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时分的“半边天”
摘要：随着一个“女人写女人”时代的到来，女性除了重新审视、重新认识自己外，母亲谱系的梳理和母女关系的重新书写也逐渐成为必然。在那些主角作为“女性”的生命被迫选择或自主抉择过程里，“时代”从来都是一条无形的枷锁。
在考察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实践时，强调其“文化立场”而非“性别立场”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女性主义，“是以女性的独特体验、独特视点去反观男权文化”。 [1]它期冀着在一系列的女性话语的颠覆、反抗过程中，赢得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建立起平等的男女文化关系，进而建构女性主义自己的诗学规范。于无声处书写沉默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所有这些或许都不失为一种机智的女性文化策略，所有的书写本文或许都不失为是“女性”的。
在对于“女性写作”的认定上，女性主义批评家戴锦华教授认为在女性写作当中，“实践”的意义尤为重要，她说自己“不太喜欢用‘女性文学’、‘女性诗歌’这样的字眼……我自己更喜欢用‘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来谈所有关于女性的文化事件、文学事件。在女性写作中，我非常强调实践的意
义。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女性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女性写作具有更广阔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而不是一个特殊的事件，特殊的可以进行界定的文学现象。”[2]暂且，在我们所处的九十年代的当下，在它所被认定和接纳的初期，“女性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还不失为一个“事件”，一个重要的或者还蔚为壮观的“事件”。
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母亲谱系的梳理和母女关系的重新书写。女性主义批评家运用理想化的母性隐喻来寻明显的文学母系，反对批评话语中的男性方式。“在男性文化里有一个被分裂和被驱散的女性文化，是过去几年里女性主义思想中难以摆脱的一个尝试性主题。我们依赖男人而把自己相互间隔起来——王心凌初夜在家庭里、在宗族里、在庇护人和机构的世界里，因此我们现在首先要承认并反对这些间隔物，其次要开始探讨我们在这个星球上作为妇女所共同分享的一切。”[3]在无论在独立于男性文化之外是否真正存在着一个女性文化与否，母亲血脉链条在历史上的被割断毕竟是一个事实。过往的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阳刚谱系的书写史。在一个强大的阳刚菲勒斯审美机制的垄断之中，母性的历史无从展现。
在母亲形象的书写中，除了一个源自于神话传说之中的“地母”原型在千百年来陈陈相因，余者多是统一于男人视阈之下，两性关系中作为男人之对象化关系而存在的女性。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多元文化时期的到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一批这样的作品相继走入人们的视阈，构成又一道纷姿多彩的景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张洁的纪实长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陈染的《私人生活》及一系列中短篇中对两代自觉摒弃了婚姻纽链的母女寡妇的描写……妹情人、母性女儿、母性妹之关系存在都相继进入了女性书写。王安忆以其巨大的历史覆盖性，通过对母系血脉渊源的追溯梳理，完成了一次女性个人与历史对话的过程。张洁则满怀激情和忧伤，描写了现实生存中母女血脉相通相濡以沫的深切情义，它胜过人间个中父子关系。陈染的作品中“妈”形象的出现，“母亲”和“女儿”频频作为两个离异的单身女人相互关联，血脉之中相同的遗传基因，使她们对于建筑在以依附男人为基础的婚姻都感到失望，逃离便成了她们的唯一选择。
铁凝写于八十年代末期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可以说是从多方位观照和解读一部中国当代女性史的珍贵文本。若是把《玫瑰门》看作是女性残酷人生的一段演绎，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则是一份忧伤欲绝的“母性女儿”真实书写。张洁是唯一一个公开宣布自己的祖籍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的人。
“据张洁说，在她所有的文字中，《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付出最多的文字，初始写几个字就难以自持，不得不停机歇息，后来已经写好的八万字在电脑里莫名其妙地丢失又使她遭到母亲去世后最沉重的打击，不得不在重病中苦撑着，振作精神日夜兼程地重写。”[4]在对母系历史的追溯进程里，一向擅长写实的王安忆以一部“记虚”的《纪实与虚构》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们按着奇偶的顺序各自生长，各讲各的历史，在“我”跟母亲的关系这一点上偶有交叉相接，包括母亲对我的教育，母亲那一代人跟我这一代人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等等。
与张洁的母女之情追忆悲悼式写作不同，同是追随母亲姓氏的陈染，对于母女亲情的书写纯粹是现在时的，表露出女性生存现状的某种真实和惶惑。母爱既是抵御外界之扰的坚强屏障，同时也是无法摆脱的臃肿负累。这样一种纠结不清的母女关系反复咏沓于她的那些长长短短的故事里。《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一对相依为命的同是寡妇的母女既相亲相爱又彼此敌视，互相憎恨。愉悦之时，她们是一座女性“城堡”里的相互温暖体恤之躯，互相汲取生命热量及其存活下去的心理倚仗。她们像一对平等互助的妹、一对款款相依深情恋恋的情人；而孤独愤懑之际，她们却又像一对冤家和对手，彼此成为出气筒和发泄牢骚的对象，日常的生存就是在母女之间不断的监控＼反监控、占有＼反占有过程中循环
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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