫》的宝贵机缘，但要将1692年的那场梦魇般的运动生动地再现出来，并使之具有现实批判的意蕴，这并非易事。我们知道，戏剧或者说文学对历史的表现，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往事的简单还原，作者必须取史为骨架，通过出的推理和想象，设定戏剧情境，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强故事的生动性和细节的丰富性，并熔进作者对时代生活的内心感受和认识。在这些方面，米勒显示出了他游刃有余的非凡才能。
首先，历史的戏剧性还原。萨勒姆事件牵涉到的人非常多，其间的关系和矛盾也异常错综复杂，以致使如何将事件戏剧化的问题变得极其困难。米勒曾想采用印象主义的手法，即通过把看上去没有关联的场景连缀起来，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来龙去脉，但考虑到这无益于人物内心的深度发掘，尤其是邪恶主题的表现，于是他舍弃了这种整体性的“历史纪实”式的视角，而从微观的个人化的“视点”切入，以点写面，将整个故事围绕普洛克托、伊丽莎白和阿碧格三人之间的关系而展开。在原审判记录中，米勒
发现阿碧格是这场宗教迫害运动的主要肇事者，早先曾短期地在普洛克托家中帮佣，现在她竭力指控其妻伊丽莎白是魔鬼的代理人，却又千方百计地庇护着普洛克托。正是这一事实激发了米勒的灵感，使他构想出了她跟普洛克托有
暧昧关系这一牵动全剧的重要情节。为了使故事显得真实可信，米勒又把阿碧格的年龄从11岁提到了17岁。这种三角关系的设定就为萨勒姆“逐巫”案的发生到了“”，为阿碧格蓄意陷害伊丽莎白到了适当的“理由”借助黑人魔法和随后的“逐巫”狂热害死伊丽莎白，以便取而代之。同时，这也使普洛克托像传统悲剧主人公一样有了自己的“瑕疵”和负疚感，所以当无辜的妻子和更多的乡亲被指控为巫，生命受到威胁时，他才会挺身而出，公开自己和阿碧格的关系，揭露这场大。如果没有这这一情节，也就没有后来法庭要求伊丽莎白作证那扣人心弦的戏剧高潮。由此可见，因为选择了有效的叙事视角，并对原材料进行了奇妙的点化，所以作者能将历史事件处理得跌岩起伏，把人物置于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生动地呈现其恐惧与挣扎、堕落与升华的全过程，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其次，历史与现实的大胆结合。为了使该剧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意义，在情境设置时，作者特别注意联系和影射当时以麦卡锡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揭露两次迫害运动共同的反动本质及造成的祸患。在剧情开始的评注中，米勒这样写道:“下面就要开场的这出萨勒姆悲剧，是从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发展而来的。这个谬论至今仍在主宰我们的生活，而且我们还无法摆脱它。简单地说，这个谬论就是：萨勒姆的居民为了良好的，甚至说崇高的目的，而发展了一种神权政治，其作用就是要保持社会的一致性，不允许任
何实际存在的或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来破坏它。” 米勒是一个爱憎分明、富于正义感的剧作家。50年代初，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因拒不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坦白”和“告密”而遭受残酷迫害。米勒对他们的崇高人格充满敬意，对他们的不幸也是深表同情的。但有些人却经不住时代的严峻考验，例如，剧作家奥德茨(Cliffor d Odets)就向当权者交待了左翼戏剧活动情况，并出卖了当年的共产党人。特别是米勒的挚友、著名导演伊莱・卡赞(Elia Kazan)的“坦白”对他震动更大。当时(1952年4月)，米勒正在萨勒姆镇调查和研究有关“逐巫”案的材料，他从广播新闻里听到卡赞干出这种令人不齿的事时，觉得羞愧难当，从此便跟他分道扬镳了 。毋庸置疑，现实中一系列事件，对米勒创作《萨勒姆的女巫》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剧中有意识地塑造了“告发者”和反“告发”的斗士这两类人物，并使主人公普洛克托与“告发者”阿碧格的关系发生逆转，即由昔日的情人变成了法庭上的仇敌，就像作者本人与丧失人格自尊者决然断交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萨勒姆的女巫》上演三年后的1956年6月，美国国会非美调查委员会竟然向米勒的“良心”挑战，坚持要他承认犯有反社会罪，并说出在共产党召集的作家会议上见过的人。殊不知这一遭遇恰好与剧中主人公普洛克托的相似，面对那些指控者，米勒斩钉截铁地否认有颠覆社会的意图，并声明说:“我不是在庇护共产党人，或者庇护整个共产党。我是在维护我自己的尊严，而且将来我还要这样做，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提及别人的名字，给他带来麻烦。” 于是，米勒再一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他的坚定信念。
三
《萨勒姆的女巫》虽然因与麦卡锡主义的联系而带有浓厚的政治彩，但米勒能够自觉地将历史反思和政治批判上升到人性开掘和道德审问的高度，将主人公与丹佛斯之流的抗争演绎成维护人格尊严和反抗一切形式的暴政的斗争。而这种志在超越的艺术追求也正是该剧能够产生强大思想力量和美学力量的基础。
米勒曾经说过，促使他写这个剧本的不只是麦卡锡主义，而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极右政治不仅能够制造恐怖，而且可以造成一种新的主观现实，甚至能在全民中逐渐发展成一种神圣
的共鸣。” 这是为什么?这里面所涉及的问题已经不仅仅只是当权者，而是整个社会人性和道德的普遍退化。设想一下，在萨勒姆镇，如果没有那么多自私、卑鄙小人的挑唆和鼓噪，姑娘们的违禁欢娱就不会演发成一场使好人受难、坏人作威的“逐巫”运动。当然，如果没有丹佛斯这样狠毒和无耻的权贵，悲剧也不会那么惨烈。同样，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时代，如果所有被调查的人都是刚正不阿、铮铮铁骨，那么很难想象这场臭名昭著的迫害运动会全国性地扩散和弥漫，因此米勒认为这都是“人格化了的道德崩溃”，象征着一种可能发生在任何时代的人性丧失，并把该剧的主题归结为“出卖良心……随着良心的出卖，也出卖了人格、不朽的灵魂和‘名声’”。
在处理这一重大主题时，作者不是以议论或说教的方式直接“讲述”出来，而是将人物的灵魂、形而下的
动机高度具象化、细节化和故事化。我们看到，阿碧格原先诱惑普洛克托是出于对他的一片真情，但当谣传女巫的声势越来越大时，她看到这是除掉伊丽莎白的良机。于是，在多次否认跳舞事件与魔鬼有关后，终于改口并设计使伊丽莎白锒铛入狱；赫尔牧师在“学术研究嗜好”和“除巫专家的自负感”驱使下，通过诱导和恐吓当事人，确认该镇受到了魔鬼的控制，从而导致了“坦白”和指控的连锁反应；不得人心的帕里斯为了保住自己教区牧师的职位，不惜违背良心和圣命，与邪恶势力合谋，以致沦为迫害虔诚教徒的施虐者；以女仆蒂图芭和玛丽为代表的苟且偷生者，他们本是受害人，但为了保全性命，不但承认自己“有罪”而且还变成了暴虐统治者的帮凶；而作为当时神权政治代表的丹佛斯则将政治铁律置于道德伦理之上，逼迫无辜的百姓承认跟“魔鬼”合谋过，即使在肇事人阿碧格畏罪潜逃，审巫案被证明是一场时，他仍死心塌地地坚持错判，并无耻地说道:“即使有一万人胆敢起来反抗这条法律，我也要把他们统统绞死，汪洋大海的辛酸眼泪也溶化不了这条法规的决定。”  虽然他的行径有一种“神圣”教条的导引，但其行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实则是良知的泯灭。
在鞭鞑残忍、野蛮的兽性和阴毒、卑鄙之心的同时，作者还热情讴歌了一些普通人在严峻时刻，誓死捍卫人格自尊、坚守做人原则的不屈意志。主人公普洛克托的美德不仅表现在勇于承担自己的过失造成的灾难，而且在于以自己的牺牲反抗践踏人格尊严的专制权威。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虽有强烈的求生欲望，甚至违心地交待过自己的“罪行”，但当丹佛斯逼他出卖朋友时，他愤怒地表示“决不会血口喷人”，也决不会让反动统治者利用自己的“坦白”来开脱他们对无辜百姓的犯下的罪行，然后，他大义凛然地撕毁“
坦白书”并欣慰地说:“现在我想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一点点正直的品德。虽然它不够织成一面旗帜，却清白得足以不跟那些狗狼狈为奸，同流合污。”  说罢，他迎着朝霞，昂然地走向了刑场。显而易见，米勒赋予普洛克托传统悲剧主人公同样的崇高精神：人可能犯错甚至犯罪，但有尊严的人不需要替罪羊；人都珍爱自己的生命，但有尊严的人决不会以出卖灵魂为代价换取屈辱的生存。
在《萨勒姆的女巫》中，虽然米勒尽力展示的是强权统治下人心危殆、人性沉沦、以及“人”在与邪恶势力对峙中的失败和毁灭，但在艺术的层面上,“人”又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戏剧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主人公普洛克托以他的死庄严地宣告了：人的尊严和正真的美德是不可侮的，因而也是不可战胜的；宗教束缚、强权压迫，是违反人性的，因而是注定要破产的。这无论如何都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伟大悲剧。其意义就在于以良知为力量反抗权力的淫威和道德的沦丧，并从普通人身上发掘真、善、美，把人类引向高尚和纯洁。
Rober t A.M ar tin,ed.T he T heater E ssay s of A r thur M iller,N ew Y or k:T he V iking Pr ess, 1978,p.122,p.122,pp.153—154,p.163.
参见[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许季鸿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4年，第107页。
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等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第35页。
阿瑟·米勒:《萨勒姆的女巫》，梅绍武译，见《外国当代剧作选》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第150,183—184,291,309页。
A rt her M iller,T ime bend s A lif e,L ondon:M ethnen L ondon L td.1987,pp.338-339、p.348.
转引自郭继德:《美国戏剧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33年，第323页。
汤灿资料M o ss,L eonard.A r thur M iller,Boston:T w ayne Publishers,1980,p.37.
(作者单位：湖南岳阳师范学院外语系邮编:414000)
责任编辑：章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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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