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国杜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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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主旋律；人物塑造；《狂飙》
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人物塑造及叙事
——以电视剧《狂飙》为例
蒯星君
2023年开年，电视剧《狂飙》以超高播放量及关注度，打响了国产爆款剧的第一。该剧以全景式回忆录的形式，描写了几十年人事变迁和扫黑除恶的历程。该剧以警匪故事为核心，全景式地呈现了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故事讲述了京海市一线刑警安欣与黑恶势力头目高启强之间的不懈斗争。刑警安欣卧薪尝胆十余年，为打掉涉黑强盛集团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坚持不懈地搜集高启强等人的犯罪证据，即使受到威胁和迫害也从不放弃，与黑恶团伙上演了跨时代的正邪交锋与善恶对决。
与先前主旋律作品不同，《狂飙》跳脱出同质化的框架，塑造了一大批极具个性的人物像，构建出极其复杂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笔者将从几个方面探讨以《狂飙》为例的主旋律影视创作。
一、人性的“白”与“黑”
主旋律电视剧在过往创作中，通常被诟病同质化严重、人物失真。大量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出现在作品中，使之缺乏吸引人的艺术魅力，不能给观众一种艺术的审美享受。有的作品甚至出现了“有生活没思考、有内容没故事、有角没印象”的现象。［1］其原因主要在于创作者本身的两元对立思维，人物非黑即白，缺乏对于故事主人公困境的思考和设置，从而导致作品故事缺乏细节，角缺乏生命力及可信度。在这类作品中，“正”与“恶”是两条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没有重叠的部分，也没有“灰地带”存在。
在《狂飙》作品中，双线主人公安欣与高启强在故事设置中拥有相似的身世，均在13岁时失去了双亲，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安欣的父母因在执行卧底任务时遭内鬼出卖而牺牲，后来安欣被两位警局局长抚养长大，并成为一名刑警。高启强则在父母早逝后，凭一人之力扛下家中所有，在农贸市场开鱼档，以此养家糊口，抚养弟弟妹妹长大，却在欲望间行差踏错，逐步成为一方黑帮老大。故事不再是单纯地将黑白对立，以
此强调主人公等正面人物之“白”与反派人物之“黑”，而是更加着重刻画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将每个角命运里的迷惘、挣扎与成长原因一一讲述出来。好人有一念之差，坏人也有温情时刻，以此来探讨人性。
就如高启强这一角，出场形象是一个老实本分、任人欺辱的菜场鱼档小贩。市场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兄弟变相收取保护费，高启强与其发生纠纷进了警局，进而与安欣有了交集。高启强结识安欣后虽有狐假虎威地利用安欣的“警察”身份，以此获得便利和他人崇拜的心思，但他对安欣给予的帮助和鼓励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这一阶段的高启强身上最“恶”的人性，无非是小市民的虚荣，而朴实、善良、勤劳等闪光点远大于他的缺点。高启强生命中的“冷”与“暖”极其割裂，他在乎家人，其生命中所有的重大转折都与家人有着莫大的联系。作为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从一个底层鱼贩利用谋略一步步完成了身份的跳跃，成为表面上看起来说一不二、备受尊重的成功企业家，背后却充满侵略性和不择手段。他在实现阶层逾越后，仍不断读书、学英语，提高自我，也为这个人设增添了魅力。高启强的人性彩中和了“黑”与“白”，成为“灰”，这种“灰度”，来自他是一个具体的普通人，贪婪、投机但有智慧和能力，心狠手辣、漠视人命但还残留了柔情和仗义。高启强身上的种种矛盾性与复杂性，为这一反派人物增添了不一样的魅力。
作为“英雄主义”图腾式的人物，正面阵营的主角安欣身上凝聚着善良而温暖的人性光辉。他在剧中正义、善良、柔软、固执，甚至有些“不知变通”。在面对触手可得的大好前途时，仍选择与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斗争到底。就如他在表彰大会时的发言：“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在高启强做大做强的同时，安欣在世俗层面可谓是“一路走低”。他身边的人一个个“陷落”黑暗，在追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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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真理的路上，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殉道者”与“孤勇者”。安欣的“轴”与“正义”是游离于中国的人情社会之外的，是戏剧性的、纯粹的光明正义。剧本里模糊了他的生活细节及成长背景，使之在呈现效果上不如反派角丰满，甚至有一些“空洞”，呈现了一种悲剧的美感，只有在其最后完成扫黑目标取得胜利时，才极具能量。正如导演徐纪周所说：“安欣是赤裸裸的安欣，是纯粹的、孤独的安欣，是有一种殉道精神的安欣，我们砍掉了他的所有软肋，不这样做安欣撑不了20年！他的徒弟陆寒，按安欣的方式去演练，被黑恶势力灭口了。必须有安欣这样的人物才能让这个戏立得住。”［2］因而在主旋律的作品创作中，不把人物当符号，而是呈现立体鲜活的形象是创作的重点。只有双方阵营人设的智力、能力、魅力相近，正反人物的行为动机充分，双方的对决才精彩，正义战胜邪恶才显得可贵，才能为故事的戏剧性对立创造可能性。黑白未必对立，善恶可能同时并存，人物的复杂与矛盾是体现人性、丰富人设的重要手段。
二、选择的“左”与“右”
在主旋律的作品创作中，时常会忽视“选择”的重要性，人物过于容易做出抉择。正面人物本身富有正义感，负面人物生来邪恶抑或是被环境“逼上梁山”，并没有赋予角太多做抉择的机会，人物内心驱动力不够，从而导致故事中对事件的爆发、解决都过于简单，使情节套路化。在《狂飙》剧中，每个人物都
被赋予了无数次抉择的机会，坏人也曾是好人，其是在一次次诱惑中沉沦成坏人，丧失了底线，有人被权力吞噬，有人为家人放弃底线。
高启强一步步踏向深渊，看似是身不由己、环境所迫，实则每一次都是其内心欲望驱使其做出了反向的选择。他第一个选择来自唐小龙、唐小虎兄弟误认安欣为其靠山，高启强出于自保及虚荣感，没有辩解。此刻的抉择，仅仅能表现出高启强的小市民心态，是形势之下的无奈选择。第二个抉择是，高启强杀人后，他没有选择自首，而是选择了金钱。他一次又一次地用更大的谎言填补先前的漏洞，但他也因此卷进了更大的旋涡。如果说第一次杀人是无心，那么第二次他接到指示杀死陈书婷母子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这一次杀人中，他遇到了安欣。此时的高启强良心未泯，他出于对安心的感激，最终阻止了同伴痛下杀手。但此时的高启强已经走向了恶意伤人的不归路。第三次抉择成为高启强真正陷入深渊的重要契机。徐江逃跑后，所有事情看似都已经解决，高启强在自首的边缘徘徊，但对亲情的留恋使他面对安欣的追问隐瞒真相，继续目前的生活。自此，高启强彻底陷入了无边黑暗。
而正面主人公安欣面对选择时则是在正义的路上一路前行，虽是主角却不曾有主角光环，他苦求真相而不得。他身边的人有的背叛，有的死亡，使他不断失去，但他始终不曾动摇。也正是因为亲密之人的一个个迷失，更显得坚守难能可贵。面对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时，安欣会迷茫、会有无力感、会无功而返、会命悬一线。面对心爱的女孩时，为了不拖累对方他选择离开；面对敬重的师傅背叛信仰时，他选择站出来不包庇。安欣的人设没有瑕疵，他始终代表着正义，但这种坚定的选择成了他的性格底——
轴。直至被打压到谷底，安欣也没有放弃，他坚持写举报材料。此刻的安心磨去了性格上的尖锐与锋芒，他选择伺机而动，开始以“混不吝”的形象展示于人前。在这场人与人的较量中，主角有血有肉，也不是无所不能、刀不入，对于真相和正义的坚持成为他身上的闪光点，也是邪不压正、真相大白的关键点。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指出：“因果关系驱动一个故事，使有动机的动作导致结果，这些结果又变成其他结果的原因，从而在导向故事高潮的各个片段的连锁反应中将冲突的各个层面相互连接，表现出现实的相互联系性。”［3］人物的选择决定了故事的矛盾以及情节的走向，也昭示着所塑造角的本质性格。无论哪个阵营的角，只有不断面临着抉择的困难，才会促进人物的成长与转变。
三、人物的“大”与“小”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时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就要求文艺创作要扎根现实土壤，去伪存真，写好人民体本身 。相较于先前将正面人物神化，将反面人物低智化的人物塑造处理，目前，主旋律作品中的人物角塑造正向着从“国家意志”转向为“家国同构”，从“理性”迈向“感性”转变。［4］创作中，无论人物之大小，都应当有详细的人物前景。
《狂飙》剧中以像性叙事的手法刻画了一系列的配角人物成长线，有血有肉，细节丰富，令人印象深
刻。正面阵营里安欣的战友李响，该人物在成长初期与主人公安欣同处“理想主义”的阶段，敢想敢干。在后期发现自己最亲的师傅是“内鬼”之后，他做出了与安欣截然相反的选项——隐瞒。但李响始终备受良心的拷问与煎熬，在无数次走入黑暗的选项前徘徊挣扎，最终选择了一条自认为正确的道路，用生命捍卫了底线与理想，赋予了人物强烈的悲剧彩以及使命感。
再如“小人物”陆寒，作为安欣的徒弟，他对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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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绝对崇拜。前期故事用寥寥篇幅讲述了陆寒的前史及人物性格细节。陆寒话多又可爱，乐观正直，俨然是早期安欣的翻版。但陆寒如此跳脱的性格背后，却有着令人心疼的童年，他的话多源自小时候必须不停说话来让家中听障母亲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在后期，当安欣被调离原岗，陆寒作为安欣精神的传承者，留在刑侦队坚持着安欣的“轴”与“正直”。但陆寒却在调查一场击案后彻底消失了。主人公拥有光环，但陆寒作为故事中的小人物与普通人，他的勇敢更显悲凉，也让“胜利”变得更为必要。
反面人物中无论是阶段性的黑老大徐江，还是冷血杀手老默，他们都不是单薄的。两个人物罪大恶极，漠视生命，但是也同样具有软肋。徐江为了儿子做出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性格莽撞凶狠，头脑简单。老默心狠手辣，但却重情重义，因安欣帮他到了女儿，所以在最后与安欣的对决中，老默将手雷方向旋转向上，害怕按钮着地误伤安欣。高智商且有着反社会人格倾向的高启盛，凶残而无所不敢为，但他
内心最爱哥哥高启强，甚至不惜用生命为高启强的未来铺路。
诚然，在主旋律创作中，主角需要保证其纯洁性，这会使人物塑造的空间被压缩。但与之同阵营的角，小人物可以是主角另一面的化身，是主人公内心的映射。只有将大小人物纠结在一起，故事的矛盾才完整，对现实才有对照作用。
四、叙事的“内”与“外”
近年来，伴随着主旋律影视市场的蓬勃发展。故事的叙事视角逐渐从追求大量外部冲突的宏观叙事，转向为更注重人物内心的微观叙事视角，将宏大的时代背景与主题叙事融入小人物的成长过程中，以小见大。《狂飙》全剧分为2000年、2006年、2020年三幕横跨21年之久，三段式双线叙事结构搭建了一个具有戏剧张力的故事架构，以点带面，运用插叙、倒叙等寻根式回忆录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中国式城镇化进程下的权力结构和灰血腥的剥削斗争。
剧中两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一条为黑恶势力的发家史以及对侵蚀政法队伍纯洁性的过程，另一条为政法队伍刮骨疗毒打击黑恶势力的斗争过程。其间伴随着三个大事件，分别为电鱼杀人案、莽村征地纠纷，以及指导组打黑除恶，完成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双重叙事。安欣与高启强从“朋友”转变成“对手”，过去和现在形成的巨大反差尤为令人唏嘘，一个是曾经意气风发的警察，变成了饱经风霜、谨小慎微很难信任他人的小干事；一个是常被欺负的“老实人”，变成了盘踞一方的黑恶地头蛇。在第一幕中，
安欣与高启强相识，两人拥有相似的身世，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在第一幕结尾处因抉择不同分道扬镳。在第二幕中，两人失去了彼此最重要的人。高启强失去了最心爱的弟弟，而安欣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李响，二人在巨大的情感创伤下，产生了不同的抉择。安欣重新考量自己付出的代价，从而变得谨小慎微，以浑不吝的形象面对世人。高启强则彻底失去了底线和良心。
不同于过往的扫黑剧，《狂飙》多维度地展现了每个人物的抉择以及命运走向，向观众展示了黑社会是如何滋生成长。以龚开疆、赵立冬为代表的政法系统里的腐败势力，为黑社会充当保护伞攫取利益，巩固自身权力，同时也为黑社会开后门将权力变现。而高启强、泰叔等黑社会通过保护伞的权力，无限扩张自己的生意版图，同时扶持个人的政治势力。曹闯、孟德海、杨健、张彪之流，本是体制内的精干力量，在环境的熏陶与裹挟之下，逐渐丧失了初心，变成了灰人物。也有以安欣、陆寒等为了正义与理想献出一切的英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让观众产生深思，真切地体会到扫黑需要循序渐进，有耐心、恒心，同时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
五、结语
主旋律创作是当下创作者不可回避的命题，创作者需要担负起主流价值输出与宣传的社会责任，这也使创作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的主体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5］因而创作出真正符合观众审美期待的作品，才是
市场需要的。唯有将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才可以创作出真实可信的人物，留给观众思考和感动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刘平.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对主旋律戏剧创作的思考之一［J］.中国戏剧，2022（11）：15-18.
［2］何强.专访导演徐纪周：解码《狂飙》［N］.新京报，2023-02-01.
［3］罗伯特·麦基.故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4］张庆丰.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流变的价值分析［J］.戏剧之家，2019（20）：106，108.
［5］顾海良.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0.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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