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求贤令》看曹操用人的德才标准
作者:曾欢
来源:《博览书·教育》2013年第07
        古往今来,凡有识之士无不对选才、用才高度重视。曹操正是这些有识之士的佼佼者。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了三篇曹操为举才而颁发的诏令,这三篇求贤的诏令体现出曹操在人才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即唯才是举。今天,对于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这三篇诏令为《求贤令》、《敕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
        《求贤令》发布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即公元210年,在历史著名的赤壁大战发生后两年。赤壁之战,曹操被孙刘联军击败,暂时无力南下,形成了三国鼎力的局面。这种局面并不是曹操所希望的,他统一天下的志向仍是坚定不移的。为完成统一大业,曹操在失败之后,痛定思通,更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及急需人才的迫切性。他在《求贤令》中谈到:今天下尚未定,特此求贤之急时也。反映出渴求人才的急迫心情。接下来,他以历史人物借古证今,举管仲、陈平这些有明显缺点和毛病的人才为例,认为用人不能求全责备,若必廉士而
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是难得的辅国之才,但管仲却又是一个缺点和毛病非常明显的人,管仲自己也谈到他有贪财、怕死等弱点,但由于鲍叔的慧眼识才荐才,使其充分展现了治国平天下的大才。陈平被人荐于刘邦时,也有人认为他有盗嫂受金的劣迹,但魏无知力荐之,向刘邦说:楚汉相争,我推荐奇谋之士,主要是看他是否对国家有利,至于盗嫂、受金又算得了什么呢?刘邦从大局出发用陈平,其后果然成辅国大才。荐于此,曹操怀着急切的心情发出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的询问,企盼这样的人才出现。最后,他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观点。
        《敕司取士毋废偏短令》颁布于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在这篇诏令中,曹操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唯才是举的观点,以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为例,说明人才都有缺点和短处,但不能因此而不用,并且提出了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的著名观点,一反东汉社会用人注重所谓忠孝仁义的道德标准,使人耳目一新。
        《举贤勿拘品行令》发布于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此时,曹操年已六十二岁,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仍念念不忘统一大业。壮志未酬,其求贤若渴之情更甚于前。这篇诏令在前两篇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阐释唯才是举的观点,他以历史上诸多贤能之士
为例证,再次强调举贤勿拘品行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的韩信、陈平,将才和帅才的区别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管仲、吴起,都颇受曹操所推崇,都是他所看重的高才异质。这篇诏令还打破世族门第观念,主张选才用人不计出身贫贱,不计地位高下。曹操的唯才是举确实只看重,而不论其出身和品行,只要有便要求下属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以上三篇诏令总的思想观点是积极地、进步的。曹操一反东汉末年腐败的用人制度,主张不计门第出身,不拘一般品行,看重真才实学,从大处着眼看人才,从大局出发用人才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有利于解放人才
        士族门阀制度将许多出身寒门之士拒之门外,使得他们壮志未酬,才华难施。曹操的做法无疑给这些人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机会,使人才更充分得以发挥作用。广开选才之路既是曹操的远见卓识,也符合历史潮流。
        二、有利于竞争人才
        三国鼎立,各存争雄天下之心,为此,无不竭力贤纳士。孙权、刘备皆一时之豪杰,尤
其是得诸葛亮辅佐的刘备,更是思贤若渴,广揽人才以图进取。面对如此强劲之对手,如何在人才竞争中取胜,仅凭礼贤下士显然已远远不够,必须在选才标准与选才方式上有所创新,有所改革。曹操打破旧观念,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思想正是一种创新、一种改革。正是这种创新和改革,才使曹操身边聚集着更多的人才。
        三篇求贤令所反映出的曹操的用人思想,可资借鉴之处甚多,而引起的争议之处也不少,尤其是举贤勿拘品行,后人颇有异议。有人据此认为曹操用人重才不重德,与我们今天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是相悖的,因此而认为曹操的人才观没有可取之处,甚至认为不仅毫无可取,而且使落后的、错误的。
        这种看法,笔者认为有很大的片面性。要正确理解曹操的用人思想,就必须弄清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曹操是否完全不重德,而是曹操重什么样的德,即他对的看法。曹操并非不重德。建安八年,他颁布《修学令》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为此,他兴学教化,倡导修。可见曹操也重德,但他重德却不拘泥于传统,在选才用人问题上,并不受其束缚,敢于打破传统观念,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曹操重德却不因循守旧,而且能因时因事变通处理。他认为乱世创业与治世理国对人才
的德行有不同要求,他在建安八年发布的《论吏士行能令》中对此进行过阐述,指出治平上德行、有事赏功能,表明非常时期与太平之世对德、才要求各有侧重。曹操生逢乱世,他的求贤也是针对乱世取才的标准而言,不能据此以偏概全认为曹操不重德。应该说,他只是将德暂时放到了次要地位,这是形势使然,不这样便无法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曹操所重的也与当时一般所看重的德有所区别,他看重的是大德,而不是一般品德。今天我们对德的理解也仍然有大德细行之分,有主流和枝节之分,曹操重大德不据细行的原则是正确的
        我们今天用人也要分清大德与细行,我们强调德才兼备并非要求十全十美,也应要看大德,即政治观与政治立场,也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至于一般缺点和毛病,只要不是大问题,不必抓住不放,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金。若过分求全责备则不利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当然,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外,其余品行也并非都是细行,相对而言,其中也有大德和细行,如何区分,这就需要领导者、管理者因时因事来考虑,来分辨了。
        结合当前的反腐倡廉来看,贪财受金之类品行就绝不能看作是细行了,这应当是当前用人标准中的大德。
        总之,对于曹操的人才观,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作为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曹操的人才观自然不免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同时也免不了带着阶级的烙印。如果能摒弃其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偏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才工作会有所启迪,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