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地里的土匪母亲
19岁那年，“我奶奶”戴凤莲（九儿）辉煌而又悲壮的一生就此开启。
九儿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老九门丫头”，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她从小裹了小脚，这双小脚和她出挑的外貌被单家选中。这双小脚也让九儿和余占鳌的第一次见面怦然心跳，这双小脚挑着村民的口粮急行在高粱地间，最后鲜血染红了土地。
九儿从小受最封建的教育，可一个契机就让她解放了原本压抑的天性。一场婚礼，冲淡了她所有少女时的绮梦，丈夫是个麻风病人，在黑乎乎的房间足不出户，她不甘心厮守这样的人过一辈子，新婚几天，她一直手握一把剪刀拼命保护自己。三天回门，她又遇到了土匪余占鳌，一场高粱地的欢爱让她彻底解放了自己，可当时她以为那只是一场梦，结果几天后，余占鳌为了她，杀了单家父子。
一场变故，一场县衙大审，九儿急中生智，化险为夷，装疯卖傻认了曹县令这个干爹，背靠大树好乘凉；被当时为了一头驴就把自己许配给单家的亲爹赶出了门。后来所有的风言风语中，对九儿的颇多传闻。和罗汉大爷，和黑眼，和余占鳌，和曹县令。很多都成了谜，留给后来传说。
接着就是日军来了。九儿最后的生命涅槃在高粱地里，作者写到“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的打在高粱的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一代又一代承受……”
母亲倒下，儿子豆官顽强地活着，就像齐鲁大地上的红高粱，一茬接一茬，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沂蒙母亲”与战时托儿所
接下来，另一种抗战母亲上场了。
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静静在山丘上的一个小村落。村中有个老太婆叫王换于，村里人叫她王大娘。
自嫁到于家，王氏一直在家务农，如果没有抗战的爆发，她的生活或许就这样一成不变的走到尽头。但是日本人来了，1938年11月，年过半百的王氏加入共产党。之后，又鼓励大儿媳张淑贞和长子于学翠、次子于学荣先后入党。
从此，王换于家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指定“军营”。1939年6月29日，徐向前、朱瑞等首长，率领机关人员，转战来到东辛庄，并将“帅帐”安在了她家。徐向前此行不仅带来了指挥山东抗战的首脑机关，还带来了27个（后来增加到41个）抗战将士的儿女。
1939年10月，东辛庄抗日战时托儿所成立了，王换于任负责人，在婆婆的带领下，儿媳张淑贞、陈洪良妯娌俩也都尽心呵护着这些革命后代。
1940年秋，陈洪良的儿子秋江得了病，陈洪良因忙着照顾其他孩子，没空照顾秋江，结果秋江于第三天晚上病殁。1941年11月，敌人突然来“扫荡”，全家人忙着往山洞里转移托儿所的小朋友，春海也来帮忙。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春海全身淋了个透，回家一头倒在床上，最后感冒转肺炎夭折。以后，陈洪良又有秋潇、冬马两个亲骨肉，因营养不良先后夭折。
从1939年秋到1942年年底，战时托儿所的41名孩子均健康成长，并陆续被父母和组织领走。1943年后，又有45名将士孩子由王换于抚养长大，最晚的到1948年才离开。
胜利了，她们用活着来等待死亡
作家赵德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通腿儿》，以北方冬夜睡觉“通腿儿”这种特有的睡觉方式，描写战争年代两位失去丈夫的不幸女人由互相仇视，成为在一个床上通腿睡、终生相濡以沫的亲人的故事，其中既蕴含着沉重的苦涩，也蕴含着温馨的人情味。
狗屎和榔头从小通腿儿，狗屎的爹妈通腿儿，榔头的爹妈通腿儿，狗屎和榔头通腿儿，娶了媳妇隔着一道墙还是通腿儿，后来狗屎、榔头参军抗日，狗屎战死，榔头进了大城市，抛弃了榔头媳妇，榔头媳妇就和孀居的狗屎媳妇通腿儿，直到老死。
战争里的人都像激流中的木舟，没谁能够左右。男人们尚能拿打鬼子，母亲们能做的只有体体面面的把父亲、丈夫、儿子甚至孙子送上战场。
这是属于母亲们的抗战。但她们所做的一切，更像是在等待。等待某一口粮食被自己的至亲吃到，某一双袜子穿到至亲的脚上；等待战争结束，丈夫、儿子扛而回，甚至可以残缺不全的回来。
只是很多母亲没有等到。战争胜利后，剩下一个偌大的房子和一片地。没有那么多人，也就不需要那么多钱和粮食，一日三餐无可牵挂。她们不需要去懂政治和军事，她们只需要不断将曾经满是人声的家，反复回味，就够了。
她们没有死去，只是用活着来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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