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劫收”风潮
抗战刚宣布胜利，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就迅速掀起了一股接收敌伪财产的狂潮，滚滚金钱，流进了各接收大员的私人腰包，接收变成了“劫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由此一发腐败得不可收拾，以致三年后蒋介石面对在大陆的失败时不得不哀叹：“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立即开始了接管沦陷区的紧张筹划。
中统和军统  “先头部队” 抢先劫夺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政府军队均远处大西南，因而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沦陷区进行接收。这便给了身处沦陷区的各“先头部队”以可乘之机。他们趁着重庆方面紧张部署的时候，捷足先登，在收复区里如上海、北平、天津等几个大城市，迅速掀起接收敌伪财产的狂潮，他们分别被人们称为“土行孙”、“穿山甲”和“变龙”。
  “土行孙”，是指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一些“地下工作者”。日本投降后，这些人纷纷“钻出地面”，成立各种名目的单位，接收敌伪财产。由于国民党时期各部门互不统属，这批隶属于不同系统的“土行孙”们各行其是，自立山头。仅上海一地在短短几天内，竟然出现了四家国民党上海特
别市党部。而北平则冒出了八个市党部。天津更不逊，“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天津市党部”、“三青团天津市支团部”、“中统天津站”、“军统天津站”、“军统天津特别站”等等机关，名目繁多，鱼龙混杂。这些“土行孙”们明争暗抢，无所不为。上海余庆路88号伪苏浙皖三省税务局局长劭士军的一座华丽住宅，被吴绍澍等人占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保险箱内的大量金银珠宝被盗。而对伪政权人员的，更是这些人的拿手好戏。据伪中国实业银行常董、伪南京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金雄白回忆：当时只要是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要员沾亲带故的人，常常以地下工作人员自居，有人自认为中统，也有人自认为军统，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的真假与职位的高低。所有汪政权中的人，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只要有人向他们示意一下，不是自动地以金条珠宝奉献，就是乖乖地让出自己的住宅，以及所有的家具用品。短短半个月之间，全上海已经有了“王侯住宅皆新主”的景象。日军再也不敢管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行动总指挥部”也不敢管土行孙们的行为。
  “穿山甲”，是人们对日占城市外围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之类，由军统指挥或利用的游杂武装的戏称。他们虽然人员庞杂，但是有在手，接收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比如活动在花县、从化和粤北一带的中美合作别动军蔡春元支队、谢大傻支队闯进广州，一下子就端走了伪禁烟局的七万两烟土，接着又在金店银楼每人接收几件。在上海，根据戴笠的命令，从临
安、台州、曹娥江地区冲进上海的忠义救国军阮清源总队、郭履洲总队、毛森总队，好比饿虎入市，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一切财产，被他们一股脑儿接收下来，然后扩大战果，工厂、洋楼、银行、医院，样样都要；上海人惊呼“强盗坯来了”。
  “变龙”，顾名思义，可以知道这是当时人们“赠予”蒋介石委任的各“先遣军”的雅号(这些军队原是伪军，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军队远处大后方，为了和中共抢占失地，蒋便把各地的伪军改编成“国民党收复区先遣部队”)。在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原远东饭店，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经改编后，顷刻之间变成了守备军指挥部。原伪军将领邹平凡成了“武汉守备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二十一军军长：’。不久，五化宾馆、扬子江饭店一一被“接收’，几十个伪董事长、伪总经理奉命搬出自己的高级住宅。石家庄市最初的“接收”，就是从庞炳勋这条“变龙”的“先遣军”开始的。石家庄市的伪市政府，道尹公署，以及所属各单位；全部被庞炳勋“接收”。而该市伪准备银行金库里的9亿伪准备券，一下子就被他们“接收”去了5亿，贪婪之相毕露无遗。
  针对国民党各派在大接收中的种种丑恶表演，收复区众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即“天上飞来的(指重庆派出的正宗接收大员)不如水上漂来的(指美国人用军舰运输登陆的‘国军’)；水上飘
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指所谓的‘地下工作者’，即‘土行孙’们)；地下钻出来的不如摇身一变的(即‘变龙’一族)”。由此可见，这些“先头部队”在接收之初猖狂至极，用“魔乱舞?’来形容他们的劫掠行径，毫不过分!在重庆的正宗接收大员们到来之前，收复区的半壁江山已经被这?土行孙”、“穿山甲”、“变龙”们搅得乌烟瘴气。然而，这些仅仅是“接收”闹剧的开始。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为了接收沦陷区的敌伪财产，．月本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即于8月17日授意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制定《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接着，蒋又于9月5日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党团、经济(含粮食、农林、水利等)、内政(含教育、社会、司法、卫生、地方行政等)、财政、金融、外交六个接收组，委员及各缉负责人，均由相关部门的代表担任。同时，各省市也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各战区军事长官主持。
  因无明确的接收范围，这种多头并进同时接收的做法，在实际接收过程中很快产生贪污腐败甚嚣尘上的局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在蒋介石的首肯下，行政院院长宋予文决定，由行政系统独立接管一切接收事宜。10月下旬，宋正式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
事业接收委员会，办理收复区涉及工矿、商业、农林、粮食、水利、交通、金融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各项事业的接收事宜。11月份前后，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先后成立了上海区、(后改为苏浙皖区)、河北平津区、山东青岛区和两广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以及武汉、河南区敌产处理办公处。然而，对于接收中的腐败局面，这些举措收效甚微。
  在整个接收过程中，国民党各级官员贪赃枉法，肆意抢掠，把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变成了事实上的“劫收”。这些正宗“接收大员”到达收复区后，毫无顾忌地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中饱私囊，如同洪水猛兽，给收复区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人们愤怒地称他们是“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金条)、票子(现钞)、车子和。
  根据曾经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查团的监察何汉文总结，接收中的贪赃枉法有四种情形。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的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如第三方面军兵站司令杨政民派副官到上海，一下子就从伪储备银行里抢去大量，总值黄金五万两以上。由于接收机构多如牛毛，往往出现“此封彼揭，封条重重”的情况，如南京两千多幢敌伪房产，几乎全被派有先遣人员的单位捷足先登，后来者则撕去先贴的封条，换上自己的，再派人看守，为此武装冲突不断；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然后再化公为私。日伪商统会所囤积的
大量物资，在上海多为第三方面军占为已有，在武汉多为第四方面军和第六战区占有，在华南则由第三战区、第二方面军霸占。他们不约而同地拒不移交，等到不得不移交的时候，接收来的东西也大多所剩无几了；其三是“偷”，要么监守自盗，要么乘混乱之机，伙同外人直接盗窃。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占住一座仓库、一家报馆，从库存米面杂粮到印刷设备、新闻纸，统统盗尽卖绝。第十一战区派到河北的接收专员高挺秀则亲自出马，夜窃石家庄一家仓库白布五千匹，偏偏被警备副司令李文定碰上，捉贼捉账，轰动一时；其四是“漏”，即日伪移交人员为了讨接收人员的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现金或实物，使之堂而皇之地落人接收人员的私囊。天津烟草公司在建设路有数千平方米仓库，十余亿法币库存被日伪移交人员漏报，之后全部进了接收者的腰包。
  后来人们又把接收大员们的贪污方法扩展总结为“八仙过海”，即抢、占、盗、偷、漏、吞、诈、咬。这里“盗”和“偷”自成一体；“吞”和“漏”又是连带性作业，指接收大员对漏报财产的侵吞。至于“诈”，指的是讹诈勒逼。向正牌汉奸是情理中的事，但一批残喘于敌伪统治下的私营工商业者也连带着遭殃。天津的民族工业家宋斐卿因抗拒索要，被诬为汉奸而遭拘押。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也深感：“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榨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
飞，自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咬”则是指接收阵营内部的争夺。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怒斥军统抢夺本该海军接收的汪伪海军资产，CC系指责三青团染指文教单位的接收，三青团控告战区“前进指挥所”干涉党团接收，“前指所”又责怪军统、中统、乱七八糟的别动队、先遣军以及谁也弄不清的地下市党部擅自接收。
  接收大员们除了运用以上各种方法进行贪污外，还通过标卖等合法的方式进行贪污。接收的产业经层层截留，最终移交给敌伪产业处理局时仍有相当大的数量。对这些产业，政府以平卖、委托代售、标卖、拍卖等方式出售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各敌伪产业处理局下设评价委员会，负责敌伪产业标售时的估价、投标人的资格审察等工作。虽然有规定“变卖接收后之敌伪产业(包括逆产)所得价款应悉数解缴国库，不得移作别用”，但由于标售和处理物资可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并指定商家进行，因此给了接收官员以合法的机会，从中收受贿赂，贪污实物。如上海标售日人房屋2000多幢，基本上由接收时的占用者获得，所付只有标价的一半；汉口江汉关标售物资的最高价格只有市场批发价的60％，最低不过20％，中标者的无形收入当在一半以上。
  对于接收大员们在接收过程中的腐败情形，当时被派到北平任华北地区最高长官的李宗仁，
日后在回忆录中描述道广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八年抗战之苦，一旦飞人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了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权的划分也无明确的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