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第37卷第8期）
Aug.，2023
（Vol.37，No.8）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王军，柳晶晶，车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580）
摘要：目前，城乡融合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数字经济是城乡融合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文章选取2011—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城市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机制检验模型探究数字经济
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程度、作用路径和异质性。由非线性模型回归可知，在“数字鸿沟”和“虹吸效应”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呈“倒U”型，但目前长三角地区发展处在拐点左侧，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具有促进作用；由机制检验可知，数字经济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活跃度来影响城乡融合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水平的促进作用小于外围城市。
关键词：长三角城市；数字经济；城乡融合；非线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F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097（2023）08-0033-09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Cluster
WANG Jun，LIU Jingjing，CHE Shu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ast China），Qingdao266580，China）Abstract：At present，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and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 new driving force and engine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26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with a high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from2011to2020，and uses the fixed effect and mechanism test model to explore the extent，path，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According to nonlinear model regression，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digital divide" and"siphon effect"，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hows an"inverted U"shape.However，at present，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turning point，and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 test，the digital economy affects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y affec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hetero‐geneity analysis has found tha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entral cities on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smaller than that in peripheral cities.
Key words：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digital economy；urban-rural integration；nonlinear regression
一、引言
城乡关系一直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城乡发展的均衡性问题，城乡发展战略方针也经历了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的多次转变（年猛，2020）［1］。但目前我国城乡矛盾和城乡差距依然存在，需要为此到新的发展路径。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也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与［DOI］10.19629/jki.34-1014/f.221005009
收稿日期：2022-1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经济推动黄河流域城市创新集聚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2BJL056）；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数字赋能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23CX04004A）
作者简介：王军（1969—），男，山东菏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发展；
柳晶晶（1998—），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发展；
车帅（1997—），男，山东德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经济，区域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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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不期而遇，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城乡融合水平？这些问题的探讨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龙头城市，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起步早、投资大，紧抓数字经济的变革机遇。《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中显示，
2020年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占全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的1/3，且在数字产业升级、数字基建、数字治理、数字贸易等多个维度，表现突出。数字经济成为长三角城市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的核心力量。长三角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也是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促进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因此，以长三角城市为样本，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且对其他地区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二、文献综述
城乡融合程度的衡量涉及的方面多、范围广，全面选取城乡融合指标，是研究城乡融合程度的基础和关键。众多学者对城乡融合水平的测度进行研究，使城乡融合问题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研究。“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的“城乡等同化”，不能仅仅将城乡差距的缩小作为城乡融合的参考指标，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应该体现出城乡之间相互渗透、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对于城乡融合指数测算，一种方法是先将城乡融合系统分为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根据城镇和乡村各自的发展特点，选取能够反映城乡互动内涵的指标构建指标体系；然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将城镇和农村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环境生态等多个方面，
进行关联分析，进一步计算城乡协同发展水平（阮云婷和徐彬，2017；孙力等，2021）［2-3］。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选取能够反映城乡融合的指标进行测算，只利用一个综合系统。张海朋等（2020）［4］指出，城乡融合反映的是城市与农村之间要素的流动和协调程度，其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系统构建城乡融合指标，通过对三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实现城乡区域融合程度的测度。吕丹和汪文瑜（2018）［5］认为，综合指标能够系统地反映城乡统筹发展情况，两位学者从城乡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四方面构
建城乡一体化指标，能够全面展现城乡一体化水平。
数字经济为城乡融合发展带来了机遇，在城乡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化为乡村振兴赋能（张蕴萍和栾菁，2022）［6］，将数字要素、数字产品、数字思维融入农村，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作为数字经济的血脉，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益贫性”的特征（张碧琼和吴琬婷2021）［7］，农村居民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发展红利，因此有益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关于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Bauer（2018）［8］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会受到信息、通信技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陈文和吴赢（2021）［9］指出，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为“倒U”型。农村互联网普及往往会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但平均效果仍然有限，如果能够消除“数字鸿沟”，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将会被成倍缩小（Gao等，2018）［10］。李晓钟和李俊雨（2022）［11］研究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越明
显。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如建设“一带一路”等措施，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此外，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推动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唐红涛和谢婷，2022）［12］。关于城乡差距的研究，周慧等（2022）［13］指出，城乡多维差距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并从低水平和高水平两个区域分别提出改善路径。陈鑫鑫和段博（2022）［14］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缩小城乡差距，直接效应由市场一体化产生，而间接效应由劳动力再分配产生。王常军（2021）［15］研究了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为传统城镇化提出新的突破路径，为改善城乡融合现状提供了理论参考。
总体而言，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方兴未艾，其研究方向较为广泛，研究成果丰富。但关于数字化与城乡发展之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探究数字经济和城乡收入，而对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之间的研究较少，且局限在理论方面，缺少实证研究。另外，数字经济是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来影响城乡融合的，以往研究尚未进行详细的探讨。因此，本文主要边际贡献在于：①系统地将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理论有机结合在一个逻辑框架内，对以往研究进行补充；
②在采用双向固定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线性关系的基础上，加入数字经济二次项，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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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两者的作用机制，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合理的
决策考量；③选取长三角城市这一极具代表性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可为其他城市及地区以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提供参考。
长三角地区包括哪些城市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正在深刻改变着城乡关系。城乡差距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资源短缺、信息滞后、市场主体单一以及经济半封闭状态的制约。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存在的这些问题。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1年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84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57.6%，这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城乡上网差距继续缩小；2022年我国现有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了100%，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贫困地区通信难等问题。数字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对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要素流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给农村居民带来了资源和机遇，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第三产业的繁荣，搭建起城乡交易的桥梁，减弱了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障碍，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秦芳等，2022）［16］。此外，数字普惠金融也能够通过提升农村低收入体的家庭收入来促进城乡融合，这是因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创业的促进性强，帮助改善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使农村的创业水平、创新能力以及资金运作能力得到了提升，缩小了城乡创业的筹资差距，从而有利于城乡融合（张勋等，2019）［17］。数字经济利用自身特点，能够促进城乡资源共享。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H1：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城乡数字经济整体保持增长的趋势，但是农村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且农村居民教育程度较低等原因的存在，导致城乡居民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的差距不断扩大，形成“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包括互联网接入障碍导致的“接入鸿沟”、数字技术利用不充分导致的“使用鸿沟”以及互联网使用不平等造成的第三道鸿沟。虽然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解决了第一道鸿沟，但是由于农村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水平较低，“使用鸿沟”不断扩大，因此第三道鸿沟也会越来越
深。“数字鸿沟”出现以后，城市内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和资源更多。例如，更多的优质就业岗位、更高的工资以及更智能化的服务等，引发了城乡之间更大的“虹吸效应”。城市吸引农村大量优质劳动力，使农村人才更为稀缺，进一步加大了第二道鸿沟，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这个阶段，城市经济发展以及乡村地区衰落的双重性并存，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具有抑制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H2：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融合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作用机制并非由单一要素作用产生，而是存在多样化的传导路径，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活跃度两方面考察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作用路径。
首先，数字经济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影响城乡融合水平。城乡融合最大的阻碍之一就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即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城市以二、三产业为主。而数字技术能够加快产业的转型以及形成网络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经济增长，改变当前的管理方式和经济环境（Beliaeva等，2019；Tomizawa等，2020）［18-19］。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产业体系发生了转变，将数字技术、数字服务、数字信息替代传统生产要素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产业生产、经营、销售的各个环节，可以较大程度地降低经济成本（Gooldfarb和Tucker，2019）［20］。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产业数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在数字化时代，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标志是经济结构服务化。数字经济能够有效带动农村服务业的繁荣，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使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增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流动性。除此以外，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带来“涓滴效应”，有利于带动农村发展（蓝管秀锋和匡贤明，2021）［21］。
其次，数字经济通过影响创业活跃度进而影响城乡融合水平。数字经济能够派生新的生产力、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组织模式等，助力创业增长，提高创业活跃度（刘翠花，2022）［22］。数字技术与金融深度融合催生出的数字金融（李晓园和刘雨濛，2021）［23］，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范围，使城镇低收入体、农村居民等拥有平等、有效、安全、可控的金融服务，有效解决创业初期最棘手的资金问题（翟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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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宣昌勇，2022）［24］。农村存在资源、技术短缺等问题，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居民获得知识、资金、技术更加便捷，降低了农民创业门槛，实现了城乡创业机会均等化（张勋等，2019）［17］。因此，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农村的创业活力，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解决了城乡资源差异和就业等问题，从而促进城乡融合。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
H3：数字经济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活跃度影响城乡融合水平。
此外，数字经济对于城乡融合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城市的内部因素，如城市的地理位置、发展历程以及发展程度等都可能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形成地区差异（李治国等，2021）［25］。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资源条件，相应地，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展示各个城市的特。马黄龙和屈小娥（2021）［26］研究发现，相比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更有利。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对推动我国落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大意义。经济繁荣地区城乡一体化程度高，数字技术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有限，容易遇到瓶颈，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够吸收数字经济红利，快速发展，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也较强。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4。
H4：由于城市发展水平不一，数字经济对于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UR i,t=β0+β1DE i,t+β2X i,t+μt+ϑt+εi,t（1）根据H2，鉴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为了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的非线性影响，在模型（1）中加入数字经济的平方项，得到如下模型：
UR i,t=φ0+φ1DE i,t+φ2DE2i,t+φ3X i,t+
μ
t+ϑt+εi,t（2）其中：UR i，t代表被解释变量，即城乡融合水平；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DE i，t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城市i在t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 i，t为控制变量；μi控制个体固定效应；υt则控制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水平之间的作用机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活跃度两个机制变量进行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在基准回归模型（1）中已经得到验证，下面需要构建
DE对于机制变量产业结构升级（TS）和创业活跃度（EA）的两个回归方程，以及DE与机制变量TS、EA对UR的回归方程，具体模型如下：
TS/EA i,t=α0+α1DE i,t+α2X i,t+
μ
i,t+ϑi,t+εi,t（3）UR i,t=γ0+γ1DE i,t+γ2TS/EA i,t+γ3X i,t+
μ
i,t+ϑi,t+εi,t（4）（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本文参考以往学者构建的城乡融合指标体系，结合自身研究的特点，从经济融合、生活融合、人口融合、科技融合、空间融合五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构建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包含5个一级指标、1
3个二级指标，见表1所列。本文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熵权法赋权客观，能够较好地反映地区各因素的差异，比层次分析法等主观方法更加精确。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目前，虽然有较多文献对数字经济规模的测量进行研究，但还没有权威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已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算包括国际组织、国家机构测度和学者自行构建指标。国内学者对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趋于多样化，如刘军等（2020）［27］基于数字交易、互联网发展和信息化发展三个维度构建指标，宁朝山（2020）［28］则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生活应用和数字产业发展三个维度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以上现有指标测度仅停留在省级层面，且二级指标涵盖维度较少，未能从多方面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因此，本文考虑城市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能够从多维的角度对数字经济进行测算，借鉴赵涛等（2020）［29］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两个层面综合测度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包括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和数字金融普惠发展5个二级指标，具体见表1所列。同样通过熵权法，将以上5个指标的数据标准化后进行测算，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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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融合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城乡融合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相关
从业人员数
互联网相关产出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数字金融普惠发展
经济融合
生活融合
人口融合
科技融合
空间融合
二级指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
人员占比
人均电信服务总量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之比
非农产业比重
二元对比系数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之比
城乡居民医疗保障
城乡居民教育保障
非农与农业从业比重
人口城镇化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
电信业务水平
城市空间扩张
公路网密度
指标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3.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准确地判断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还需要对影响城乡融合水平的其他变量进行控制，本文控制变量选择如下：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人均GDP的对数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n），用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刻画；基础设施建设（inf），用各城市邮电业务总量与年末常住人口数之比的对数来表示；受教育程度（lnedu），用每万人口中普通高等学生人数取对数表示。
4.机制变量
（1）产业结构升级。随着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我国三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3.3%，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出现了“经济服务化”趋势。因此，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30］的方法，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TS）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这一比值能够清楚地体现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TS比重不断上升，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2）创业活跃度。借鉴史普润等（2022）［31］对科技创业的测算方法，考虑不同城市人口规模的差
异，选用每年新注册企业数目与年平均人口的比值（取对数）来刻画城市创业活跃度（EA），比重越高说明城市创业活跃度越高。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参照《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划》，选取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时期为2011—2020年，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新注册企业数来源于爱企查网，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郭峰等，2020）［32］，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补全。
本文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所列，可以看出，城乡融合水平指数最小值为0.161，最大值为
0.572，不同地区城乡融合水平差异明显，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标准差偏大，说明不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机制变量
符号
UR
DE
lnpgdp
fin
fdi
inf
lnedu
TS
EA
样本量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均值
0.270
0.247
11.290
1.266
0.031
7.864
5.325
0.996
4.976
标准差
0.079
0.133
0.471
0.464
0.018
0.935
0.780
0.399
0.574
最小值
0.161
0.052
9.982
0.562
0.001
6.087
3.075
0.313
3.627
最大值
0.572
0.782
12.200
3.054
0.095
10.410
7.154
2.751
6.829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基础回归结果见表3所列。在模型（1）中，未控制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且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只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水平进行回归，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初步说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有正向影响。在模型（2）中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时，DE系数为0.280，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模型（3）中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系数变为0.142，依然通过1%的显著性检
验，基准回归模型比较稳健。说明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农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资源，从而提高了农民的营收水平，降低了农村与城市的信息差距，对城乡融合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H1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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