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
1926年10月3日农历7月7日，也就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那一天，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这场婚礼曾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新郎是诗人徐志，风流才子，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参加者族不及备载，总之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不过比起证婚人的祝词，上面那些盛况都只不过是过眼乱花了。在婚礼上，梁启超对自己的学生说：“徐志，你这个人性情浮，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梁启超的证婚词明着是对徐志，但他更看不惯的其实是陆小曼。在他第二天给儿子梁思成和妇林因的信中更可以看出来：“徐志这个人其实很聪明，我爱他，不过这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于社
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当头一，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很难)，免得将来把徐志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信中所谓的“那个人”，当然是指他看不惯的陆小曼。
1926年10月(农历九月九日)，新婚后的陆小曼依公公之命随徐志离开北京南下，回到徐的家乡海宁石。在徐志给张慰慈的信中写到：“上海一住就住了一月有余，直到前一星期，咱们俩才正式回家，热闹得很哪。陆小曼简直是重做新娘，比在北京做的花样多得多，单说头就不下百次，新房里那闹更不用提。乡下人看新娘子那还了得，呆呆的几十双眼，十个八个钟头都会看过去，看得陆小曼那窘相，你们见了一定好笑死。闹是闹，闹过了可是静，真静，这两天屋子里连掉一个针的声音都听出来了。我父在上海，家里就只妈，每天九点前后起身，整天就管吃，晚上八点就往床上钻，曼直嚷冷，做老爷的有什么法子，除了乖乖地偎着她，直偎到她身上一团火，老爷身上倒结了冰，你说这是乐呀还是苦?咱们的屋倒还过得去，现在就等炉子生上了火就完全了。”
不久，徐申如终于做出了令陆小曼难以接受的决定。因为看不惯陆小曼的作派，他先期到了
上海，不几天就要妻子到上海与他会合，然后启程赴北京去徐志的前妻张幼仪了。这是陆小曼与徐志婚后在徐家受到的第一个打击。不久后，陆小曼得了肺病。很长一段时间后，她的身体才慢慢恢复。
没有了二老的严格监督，陆小曼在生活上感觉反倒轻松，她不用再受这样那样的拘束。她和徐志在石这座别具一格的住宅中种草弄花，过着一种“草香人远，一流清涧”的超然生活。可惜，好景不长。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1926年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告独立。1927年2月，北伐军东路军发起江浙战争。3月19日占领杭州，然后沿沪杭线北上追击孙传芳的军队。随着战事的临近，徐志和陆小曼不得不中断了这一段新婚燕尔如世外桃源的生活。
1927年1月(农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陆小曼和徐志被迫移居上海。初住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花园别墅11号，这是一幢三层洋房。后又迁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那是一幢上海滩老式石库门洋房。陆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一百元左右。
尽管徐志将陆小曼视为至死不渝的灵魂伴侣;尽管两人各以《爱眉小札》、《眉轩琐记》和《陆小曼日记》等篇闻世，成为社会流传的美谈，但夫妇间却有了越来越多的厌倦和苦恼。
有一次，陆小曼对日渐熟悉的郁达夫之妻王映诉说：“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徐志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憬的爱，最好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爱。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此外，陆小曼对徐志劝她不要打牌、不要抽也啧有烦言。同时，徐志的父亲徐申如对陆小曼的冷淡和不理不睬，也成为她情绪苦闷的因素。
而徐志也对逢场作戏的生活深感痛苦。为了投“妻”所好，当陆小曼登台客串时，徐志也凑个角为她配戏。一次演京剧《女起解》，陆小曼饰苏三，徐志短足为解差;又一次，客串《三堂会审》，陆小曼依然饰苏三，徐志则扮蓝袍陪审。如此妇唱夫随，尽管博得满堂喝采，但徐志内心深处却日趋厌倦。1927年12月27日，徐志写下了这样苦涩的文字：“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肿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后来，徐志的父亲徐申如出于对陆小曼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徐志要从父亲处拿钱是不现实的，因此，徐志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南京
中央大学、以至北平北京大学等到处兼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即便如此仍不够陆小曼的挥霍。
1929年，徐志辞了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的教职，继续在光华大学执教，1930年秋起又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上海南京两地来回跑，以挣家用。
1930年秋，即陆小曼29岁那年，徐志索性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徐志自己北上的同时，极力要求陆小曼也随他北上，幻想着两人到北京去开辟一个新天地。可陆小曼却执意不肯离开上海。徐志只得落寞黯然的只身北上。
由于与陆小曼分居两地，徐志需要经常上海、北京两地奔波，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节约路费，他常常会选择乘坐别人的免费飞机。在那个时代，飞机还不是一种普及的交通工具，对于它的安全性，大众百姓都十分质疑。陆小曼也不放心徐志坐飞机，虽然思想时前卫，但她仍然觉得乘坐飞机是十分危险的。对于她的担忧，徐志只得安慰她说：“你也知道我们的经济条件，你不让我坐免费飞机，坐火车可是要钱的啊，我一个穷教授，又要管家，哪来那么多
钱去坐火车呢?”这下触到了实质性的问题，陆小曼听得哑口无言，只得说：“心疼钱，那你还是尽量少回来吧!”可事实是不可能的。徐志虽然在北京工作，但他还是顾念家的，家里一副摊子还要他来收。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
1931年4月，徐志母亲病重，徐志赶回去探望。由于徐志的父亲和陆小曼的关系日益恶化，徐申如便不让陆小曼去徐家探视。对于父亲的决定，徐志很生气，碍于母病又不便发作。几天后，徐申如又打来电话说徐母病重，让徐志赶快回去。徐志就问：“陆小曼怎么办?”徐父说：“且缓，你先安慰她几句吧!”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不想让陆小曼踏进徐家大门。
不久，徐母过世，陆小曼急急地赶到海宁石，这是她第三次到海宁。但徐志的父亲不让陆小曼进家门，她只得呆在石的'一家旅馆里，当天就回到上海。而张幼仪却以干女儿的名义参加了葬礼。这件事情对陆小曼的打击相当大，她认为自己在徐家没有一点地位，反不及已离婚的张幼仪。
徐志当即给陆小曼写信，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无奈：“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是事实，我不能护我的爱妻，且不能保护自己。我也懊得无话可说，再加不公道的来源，即是自己的父亲，我那晚顶撞了几句，他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虽然如此，但这件事情也多多少少影响了陆小
曼和徐志的关系，使他们本已紧张的关系更蒙上了一层始终抹不去的阴影。
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由于难以维持在上海的排场，连续打电报催促徐志南返。11月11日，徐志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不料，夫妇俩一见面就吵架。据郁达夫回忆：“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往徐志脸上掷去，徐志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璃碎了。”徐志一怒之下，负气出走。
1931年11月18日，徐志乘早车到南京，住在何竞武家。徐志本来打算乘张学良的福特式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张学良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为了赶上林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协和小礼堂向外宾作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于是在19日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往北京。
登机之前，徐志给陆小曼发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最终他还是走了。因大雾影响，飞机于中午12时半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当时的《新闻报》这样报道：“该机于上午十时十分飞抵徐州，十时二十分继续北行，是时天气甚佳。想不到该机飞抵济南五十里党家村附近，忽遇漫天大雾，进退俱属不能，致触山顶倾覆，机身着火，机油四溢，遂熊熊，不能遏止。飞机师王贯一、梁壁堂及乘客徐志，遂同时遇难。死者三人皆三十六，亦奇事也。”机上连徐志共三人，无一生还。时年陆小曼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