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用于作战研究的体系（系统）方法就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军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被作为主导思想学派而突显出来。

  典型的例子就是，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其它军队里，广泛并且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批判就接受了众多支持者所主张的网络中心战、基于效果作战以及最新的体系作战设计。然而几乎没有对用于作战的各种体系方法的理论基础中非常严重的缺点给予任何一点关注。经典的军事思想是不能满足新环境的需求，这种新环境形成于冷战和先进信息技术以及不断提高的致命和精确远程武器所产生的后果之中。

  卡尔 沃恩 克劳塞维茨（1780－1831）关于战争本质的观点被忽略了。然而，美国和北约近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几次冲突，以及以列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的经验不仅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而且暴露了战争的体系观点在实际应用中的重大缺点。这些冲突已经显示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的无限价值。未来可能会充分地显示出，花费在采纳战争的体系关系上的大部分工作和资源实质上是一种浪费。

  根源

  体系方法用于计划的这种军事应用能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美国陆军航空兵计划人员在位于维吉尼亚兰利的航空兵战术学校，发展了战略轰炸理论。美国研究空中力量的理论家相信敌人经济的主要威胁能被出来，并且能够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评估出来。这所谓的工业网理论聚焦于那些敌人关键的战争经济依赖的那部分重要的工业上。目的是用一种体系方法来产生一连串的效果，这些效果能够导致敌人经济崩溃。最终的目标是削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并迫使它停止战斗。从这个角度看，工业网理论的正确运用将确保快速而决定的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网理论被大规模应用于对德国、欧洲的德国占领区以及日本的战略轰炸。然而，就物资和时间消耗而言，实际效果远未达到所预期的那样。德国的工业设施被证明是有恢复能力的并且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平民的士气并没有像空中力量倡导者所预想的那样被广泛瓦解。差不多5年的战略轰炸摧毁了全部城市，杀死了成百上千的平民，减少了工业产量，破坏了交通枢纽。然而，尽管有巨大的战果，但是像那样基于效果的
作战还是没能达到战略企图。

  采用基于效果方法的推动力是越南战争的结果。那时候，以逻辑和因果链，美国军队强调连接战争所有层面上的目标需求——从国家的政治层面到战术层面。以他们的解释，这种基于效果或战略到任务的方法成为联合计划的基础。空军相信它的作战目标选择方法能够以某种方式在战争的所有层次上得到应用。大多数空中力量的提倡者主张在信息技术以及武器的精确性和致命性方面的发展的情况下，允许使用那些武器以比以前更加尖端的方法对抗复杂系统。基于效果方法再度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减少军事作战行动的消耗以及己方以（通常还有敌方）最少人员伤亡发动战争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像这些信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影响，不但是在空军，而且还在美国最高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

  基于效果作战的理论基础是1993年在美国空军的约翰 沃顿三世上校的著作中提出来的以及他的战略瘫痪理论。沃顿将敌人描述为一个由很多系统构成的系统。他还指出在敌人系统中的效果相关性。沃顿的观点认为，战略思考是将敌人看作为一个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系统。他主张所有系统类似于被组织起来，需要信息运行，保持稳定，不会立即对施加在它们身上
的力量作出反应（滞后效果）。

  沃顿的体系方法的本质是五环模型。他认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商业组织、军队、或是犯罪团伙被看作是由五个相关联的环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够使它完成它的预定功能。所有系统都按照相同的方式排列的：

  “领导”要素提供一般的指导。

  “生产”（以前叫做“组织要素”）要素将能量从一个环转化为另一个环。

  “物理设施”要素。

  “人口”要素。

  “代理”（以前叫做“野战部队”）要素，由人口统计学的各种团体组成。


  沃顿还将他的模型应用于战争中的计划军战役层次上。唯一的不同点是每一个环直接属于的军事力量资源。例如，领导环包括敌人的指挥官，加上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生产环还包括公路、铁路、通信线路和管线。第四个环是敌人的力量——部队、舰船和飞机——并且是最难减少的。沃顿坚持，任何战役都聚焦于第四环，对于交战双方来说时间都是最长的，流血也是最多的。然而，他承认有时候必须集中在第四环上，将其减少到一定程度，为了达到内部的军事行动和战略环。空军逐渐地利用了沃顿的模型。

  军事态势的体系观点

  基于效果作战的提倡者与基于指挥官对态势估计（或评价）的传统方法的提倡者在分析军事态势方面存在根本不同的观点。基于效果作战的提倡者坚持认为，使军事态势可视化的最好方式是评估他们所称作的“体系”。就其本质而言，后者是五环模型的变种。在附加的语言概念中，他们将体系定义为“一种组织化资源、模型和规范程序的集合，它们之间通过相互作业、相互依赖来实现一系列专门的功能。”联合出版物(JP) 3–0、联合作战行动（2006）和J
P 5–0、联合行动计划（2006）以分析态势来利用体系观点。体系是基于效果作战提倡者命名的“作战环境”的一个完整部分。后者由“空、陆、海、天和联合的敌对的、己方的和中立的系统，这与特种联合作战相关联。”

  体系分析被作为基于效果作战计划的基础。它被分成六个主要系统：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信息。每一个系统被分解简化为两个主要的要素：节点（实际上是决策点）和连接。在一个系统中，节点是真实的要素（人、地点或物理实物）。相反，连接是节点之间的物理、功能或是行为关系。在单系统或跨系统里，体系确认节点之间的关系。分析人员还将用充分的细节将节点彼此连接起来，然后确定关键节点——关键节点被定义为“与战略或作战效果或者重心相关联”。当行动发起的时候，某些节点可能成为军事行动的决策点。基于效果作战的提倡者混淆了效果、重心和决策点的真正含义。

  体系提出了节点分析，与效果发展一起，形成联结节点到效果，行动（在传统军事决策和计划过程中被称为任务）到节点以及建立效果－节点－行动联接的基础。然后，节点和关联在一起的连接被作为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DIME）行动的目标，来影响或者改变系统
行为和能力，从而完成希望达到的目的。致命或非致命的力量以及其它的国家力量手段被应用与影响连接，目的是获得战役和战略效果。目标是在敌人的系统中造成效果，例如盲目、斩首和追击感，从而引起战略瘫痪、崩溃的状态，并最终完成战争的战略目标。然而，基于效果作战的狂热者没有弄清楚谁有权力和责任来计划并实施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行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些行动是战役指挥官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或联盟/同盟的最高政治－战略领导层才能计划并协同运用非军事和军事力量手段。

  基于效果作战的提倡者充满信心，认为通过行动打击敌方系统的物理部分，在人类行为领域中能够取得所期望的效果。然而，那只是一种非常不确定的见解。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连接因果，像人类那样复杂的行为能够简化为一种本质上被动的、无生命的领域。事实上，由基于效果作战的提倡者所描绘的现实情况是不存在的——是不能创造的。简而言之，人类的行为是非常复杂的，它独立于物理域而存在。例如，以列人怀着极大的热情采纳了美国的基于效果方法进行作战，而显然没有采批判的态度。在其它的事情中，他们忽略了重心概念的重要性。在使下级部队任务形成一体中，提倡者依赖非常模糊、不清晰的基于效果作战这个名词，并没有发出清晰而且简洁的命令。例如，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作战行动
方向改变），给以列第91师的命令指示他们实施“密集、多维、同时的攻击”而没有清晰陈述任务是什么。2004年，以列发现为了阻止向以列境内发射，以列必须影响敌人的能力而不是意识。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在冲突开始之后的几天内，为了让这个组织承认他们所处的状况非常糟糕，所谓的针对（哈马斯）Hizballah的优势和影响被证明是非常无效的。

  体系方法的另一个变量，在美国陆军中不幸地得到了牵引，所谓的体系作战设计，也从体系角度观察态势。这个概念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以列国防部军队行动理论研究院。体系作战设计理论的起源是苏联的作战行动理论。另一个对这个概念的发展起到主要影响的是几个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大部分是左倾的），尤其是Gilles Deleuze (1925–1995)和Felix Guattari (1930–1992)。提倡者解释说体系作战设计是被作为西方技术方法替代方法而被发展的，作战设计是基于认识论的。

  与基于效果作战提倡者相反，体系作战设计的提倡者承认不确定性是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体系的一个属性，如战争。他们提出运用我们一直称作“体系再造”——一个很难用的术语——
所产生的问题，传统的人们称其为“态势评估”。体系作战设计的狂热者坚持基于效果作战方法聚焦于破坏节点和节点之间的连接，而体系作战设计还要从“整体”角度来分析复杂的态势（那就是强调整体和各部分的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体系作战设计的狂热者主张认为，对运用线性方法来说，现代军事行动太复杂了，因为敌人和环境形成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体系。然而，他们错误地认为那样的体系不能被摧毁，但是必须被推到不均衡状态——就是说，进入到混沌状态。然而，以列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没有彻底击败Hizballah部队，说明基于效果作战和体系作战设计这两种用于作战的方法是空洞的。

  体系作战设计错误地认为战场情报准备（IPB）是最适合战争战术层次，而不适合更高层次。以他们的观点，战场情报准备只处理的物理实体。它的机械论和压缩的过程在分等级的组织中更加合适，在各种态势中，顺从要比浪费时间的谈论要更加重要。他们认为，在当时的作战环境中，战场情报准备对于作战行动计划的制定是不充分的。体系作战设计的提倡者认为，战役层次处理的不只是物理实体的敌人；它利用概念和抽象概念。然而，战场情报准备恰当地被理解和应用不是体系提倡者所主张的那样；事实上，它只是对抗。战场情报准备包含对态势的全面分析，而不管战争的层次。恰当地理解，它不包括态势中军事和非军事方
面的评估。

  体系思想对战役思想

  体系思想被提出来是为了研究体系提供了技术，从整体上补充了传统的简化方法。体现西方理性传统的分析简化的原则来自于René Descartes(1596–1650)。这种分析是在复杂的现象中识别出朴素的本质，并将一个问题尽可能地分解为很多部分，以便于解决。经验表明简化分析是在科学中使用最成功的解释方法。

  体系思想是从整体方式上处理一个系统。系统可以通过研究系统组成要素之间的连接和相互作用进行理解。体系思想试图阐明多个事件被距离和事件分离开，小的起催化作用的事件在复杂系统中能够引起大变化。按照推测，它与传统分析形成对比，它通过将它们分解成多个要素来研究体系。体系思想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能够建立概念模型，能够揭示体系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能够确定行为模式。系统和影响它们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使潜在系统逻辑的构架和描述成为可能。从一般的视角看，提倡者认为体系思想认为一个系统包括能
看见的结构、模式以及循环而不是可以看见的单个事件。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以及与其它系统之间的关系中能够得到最好的理解，而不是孤立的。

  在分析军事态势时用体系观点的确是简化的并且是过度简化。体系不能准确地表现单个组成部分的行为，或者是一定数量的个体；系统一般的性能和功能通常得到的结果与组合在一起的个体成分的线性和相比存在非常大的不同。体系方法的提倡者在充满不确定性、混乱和不合理的地方，寻求科学的确定性和合理性。它们假设态势的所有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被确定，不会出现错误。敌人本来就是被动的，以某种能够确保己方胜利的方式活动。这种作战观点整体上将是简单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克劳塞维茨摩擦因素和战争迷雾以及战争中的心理作用。

  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是体系方法的支持者忽略了态势中有形的要素和无形的要素不能简单地简化为节点和连接。在分析战争任何一个层次的态势中，人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但是，特别是在战略和战役层次上，就是那些战争获胜或失败的层次。战争的层次越高，各种无形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就越复杂。态势的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包括军事和非军事力量资源。从
某方面来说，有形要素是指大部分可以测量的。尽管广泛认为有形要素能够定量化，但是这并不总是成立。有形和无形要素通常是混合在一起的，不能完全彻底地区分开。尤其是在战役和战略层次的部队部队方面，这是绝对的真理。有形要素能够得到恰当的评估或不恰当的评估，它们总是在变化，它们被有意地会无意地错误报道。它们被错误地理解，因为恐惧憎恨、缺乏自信、疲劳和压力。

  有形的要素还可能被错误评估。例如，敌人部队或武器装备的数量或大小能够被精确观测，但是没有背景可能被错误报告或评估。获取的信息可能是精确的，但是可能被司令官和参谋错误解释。这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发生。它可能由不适当、缺乏行动安全或背叛引起的。指挥官可能错误地评估敌人的能力或企图。作战中，指挥官和下级之间的相互误解是经常发生的；它们是不能预报或是确定数量的。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故障在任何时候都能发生。大气影响的效果不能及时地预报。因此，人和技术的不可靠性极大地影响双方在冲突中的执行。有形和无形因素之间的界线属于偶然性的领域，是不固定的。中统和军统

  与有形的东西相比，无形的东西是很难甚至不可能精确定量的。人的要素大部分属于无形
的东西。这些要素中的一些，如联盟/同盟、对战争的公共支持、道德与纪律以及部队的内聚的结合，能够用非常广泛的术语进行评估：低、中、高或优秀。其它无形的要素——如领导，战斗意志、小型部队的结合、战斗机动和条令——非常难于进行任何精确或可信程度的量化。在战略层，敌人最高正是和军事领导的质量以及它未来的企图和反应都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评估，很少能够进行可信的预测。敌人的领导能够作出决策，这些决策被略微或极端无理性地察觉。

  军事思想的传统方式与体系思想相比较，不仅更加复杂，而且更加现实、动态和灵活。它消除了通过体系棱镜来看待战争所带来的缺陷。在战役和战略指挥上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开阔思路并且要有全面的视角。作战思想与信息战倡导者所称的态势感知一致——一个用于训练飞行员的术语；严格定义，态势感知是指一个人对当前环境的感知反映现实情况的准确程度。态势感知不是必须理解成为一种认识；它纯粹是一种战术术语，而不是战役或战略术语。态势感知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军队的广泛应用可能是证明信息战倡导者中间狭隘战术观点占据优势的最好证据。

  指挥官的按照战役进行思考的能力，或是德国人称作的战役思维（战役家邓肯）通常不是天生的，在承担战役层次的职责之前，需要很多年的培养和后天努力。按照战役进行思考的需要已经得到很多理论家和战役作战实践者的公认。例如，普鲁士将军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说：“一个人在看见局部之前，必须先看到整体。这是真正的第一法则，它的正确性可以通过历史研究而认识到”。克劳塞维茨写道：“小事情总是依赖于大事情——不重要的依赖于重要的，偶然的依赖于必然的；这必须指导我们的方法”。Helmuth von Moltke, Sr. (1800–1891)普鲁士和德国总参谋长(1857–1888)写道：“通过战场上部队的勇气而取得的所有单独胜利都是无用的，如果没有伟大的思想作指导，没有将战役和战争作为一个整体来指导的话。”他相信：“高级指挥官对各种事务保持清晰的观点要比用特别的方式实现某些细节更加重要。”

  战役思想是指挥官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进行大量有意识工作的结果。尽管战役思想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要素之一，但是很多战役指挥官根本上仍然受到狭隘战术观点的束缚。战术思想容易，它是一个所有指挥官都感觉到舒服的领域，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中做的最多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实例，在那些例子中，一个指挥官的无能或者不情愿开阔思维和超前
导致挫折，甚至一次战役或者主要作战行动失败。

  在平时和战时，当他在行使各种职责过程中拥有战役观点而不是战术观点的时候，指挥官就会从战役上进行思考。在纯粹的空间术语中，战役观点包括作战行动区（先前公告的或没有公告）加上任意定义的利益地区。战术指挥官的观点要小得多，因为他聚焦在计划和实施行动，目的是在战斗区或在行动地区完成战术目标。在军事和战略区的指挥层次上需要最广阔的观点。在其它事情中，战略观点需要指挥官的能力将国家政策和战略目标解释为可以完成的军事或战略区目标，然后使军事和非军事力量资源协调在一起来完成那些目标。战术指挥官通常不考虑非军事力量资源的运用，但是战役和战略指挥官要考虑。然而，除了这个是战争行动，像战役后敌对阶段和低强度冲突，在那些地方，态势没有军事特征在战争的所有层次上起到重要作用。

  战役指挥官对手中的战略和政策以及战略。战役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没有完全了解和理解，是不能获得高度成功的。他们应该全面理解战争各个层次之间的差别以及在某一个层次上的决策和行动如何影响其它层次。按照顺序协调使用军事和非军事力量的时候，战役
指挥官必须有能力将精力集中在大的态势图上，并且不会被小的或是无关的事件所牵制。

  一个战役指挥官还应该对战区态势的非军事方面拥有广泛的知识和理解。与战术指挥官相比，战役指挥官在实施战役和主要作战行动时候，必须严格地确定力量部署的顺序和相互之间的协同。必须制定正确的战役决策，尽管对态势的一些本质要素的了解和理解还存在大量不满意和不确定的地方。就空间、时间和力量而言，战役指挥官面临的不确定性要比战术指挥官更大。

  战役指挥官必须恰当地平衡空间、时间和力量来完成给定的战略或战役目标；否则，他可能实现不了最终的战役或主要作战行动的目标。因为更大的目标，这个过程比战术层次的指挥更加困难，时间消耗得更多。通常，军事目标越大，指挥官的态势评估的不确定性越多。战役指挥官必须拥有神奇的能力预期到敌人对他的行动的反应，然后针对敌人的行动作出决策。

  与战术指挥官相比，战役指挥官需要评估战役的自然环境的特征而不是战术的。这就是说，
在其它的事情中，评估地理、水文和海洋的特点，主要针对它们对主要作战行动和战役的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而不是对战斗和交战，或是一些其它的战术行动的影响。战役指挥官还要着重考虑预定战区内的气候对多军种/多国力量部署影响，而不是天气。

  战役思想意思是说，战役指挥官清楚地看到他的每一个决策如何有助于最终的战略和战役目标的实现。战役指挥官的所有行动应该在给定的战役或战略框架内制定。否则，那些行动不会促进最终的胜利，实际上可能破坏胜利。就像象棋游戏，玩家将棋盘看作是一个单独的相关的行动平面，每一步都是接下来几部的前奏，他比一次只想一步的对手更可能取得胜利。战役指挥官应该想到如何创造机会，在相同的时间部署他的部队来减少敌人的进一步选择。高级指挥官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通过敌人的眼睛看到整个态势——拿破仑一世所称作的“看见山的另一边”。很大程度上，这种能力是天生的。拿破仑一世和其它一些成功的军事领导者拥有非凡的能力，他们能够想象敌人指挥官在考虑部队部署时会做什么。

  当一个指挥官看问题超出了物理战斗范畴，进入到未来的时候，他就是从战役层次进行思考了。指挥的范围越大，指挥官越要向前思考。通过正确预测敌人对自己行动的反应，战役
指挥官能够制定正确而及时的决策、反措施，然后准备制定另一个针对敌人反抗行动的决策。成功的关键是在敌人的决策环中进行。没有这种能力，战役指挥官不能夺取并保持主动权——没有主动权，他的行动自由将受到对手的约束。

  战役指挥官还应该有评估新技术和未来技术对战役作战实施影响的能力。他不必关注特殊武器或武器平台和传感器，但是应该预测到这些武器装备在大规模使用的时候，对战役和主要作战行动所产生的影响。Moltke是一个就是这样杰出的人，他理解在他的那个时代技术发展给战争和战役实施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铁路和电报机。他强调在部队运动中铁路的重要性，尤其是战役机动和战役部署阶段。1859年，他指导了第一次机动计划和运动表格的起草工作。他还注意军事技术发展的分析。Field Marshal Alfred von Schlieffen (1833–1913)对采纳新技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然而与Moltke相比，他对未来技术发展在那里值得关心缺少适当的洞察力。

  与战役思想紧密联系的是指挥官的战役的洞察力——就是能够正确预想在任务完成之后存在的军事条件。战役洞察力是战役思想在计划、准备和实施战役或主要作战行动中的实际应
用。因此，它的范围本来要比战役思想小得多。就时间而言，它只局限于战役或主要作战行动持续时间的预测。指挥官的战役洞察力在他传递给下级战术指挥官的企图中就表达出来了。对于成功来说，战役指挥官将他对胜利的想象以及获得胜利的条件和方法传递给所有下级是关键。指挥官的洞察力结合了他个人特点、教育和训练以及经验。同产，指挥层次越高，进入未来就越深，指挥官必须取得并巩固渴望的作战胜利。军事目标的范围越大，态势就越复杂，正确预想军事最终状态和导致这种状态的事件演变就越困难。

  体系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点

  所有体系方法的支持者，尽管他们存在不同，但是本质上共享机械论或牛顿的作战观点。他们相信信息时代是非常不相同的，以致于经典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已经不相关了。他们显然搞乱了战争本质和战争特征之间的区别。战争本质是恒定不变的、普遍的和固有的品质，这些品质最终阐释各个时代的战争，如暴力、偶然性、运气、矛盾和不确定性。因此，战争的本质是永恒的，尽管政治环境、战争的原因或技术进步在变化。战争的特征涉及那些短时间的、依照环境的、适应的特征，这些特征考虑到战争的不同时期。它们主要由一定时
期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条件以及技术进步决定。体系方法的倡导者坚决相信技术是影响战争本质和特征的最重要的因素。他们将战争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分布式的、非线性的、动态的系统。它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它以复杂的具有反馈环的分等级的体系为特点。一些环是设计的，而其它一些不是。反馈结果总是非线性的。

  牛顿的关于世界的观点是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机器。每个东西都平稳地、精确地、可预先知道地运转。每个东西都是可测量的。体系方法的倡导者认为战争中的所有问题能够被轻易解决，并且军事行动从它们更广阔的环境可以不受扰动的影响。所有需要的东西就是为了军事机器以最高效率运转；胜利就可确保。新牛顿学说信任着认为战争的结果能够被预测。因此，他们特别强调用量化方法来测量战斗的发展和结果。他们提供了一个完全的战争概念，认为因果之间可以建立一个有向连接。小原因导致小结果，决定性俄结果需要大量的输入。每一对因果之间可以建立成比例的连接。战争可以被看作是单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两支生气勃勃部队之间的相互作用。敌人的行动或反应能够从本质上可以忽略。事实上，因为敌人不能被控制，他根本不能考虑一个因素。新牛顿学说的信仰者承认过去的战争中存在不确定性和矛盾。然而，他们主张导致战争迷雾和战斗矛盾的原因是不能实时或近实时地获得
以及传递信息。通过将大量的传感器和网络化计算机部署在一起，矛盾可以被简化到易处理的水平。

  作战的体系方法与失败的 “几何学”或“数学”学派差别不大，这些学派是18世纪晚期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军事思想，是克劳塞维茨极力反对的。与很多基于效果作战倡导者观点相反，普鲁士人没有拥抱体系作战观点。事实上，他嘲笑那些思想者，如Dietrich Heinrich von Buelow (1757–1807)，数学学派的领导者之一，他将所有精神上的评价从理论中分离出来，只处理装备，将所有作战简化为一对在时间和空间中保持平衡和具有优势的数学等式，一对角和线。克劳塞维茨反对任何教条的思想。在其它的事情中，他评论说所有工作用于训练，为了用原则、规则，甚至体系来实施战争。依据他的观点，战争的实施扩展到所有方向，没有明确限制。因而，“在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不能协调的冲突”。

  克劳塞维茨坚持任何战争的结果不能被确定地预测，因为很多无形的要素在起作用。战争艺术就是出来处理活生生的和精神的力量。因而，它不能达到绝对，一定会给不确定性留下空白。在一方面不确定性与另一方面勇气和自信之间的差别越大，留给偶然的空白就越大。


  克劳塞维茨写道战争不是具有生命力量在无生命集合之上的活动，而是两有生命力量之间的冲突。敌人有他自己的意志，能够不像预想那样甚至不合理地作出反应。体系方法的狂热者似乎没有意识到，不合理性的时间选择和范围不能预测和测量。它只是不可知的。然而，任何一边的无理性决策在过程和结果上都有重要的结果。通常，一个人能够假设，在战争中，当与竞争方对抗的时候，理性的行动者能够做出理性而恰当的选择，对行动者来说，每一方都有代价和好处。然而，在任何战争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偶然的作用进和纯粹的运气，以及敌人的独立意志，行动者在战争实施中制造合理性，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期望。毕竟，一种合理的计算法是基于国家进行战争为了追求利益超过代价战后目标。利益和代价在整个战争中被权衡，一旦支出超过了政治目标的范围，目标必须被放弃，和平随即而来。决策的合理性预示着每一方都完全知道另一方目标的变化以及那些目标值得什么样的努力和牺牲。他们每一方都用全部信息来评估另一方的企图来继续或停止作战。因而，一方或另一方能够准确估计到敌人相关的当前和未来的力量。

  还有，一方或两方能够识别并比较预期的所有可以用到的选择的代价。体系方法的倡导者
承认战争很少能保持平衡，因为将来自自然环境和无形因素如政治、领导和信息的影响结合起来。他们还承认矛盾、疲劳、士气降低和拙劣的指挥。然而，他们看起来没有意识到体系方法不能预知、不能正确地测量、结合战争实施中的矛盾、不确定性、危险、恐惧、时机和运气的影响。克劳塞维茨写道矛盾是唯一的概念“与因素或多或少的协调，区别真正战争和纸上的战争。”依据他的观点，“战争中的行动就像永恒的要素中的运动；在战争中对于正常的工作，它是难于取得适度的结果。”矛盾组成无限数量了不能预知的事情，大的小的，在战争中那些事情设计所有的活动，并且不能预知它们对决策、精神和行动的影响。

  克劳塞维茨写道军事机器是很简单的，因此容易管理。然而，它由很多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都由很多个体组成。每一个个体都有产生矛盾的潜在可能。经常存在的危险因素，与战争需要的物理方面的运用结合，使问题混合在了一起。矛盾就是使战争中明显容易的事情变成很困难的因素。克劳塞维茨写道，战争中最严重的矛盾是准确识别。它是事情看起来完全与期望的不同。他还强调战争中的矛盾不能被简化为一些点，就像机械学那样。矛盾到处与偶然性相联系在一起。它得出“影响不能被测量——只是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偶然性。”


  因为战斗是对抗意志之间的冲突，不确定性和未知大量存在。当与矛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战争迷雾创造了大量的模棱两可的事情，而指挥官对这些事情必须作出决策。战争层次越高，态势所包含的不确定性越多。随着战争迷雾的增加，达成突然性和欺骗性的机会会增加。克劳塞维茨写道，只有指挥官全面了解的态势才是他自己的。他清楚敌人的态势只能来自不可靠的信息。还有，人的本质就是既会低估或高估敌人的力量。当在不完美的、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信息的基础之上，定下决心的时候，军事力量的效力被简化。战争迷雾是使一些指挥官愿意承担（但是谨慎）高风险，其他一些指挥官在制定决策的时候极端谨慎或协商。尽管一方在信息技术方面取得进步，但是在认识指挥官的决策和行动所依据的态势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从来都不能被完全掌握。战争中的不确定性不但是缺乏信息的结果，而且是一方不能理解给定的态势所造成的。

  尽管强调点不同，但是所有体系的热捧者对战争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是新牛顿学说的信奉者，因为他们将作战看作是一部机器。对他们来说，战争的结果是可以完全预测的。因此，他们试图将战争中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都定量化。体系倡导者一般都过分强调技术的
作用和重要性。他们还认为，尽管存在困难，但是态势中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被消除，能够被简化。矛盾因素能够被掌握。一方能够很容易认同体系理论能够被成功运用到分析人类活动的很多方面——例如，经济、商业、组织和政治体制。然而，将这样的理论应用于战争是一种延伸。战争不是经济活动，它也不是一种商业（在美国军队和其它国家的军队中被广泛信奉）。没有其它的人类活动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处理战争。

  一个人可能不同意180年前由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很多观点。然而，尽管经过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关于战争本质的很多观点，政治与战略之间的关系，以及战争中的精神和心理因素在今天与当时一样正确。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矛盾、偶然性、运气、恐惧、危险和不理性的领域。技术的进步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最后，任何新的或正在出现的军事理论，包括用于作战体系方法，必须进行完全实践检验。如果理论与现实发生冲突，那么它必须经过改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