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与《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这两位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奇女子,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性格深深地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读者。审视曹七巧与郝维仙小扭曲人性,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综观多年国内外研究,学者们的关注重心大多集中在将曹七巧和郝维仙小作为负面人物进行批判,认为她们不仅是上流社会的牺牲品,也是上流社会摧残人性的标本。在笔者看来,她们虽有让人可憎的一面,但追踪其恶之源却也令人同情。因为她们既是不幸婚姻的幕后黑手也是不幸婚姻的受虐者。曹七巧与郝维仙小不同之处就在于曹七巧是婚后的不幸导致其心理变态,而郝维仙小则是因为婚前惨遭情人抛弃才导致精神失常。文章试根据精神分析法中的变态心理学理论来分析这两位悲剧女性人物扭曲的人性,探索她们扭曲人性产生的根源。
备受文坛重视和称赞的《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一部中篇力作。在这部作品中张爱玲描写了主人翁曹七巧———一位有着不幸婚姻遭遇的女子,戴上了金钱的枷锁在性压抑,性苦闷中葬送青春快乐最终导致人性扭曲的故事。无独有偶,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也塑造了一位奇葩式的悲剧女性———郝维仙小,她怪异的穿着打扮,奇特的生活方式以及谜一般的特殊经历在读者心中留在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与《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这两位女性人物,虽然导致她们扭曲的人性具体原因不同,但两位人物的内心深处隐藏了相同的怨愤,而正是这股怨愤造成了她们最终近乎相似的悲剧。两部作品在对两位女性人物塑造的过程中的展现了她们扭曲的人性。
一、曹七巧与郝维仙小扭曲人性的体现(一)曹七巧扭曲的人性表现
纵观张爱玲所有的作品,《金锁记》可以是算上是描写人性扭曲最出彩的一部。旧制度的包办婚姻葬送了曹七巧一生的幸福导致其心理变态人性扭曲。出生了穷苦人家的曹七巧在哥哥嫂嫂的安排下嫁给了姜家二少爷做姨奶奶,后来二少爷因为“骨痨”不可能再娶正房,姜家迫于无奈将七巧扶为正室,指望着有了名分她能后半生一心一意的伺候二少爷。而这一名分上的提升并没有给曹七巧原本在姜家受鄙视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盖上,因为在姜家人的心目中曹七巧本质上还是个没有分量的“姨太太”。在姜家人际关系的不如意,让曹七巧生来敏感的性格逐渐怪异起来,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加上婚后和“骨痨”丈夫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她的心理由此变得越发畸形。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时社会的金钱权利分配的不公正和封建包办婚姻的残酷剥夺了曹七巧占有金钱和满足情欲的权利。这种欲望经历长久的压抑后产生变异,最终演变成疯狂的爆发,将曹七巧鲜活的人性扭曲成可怕的朽木。于是每每当幸福临近之时,七巧却转身将其推开,处心积虑地破坏儿女近在咫尺的幸福生活。对爱情的渴望是任何一个人正常人性的表现,在《金锁记》里曹七巧起初对爱情的幸福向往正是她正常人性的体现。而后来在姜家的非人生活,让七巧掐灭了心中最后的爱的火苗,如同孙行者般自愿戴上了黄金的枷锁,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人性彻底扭曲。当我们为曹七巧疯狂自焚的悲行哀叹时,更为身为母亲,婆婆,竟然狠心的让身边的亲人成为了无辜的陪葬品的惨剧唏嘘不已。追踪溯源,正是扭曲的人性让撕碎了儿女幸福的喜帖;正是“金钱”这把冰冷的枷锁囚禁她最后一丝爱欲,由一个不幸的被害者慢慢变成了一个众人唾骂的心理变态狂。
(二)郝维仙小扭曲的人性表现
可以这样说,早年不幸的婚姻滋生了《远大前程》的行驶诡异的郝维仙小。与曹七巧相同,在评论郝维仙小的人物性格时,普通的非此即彼的方法或许显得过于苍白。作为欺诈婚姻的受虐者,郝维仙小是值得同情的,但大多数读者对她利用养女艾斯黛拉作为报复男人的工具这个变态行为更多的是憎恨和厌恶。她把自己婚姻的转化成对全体男性的仇恨,报复的手段就是让艾斯黛拉去揉碎男人的心。与曹七巧一样有这扭曲的人性和变态的心理,可造成这一个性畸变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不同了曹七巧在婚后受到的男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郝维仙小的情人在他们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前一刻抛弃可心高气傲的她,从此郝维仙小的行为与言语开始异常。郝维仙小“足不出户,整日呆在屋里”,爱情的面纱揭下后,仇恨的怒火遮蔽了她的双眼。既然她的悲剧来源于男人,她就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对爱情的失望来打击男人。
从那天开始她一直穿着婚纱,把身边的一切保持在受到情人康普生来信的那个时刻的状态,通过这种方式提醒自己谨记爱情的创伤,保存那股愤怒之火,进而处心积虑的筹划复仇之路。郝维仙小收养了艾斯黛拉,用近乎畸形的方式刻意把一个纯洁的小姑娘训练成一个天使魔鬼同体的人,既高雅美丽,仪态万方,又高傲任性不谙人情。在命运的安排下,匹普在拜访郝维仙小时遇见了艾斯黛拉并一往情深的爱上了她。面对匹普的真情,在郝维仙“悉心”教导下成长的艾斯黛拉根本不懂情为何物,肆意地取消匹普,甚至一次次有意
摇曳在男权世界中的女人花
■黎
宋茜 安七炫
———管窥曹七巧与郝维仙的性格畸变
伤害他。等到艾斯黛拉成年了,郝维仙小眼见多年等待的报仇时机已经成熟,就迫不及待把艾斯黛拉嫁给了一个恶狼般的男人,使其受尽了折磨。正是郝维仙报复男人这一心理导致了艾斯黛拉半生的不幸。
从曹七巧和郝维仙小扭曲的人性表现来看,她们既是婚姻的受虐者,同时又是施虐者,两者都具有被婚姻和社会压抑下扭曲的人性。郝维仙小和曹七巧都曾载青春年少时梦想过甜美的爱情,幸福的婚姻以及温馨的人伦之乐,不幸的是她们都坠入了不幸婚姻的囚笼,在身心两重牢狱的煎熬下榨干了人性最后一丝温情。同正常人一样,为了婚姻她们挣扎过,希望改变并且力图改变不幸的婚姻,争取过上自己希望的幸福生活,但不幸的是,在专制社会的压迫下她们终究是失败了。
二、变态心理学理论简介与“扭曲的人性”的根源
(一)欲望缺失与变态强求
弗洛伊德人为变态心理可以说是性的本能受到外部和内部挫折和剥夺后所引起的一系列非常规的寻求满足的心理,是无意识欲望的反常表现,是“力比多”的变态用法,是“力比多”满足的代替物。而这些变态心理大多是对早期婴儿的性满足方式的倒退如受虐与施虐、自恋、同性恋、恋物淫、窥淫癖等。变态心理学中的“力比多”理论在曹七巧和郝维仙小身上得到充分地体现。
曹七巧所嫁的丈夫是个“骨痨”病人,但七巧是个健康的人,她正常的情欲和性欲因难以满足而受到压抑,这种性压抑和性苦闷是导致其心理变态的原始原因。曹七巧典当夫妇生活换来了所谓的荣华富贵,但是在婚姻生活中她从未有过正常的性的满足,本质上她对残废的丈夫有着本能的厌倦。性爱方面的不完美,不仅造成了她自身的一辈子的不幸,而且这种蠢蠢欲动的因子还暗中驱使她去破坏儿女们的幸福。七巧对自身家产,权利和地位的维护,直接导致她对于他人的伤害与压迫。我们可以从文本分析中探触到更为复杂错综的压抑符码。这些压符码往外可涉及社会机制,往内可渗入文化心理层次,可强可弱。七巧对于女儿长安媳妇芝寿和娟姑娘的逼害羞辱,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表现。在探讨七巧的双重人格分裂之前,在此有必要先梳理七巧和长白,长安和其媳妇之间的关系,借此揭示七巧的人性,母性和性欲层面的一些外在和心理问题,然后才能进一步揭开七巧人格分裂的真相。
在姜长安与姜长白方面,曹七巧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更牵涉着比媳妇芝寿更为复杂的情感问题。在这方面的复杂情感必须从文本追溯,首先即表现在七巧的匮乏之上。
曹七巧的一生一无所有,所谓温暖幸福大概也不知其味。当初她哥嫂贪图钱财把她许给了姜家,毁了她的一生,日后七巧回忆起来,说道:“我娘家当初千不该万不该跟姜家结了亲,坑了我。一路道出宗法传统社会被迫她拥抱畸形婚姻生活的指控。
七巧老来的时候,除了权势身份和家产外,她其实仍然一无所有。尤其在感情上,自从对季泽的幻想破灭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亲近,亦失去了心灵的幻想对象。长安和长白虽和她没有恩情,无论如何却是自己的儿女,在心理上起码有可以依靠的对象。
因此,除了家产之外,害怕失去儿女,大概是她潜意识中另一个令我恐惧之事。这可以从叙述者对七巧的心理描述中窥探一二。
这些年来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
—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者一个人还抵不了半……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
—他娶了亲。
这段心理描述的意义,在于揭露了压抑在七巧潜意识中连个重要的愿望:保住自己的钱财。接着顺序涌出意识层的便是意图留住自己的儿子——
—自己也包括女人长安。她的匮乏不只是钱财,以及对于钱财丧失的恐惧,也有情感与欲望的匮乏。如此更能合理地揭开七巧千方百计阻止长安出嫁的动机: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恐惧。
在情感与人生信仰混乱之中,七巧对长安的言行,实际上做着两种极为矛盾的事。一方面,她要把女儿留在身边,甚至在歇斯底里的语言中多次表露她阻止长安出嫁的原因(除了害怕丧失财产之外),是为了保护长安,为长安着想,以免长安重蹈她年轻时所遭受的折磨,心酸处更泪流满脸。另一面,七巧却通过扮演男性家长的压迫者角,去达到她想要阻止长安出嫁的目的,而不惜千方百计对长安进行各种磨难的行径。在我们对七巧疯狂的探讨上,这一矛盾点是必须注意的层面。
当然,七巧对于长白则更为重视,而且常机会把留在身边,甚至不惜和她一起抽——
—这显然是颇为有效地法子。这和她怂恿长安抽烟的动机是一样的。如此,七巧便可以把儿女暂时留在身边,女儿嫁不出去,儿子也不好完全被媳妇所强占。
除了以上的观点之外,关于七巧和长白的母子关系,我们亦从七巧和长白在文中烟铺上的情景去窥探她在这方面的心理。在烟铺上,母子俩抽烟,喝浓茶,吃蜜饯果,嬉笑闲谈的情景,令七巧从一个暴戾朴实的疯女转变为俏皮亲和的慈母形象,仿佛重生。
他敞着衣领,露出里面的珠羔栗子和白小褂。七巧吧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的轻轻踢着他的脖子,
低声道:“我把你这不孝的奴才!打几时变得这么不孝了?”长安在旁答道:“娶了媳妇忘了娘吗!”七巧道:“少胡说!我们白哥儿倒不是那门样的人,我也养不出那门样的儿子!”长白只是笑。七巧斜着眼睛看定他,笑道:“你若还是我从前的白哥儿,你今儿替我烧一夜的烟!”长白笑道:“那可难不倒我!”七巧道:“盹着了,看我捶你!”
这里的情景,七巧人格里被扭曲的一面在此刻复原。她在儿子的温顺之中,到她早年被残酷婚姻生活所夺走的温情,显示了七巧温馨的一面。从中可知,大概也只有长白,是一个没有令七巧产生极大不安或焦虑的男人。
曹家河姜家的结亲,原就是宗法父权社会的惯例:财团世家的结盟,或寒门在利益上的攀附。曹姜联姻虽是属于后者,然而都是那女性作为交易的媒介,完全漠视七巧的意愿,自尊和人的基本权利。
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结构中,女性在被置于社会机制,家庭空间和哺育儿女的有机交流中。根据福柯的观点,这将导致女性的歇斯底里化的最佳表现形式。正是此种宗法社会机制造成七巧的人格分裂。此双重人格把她们带入歇斯底里的极致。从张爱玲对七巧的描写,已然含有精神分析的伏笔。更何况,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多重人格在传统中一直被视为歇斯底里的极致表现。
以下的文字,更是了解七巧性格中喜怒无常,疯癫难测的重要关键之处。在前段母子融洽相处的引文之后,叙述者的语言更进一步带出七巧这方面所隐含的双重人格。
对于一个双重人格的精神分裂者而言,七巧虽然运用了错误的手段去获取她的母性,甚至连表现的方式也令人悲哀,却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在父权体制内所选择的方法——
—这方法始于宗法父权,七巧受之于斯,取之于斯。
对于七巧,压抑既是无从避免的现实,精神人格的分裂和她的自虐与施虐,亦只是一体两面的不同表现。七巧的人格分裂乃是女性歇斯底里心理的一种极致化现象。此极致化在张爱玲的文本之中,是一种女性叙述的典型构造。在彻底的疯狂中,汇集了各种的压抑能量,并借助内囿(IM M ANENECE)的大困境将其表现出来。因此,《金锁记》的叙述模式有能力在张爱玲文本中构成典型。
结婚当天在被情人无情地抛弃之后,为了谨记这一男人造成的创伤,郝维仙小多年来从来不脱下那身白婚纱礼服,她把自己封闭起来,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耗尽半生心血就为了向世上的男人实施报复,对于郝维仙小来说从下定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始这种报复的欲望已经完全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欲望(包括性欲)。从此她对男人再也没有任何念想终生未嫁,生活的重心就放在了养女艾斯黛拉身上。从“力比多”理论上来分析应该是性欲的缺失。生理上没有得到满足,她只有在心理上通过报复男人来得些许安慰,可以说性欲的缺失是造成她心理扭曲的重要的内在因素之一。
(二)社会压抑与变态发泄
精神异常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状态,躯体和行为的异常改变组成其症状,根据特别的症状组合即可作出疾病诊断。心理动力学模式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说明变态心理发生的原因和机制,认为变态心理不符合一般疾病的概念,而是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冲突,即内驱力和欲望引起的内在冲突,以致产生倒退行为等,这均可引起情绪障碍甚至导致心理变态。本能欲望和社会制约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曹七巧和郝维仙小扭曲心理的恶化发展。性欲是本能欲望的重要组成部分。曹七巧竭力压抑着她的原始性欲,始终没有得到正常的疏导和合理的发泄,而封建男权社会里“三从四德”等种种伦理道德也制约着曹七巧,使她不能去家庭以外的场所里寻慰籍,只能独自在情感的荒漠中漫无目的地奔跑,身心俱惫后安心成为金钱和婚姻的囚鸟。即使在死了丈夫和婆婆之后,已经占有金钱的曹七巧,终于挣脱了家族势力的束缚,赢得了新的生存地位之后,她仍然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爱情。而郝维仙小结婚当天就被情场老手康佩生抛弃了,人们胡乱地猜忌一度让郝维仙小的前半生平添了很多迷雾。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贞洁是极其重要的,任何一种越轨行为都会从很大程度上损害乃至毁灭女性的名誉和地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周围的人甚至是郝维仙小的亲戚都或多或少的将女人被弃婚与不守妇道联系起来,大家族闺秀高贵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考虑到女性名誉这一因素,将郝维仙小报复男人之举单单归结于爱情的背叛可谓过于牵强。这种社会制约对本能欲望的压抑和限制使郝维仙小不可能再去寻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综上所述,社会的制约是导致曹七巧和郝维仙小人性扭曲的重要的外在因素之一。
(三)内驱力与欲望的冲突
社会学模式强调社会对产生变态心理的作用,认为经济贫困、种族歧视、生活变更、社会压力等,都可能引起变态心理,而变态心理乃是社会病理学的反映。处于无意识中的本能欲望经常要求获得满足,但又因社会的制约而不得不被意识压制下去,于是形成内心冲突,因而往往引起焦虑。为了减轻或消除焦虑时的紧张不安,以保障内心的安宁,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存在着一系列心理防御机制,各种变态心理就是各种防御机制单个的或多个组合起来发生作用的外部表现。心理防御机制(如压抑)的过度运用,常引起明显的精神异常和人格缺陷。内驱力和欲望引起的内在冲突是导致曹七巧和郝维仙小人性扭曲的直接原因。曹七巧牺牲夫妇生活去换取所谓的荣华富贵,然而在婚姻生活中她从未有过正常的性的满足,她对残废的丈夫有着本能的厌倦。性爱方面的缺憾,不仅造成了曹七巧自己一生的不幸,而且还驱使她去暗中破坏儿女的幸福。实质上最根本的还得追究曹七巧所体现的心理意识层面,即人生沉稳的层面——
——
—作为旧式传统封建思想浸染下的女性意识,在这种意识的规范下,鲜活的生命日渐憔悴,充实的心灵日渐枯萎;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曹七巧身上多的是顺从、被束缚、受压抑,少有抗争、求解放和个性的张扬。郝维仙小被情人抛弃对于像她这样一个有身份的富家小来说是一件辱没门相、很不光彩的事;人们的闲言碎语对于像她这样一个从小娇生惯养、骄傲任性的富家小而言,更是前所未有的打击。这些因素都致使她将自己封闭起来,变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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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鉴于神道教没有严整划一体系的特点,神道教中的神并没有公认的外貌形象。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基本观念,即神可以从自然的任何部分产生出来。这赋予了宫崎骏在人物设计上更大的自由——
—如千与千寻在澡堂楼梯上遇到的“河神”即是一个例子。即使是熟知神道教的观众也无法立即认出他们在影片中所看到的人物。
关于第二个主题问题,必须考虑进入“阀限”或“中间”状态这一观念。尽管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包含神道,但要实际“体验神道的存在”,我们必须对此变得十分敏感。为了变得敏感,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我们必须“学会以一个健康、纯洁的心灵/大脑生活”。为了改变,我们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性、“非此非彼”的阶段。《千与千寻》的日文原意暗示人一旦进入“中间”状态,便会从正常生活中消失一段时间。
正因为如此,《千与千寻》对因果、时空关系的处理具有更深层的意义。“中间”状态具有“迷失、模糊和他者感”的特征,而影片形式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感觉。对神道教的追求而不是对逻辑的分析主要促成影片的这种“非逻辑”感觉。“对于入神的观众而言,影片本身通过其艺术手法,创造了一种迷惑、局限的空间。”
了解神道教对于我们理解影片意义颇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宫崎骏说神道教对《千与千寻》具有
重要影响,但甚至是很多日本观众对神道教也不是很了解。因此正如前文所
言,宫崎骏的目的之一在于向观众传播日渐衰亡的日本传统文化。
七、结论
《千与千寻》的叙事缺乏逻辑感不是因为缺乏结构性,而是其特殊的“电影叙事逻辑”。在“经典”电影叙事中,股市的逻辑感来自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人物在推进情节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千与千寻》中,“传统的”因果关系并不总是存在。主人公千与千寻的行动常常似乎缺乏原因,显得有些偶然。影片强调了事件之间的时空联系,从而细致地再现了作为故事背景的精灵世界,保持了故事的一致性。
《千与千寻》的叙事结构特征显然有助于表达影片的主题和目的。其对因果、时空关系的处理有助于形象地再现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精灵世界,这个世界反映了神道教中的“中间”状态的概念,即人必须进入这种“中间”状态才能改变。影片的核心人物性格发展主要是通过千与千寻体现出来的,她对付这个迷惑世界的能力日益增强,而这个世界里的事件并不是围绕她展开的。从很大程度上说,《千与千寻》向宫崎骏认为的“日益消亡”的传统日本文化如神道教、工作、责任和助人的价值观表达了敬意。
(作者简介:石霞,助教,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信息工程学院动画教研室,研究方向:二维动画数字媒体。)
个怪异的人。郝维仙小很难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因为在她所生活的小镇里,她名声扫地,她不可能从这个破碎的玫瑰梦中走出去,寻新的幸福。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利用养女艾丝黛拉去勾引男人、伤害男人,以此来满足自己对男人报复的欲望,从而为变态的心理求得些许安慰,但是她最终的目的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她最后带着扭曲的人性和忏悔的心凄惨地死去。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将曹七巧塑造成一个人性扭曲的女性形象,曹七巧是一个鞭笞情欲、贪婪金钱的施虐狂,但她同时也是封建礼教和拜金主义的受虐者。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可恶可恨的害人者,更是一个可怜可悲的被害者。她对金钱有强烈占有欲,为了攫取财富,可以不惜牺牲美好的人性,甚至以黄金这一“枷锁”无情摧残儿女的爱情和幸福,肆意折磨儿子和媳妇,把金钱看得比儿女的婚姻更重要。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通过塑造郝维仙小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反映了在维多利亚时期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揭露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上层社会的黑暗现实。狄更斯对“家庭天使”这一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式描写说明,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应有其独立的声音与地位,依附于男性的结果只能是永远处于被动地位,甚至走向自我毁灭。
虽然《金锁记》与《远大前程》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文化和教育背景,他们所刻画的曹七巧与郝维仙小的扭曲人性和人生悲剧却是惊人地相似。变态心理学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曹七巧和郝维仙小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社会与个人矛盾冲突的激化。无论在封建社会里还是维多利亚时期,正是冷酷的社会现实所造成她们心理的变态和人性的扭曲。这两个人物代表了男权统治社会中众多
女性的不幸遭遇,她们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悲剧是社会历史和习俗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作品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
[2]狄更斯.远大前程[M].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作者简介:黎欢(1985.1-),女,苗族,湖南怀化人,上海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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