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公祠
米公祠，原名米家庵，始建于元，扩建于明，后改名米公祠。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后由米芾第十八代孙米瓒、十九代孙米爵、二十代孙米澎重建；清同治四年（1865年）再建。祠内有纪念性建筑拜殿、宝晋斋、仰高堂等。并珍藏有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其后裔摹刻的米芾手书法巾45碣，其它碑刻145碣。《米公祠及其石刻》1956年被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米公祠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米公祠位于襄樊市樊城西南汉水之滨的米公祠，原名米家庵，是为纪念中国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而修建的祠宇。祠内亭台廊榭错落有致，五百年银杏巍峨参天。画廊里陈列着米苏黄蔡遗墨石刻100多块，其书法艺术韵味生动，炉火纯青。米公祠可谓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
  据《米氏世系》碑记载，在元代至正年间之前就建有米家庵了。明代被毁，清代重修多次。清代光绪元年（1875年）曾修一次，文渊阁大学士单懋谦为牌楼亲题“米公祠”门额。民国时期，米芾27世孙米高秦千方百计保管米公祠中45块石刻，使这批珍贵的文物幸免于战乱，解放后米高秦主动献出石刻，运至米公祠存放。1956年湖北人民政府公布米公祠及其石刻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苏子美建国以来，国家曾拨款对米公祠多次进行维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米公祠进行大规模的修复。不仅将仅存的牌楼过厅和宝晋斋修复一新。而且依据米公祠记石碑文等史料，增设了一进院，内有大屏风、半壁厅、怪山石、墨池；二进院通过“墨园觅胜”门，有洁亭、曲径通幽、米氏故里碑；三进院为石林、四百余岁的银杏树，树下矗立着五通记事碑；《重修米公祠碑记》、《米南宫志林序》、《净明斋记》《米氏宗谱序》、《米氏世系序》。园两侧建有碑廊，计16间，朱红廊柱，饰以雕刻，美观大方，内嵌砌米氏父子、黄庭坚、蔡襄、赵子昂等人的石刻，珠玑满壁，交相辉映。米公祠经过修缮后，前来观赏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方毅、张爱萍、张廷发、杨静仁等曾到米公祠参观，有的领导人还为米公祠题词。
米公祠由三部分建筑体组成，中轴为主体建筑亭、拜殿、碑廊、宝晋斋、仰高堂，总占地面积为一万二千多平方米。殿堂里珍藏陈列有米芾及宋代大量的墨迹和石刻。拜殿、宝晋斋内悬挂的匾额、楹联琳琅满目，“颠不可及”、“妙不得笔”、“与孟鹿门号两襄阳书传千古，共苏黄蔡称四巨子颠压三人”等题词，是后人对米芾书法及人物性格的高度评价。 中轴两侧为东、西石苑、苑内亭、台、榭廊高低错落，参差有致，游鱼满塘。廊壁陈列着米芾、苏轼、黄庭坚、蔡襄等书法石刻一百多块，以及当代著名书法家为米公祠留下的墨迹石刻三十多块。
这些书法精品，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每年吸引着大批中外游人到此参观，弘扬了中国古老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宣传襄樊，创建文明城市起着重要的作用。
  祠堂庭院清静，碑石林立，怪石嶙峋，银杏参天，给人以清静幽深的感觉。米公人称“米襄阳”。他攻诗文，擅书画，尤善长行、草，史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美誉，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为宋代四大家。米芾绘画染山水，独具一格，被人称为“米氏云山”。米公祠原外米家庵，是米氏家庙，始建于元末，明代被毁，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建。并摹刻碑碣30余通。祠宇由拜殿、宝晋斋、仰高堂等建筑组成。除仰高堂的重檐歇山式外，其余均为硬山式。拜殿正中有帖墙四柱三间五楼式牌楼，每楼檐下置斗拱，起支撑和艺术装饰作用；牌楼两边额枋置有人物八仙图案，玲珑别致，庄重古朴。新建的碑廊和东、西两苑内镶有米芾、黄庭坚、蔡襄、赵子昂及近现代书法家的书法石刻100余通，为华夏米芾书刻的艺术宝库。现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介绍
米芾(1051～1107)，中国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祖籍太原，后迁居湖北襄阳，长期居润州(今江苏镇江)。米芾的五世
祖是宋初勋臣米信，高祖、曾祖以上多为武职官吏，其父名佐，字光辅，官至武卫将年。其母阎氏，曾为宋英宗赵曙皇后高氏的乳娘。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善诗，工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初师欧阳询、柳公权，字体紧结，笔画挺拔劲健，后转师王羲之、王献之，体势展拓，笔致浑厚爽劲，自谓“刷字”，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其绘画擅长枯木竹石，尤工水墨山水。以书法中的点入画，用大笔触水墨表现烟云风雨变幻中的江南山水，人称米氏云山，富有创造性。米芾传世的书法墨迹有《向太后挽辞》、《蜀素帖》、《苕溪诗帖》、《拜中岳命帖》、《虹县诗卷》、《草书九帖》、《多景楼诗帖》等，无绘画作品传世。著《山林集》，已佚。其书画理论见于所著《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等书中。米芾书法宋代以来，为后世所景仰。其作书谓“刷字”，意指其作书行笔方法与前人不同。宋史载：“米元章初见徽宗，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徽宗潜立于屏风后闻之，不觉步出纵观
书法四大家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
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但亦有人认为是蔡京，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简介
  宋四大书法家指: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人们称为“苏黄米蔡”。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米芾纵逸，蔡襄蕴藉，各具仪态，堪称精品。宋四家广汲晋唐遗蕴，锐意革新，各具所长。
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
苏东坡
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他的书法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努力革新。他讲自己书法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 讲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过程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
黄庭坚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世称“黄山谷”。北宋诗人，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学苏轼门下，天下称为“苏门四学士”，开创江西诗派。草书书法，深得张旭，怀素草书飞动洒脱的神韵，
而又有自己的风格。用笔紧峭，瘦劲奇崛，气势雄健，结体变化多端。
米芾
  米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后定居江苏镇江。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官”，又因举止颠狂，人称“米颠”。《宋史·文苑传》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宣和书谱》说他：“大抵书效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箍，隶法师宜官；自谓'善书者只有一笔，
我独有四面'，识者然之。方芾书时，其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 他在继承“二王”书法传统上下过苦功，能够登堂入室。真、草、隶、篆、行都能写，而尤以行草书见长。
蔡襄
  蔡襄,字君谟。其先本光州人，居仙游（今属福建省），迁甫田。官至端明殿学士，知杭州，谥忠惠。工正、行、草、隶书，又能飞白书，尝以散笔作草书，称为“散草”或“飞草”。世人评蔡襄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
关于“蔡”的争议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蔡襄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宏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宋史·蔡襄传》）。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
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
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
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漠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漠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其三，从排列次序看，苏、黄、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蔡襄是仁宗时人，年辈最高，列于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确有些疑问。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漠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黄、米、蔡。此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著称，楷、行、草书皆独树一帜，且又有屏弃帖学，振兴书风的贡献，因此，从总体上看，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米、黄，普追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日，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
  看来，“蔡京说”并非无稽之谈，而“蔡襄说”也有理有据。由于蔡京身为“六贼”之一，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不过，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似乎应有待于宋代文献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