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国际经济金融结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基础学术领域课题之一，课题负责人为巴曙松研究员。5月17全球十大货币日，由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会共同主办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学术研讨会”在杭州成功举行。本期平台【国际经济金融结构研究专栏】为读者选编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曹彤在会上发表的题为“对全球货币治理的四个建议”的演讲主要内容，敬请阅读。
文/曹彤（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
70年前，美国、英国等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决定建立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正式构建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启了一个新的货币时代。
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兴衰史，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促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稳定发展，推动战后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布雷顿森林体系暂时结束了战前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恢复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黄金的自由兑换和转移受到阻碍，金本位制陷入严重危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加速了金本位制的崩溃，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失去了统一的制度基础。各国先后组成了相互对立的货币集团，加强外汇管制，实行外汇倾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陷入全面混乱。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再度统一了国际货币金融的制度基础，将美元推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弥补了战后国际清算能力的不足，较大程度解决了黄金供应不足带来的国际储备短缺问题。
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有效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国以其黄金储备为基础，通过赠与、信贷、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发行了大量美元，奠定了国际贸易的货币基础。同时，固定汇率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汇率波动的风险，稳定了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有利于各国顺利开展国际贸易活动。
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由于黄金外汇储备不足，纷
纷实行货币贬值，国际收支出现危机，而IMF提供的贷款不同程度地缓解了这一问题。随着贷款业务不断扩展，IMF的重点也由欧洲转至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支持其经济发展。世界银行提供的长期贷款和投资不同程度地解决了各国战后恢复重建的资金需要。世界银行的贷款也逐步投向发展中国家，满足其资金需求。
此外，IMF和世界银行在提供技术援助、全球宏观经济监测、国际经济货币研究、扶贫减贫、破除发展瓶颈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逐步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和贸易不断发展，全球经济活动客观上需要更多的储备货币予以支持，这只能依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来解决；而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是保持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需要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或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两者互相矛盾，即所谓的“特里芬难题”。
此后美元经历了多次危机，1971年8月，美国宣布不再向外国出售黄金，彻底切断了美元和黄金的连接渠道；1973年美元危机中，美国再次宣布美元贬值，导致各国相继实行浮动汇率
制代替固定汇率制；1976年牙买加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全球进入“牙买加协议”时代。
尽管牙买加协议是对货币体系自然演绎的认可，是一个“无体系的体系”，但鉴于美国经济和美元自身不可替代的地位，全球货币体系仍然延续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定的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只是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具有“美元纸币本位制”的典型特征。在1976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30余年里，全球货币创造和金融创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爆炸”时代，浮动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信贷超额投放、创新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传统金融理念被一次次突破，直至本次金融危机期间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救助，央行基础货币对商业机构股权和债权的大量购买，财政债务的大规模基础货币化，对市场利率长时间的人为干预和压制，全球货币治理的理念进入到“无理念的理念”时代。
今天，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其实是纪念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两个货币时代，国际货币体系从双挂钩到单挂钩的跨越，虽都以美元为核心，但含义却大不相同。上世纪70年代后，全球金融危机反复上演，根本原因就在于货币创造的无度导致虚拟金融的膨胀，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元作为全球基础货币，其创造除了自身道德约束外，再无限制，根本原因就在于
当美国内部货币政策与全球外部货币政策冲突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自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正是这些根本原因的集中体现。展望未来三十年，我们如何规划全球货币体系呢？全球货币治理如何到坚守与创新的平衡呢？在此，提出四个建议：
一是全球建立“三元本位币”的联合本位币机制。美元单一本币制的弊端已充分体现，如不改革，下一场金融危机很快会到来，且来得会更加凶猛。多元本位制在稳定全球汇率波动，相互监督履行本位币国职责，减少央行货币创造方面发挥明显的改进作用。鉴于目前的国家经济体量和货币代表性，应以“三元本位制”为最优，即确定美元、欧元、人民币为本位货币，各国储备货币、大宗商品计价货币、金融市场计价货币均全面接受三种货币。同时，三种货币发行体履行基础货币国相应的职责。
二是全球建立“核心—外围”弹性汇率制度。核心货币，即三元本位币之间建立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其他外围货币保持现有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更稳定的全球汇率架构。
三是全球建立统一的货币创造规则。在全球化时代，在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任一国家的货币创造都是全球的货币创造，都带给全球经济以深远影响。任一国家的货币政策都会最终在地域性和时效性上扩展为全球的货币效应。因此，像碳排放公约一样，全球各国
应推动建立“货币创造公约”，约束各国家的货币创造，约束无节制的量化宽松，约束无节制的政府债务货币化。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过多货币形成的“二氧化碳”所淹没。
四是全球建立新的货币治理架构和机制。70年的演进，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IMF和世界银行在全球货币治理中的职能作用已大幅下降。其职能定位、代表性、决策机制都越来越适应不了新时代的货币治理要求。应在G20的框架下，探讨建立全新的货币治理架构和机制，来满足新时代的要求。
2008年金融危机尚未完全过去，导致危机的各种要素却又开始活跃和重现，尤其是危机源于货币创造的无度，却又用更无度的货币创造来救助。如此循环往复，何处才是彼岸？回首这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全球货币治理体系从来也不曾静止，总是在坚守与创新中前进，总是与政治经济的新要求相呼应，总是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结构性改变。全球各位金融人士应把握历史时机，共同推动一个全新的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的出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