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2006年01月13日 04:50:03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但是否病态没有定论。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
1990年，李银河、王小波等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进行个案访谈式研究，分别在国内和香港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
1994年，张北川所著50万字《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
1995年，北京同性恋组织“中国彩虹”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同年，北京男女同性恋者开始酒吧聚会，同性恋酒吧出现。
1998年～2000年，大量同性恋者网站或同性恋友好网站出现。
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同性恋首次不再被划为心理异常的病态。
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节目，这是中国电视媒体首次关注同性恋。
2001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在北京大学举行。
2005年，第一届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在北京举行。
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同性恋与AIDS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
2005年，复旦大学开设本科生公选课《同性恋研究》。
【冰点】
最有勇气的人
最有勇气的人
本报记者 蔡平
在我国，最早发现的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1989年）是男同性恋者。1996年调查，北京艾滋病感染者中，48％是男同性接触者。1998年调查发现，在已监测过的男同性接触者中，2.5％已感染了艾滋病，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高达5.9％。
经社会学家研究发现，我国同性恋者达3000万以上，男同性恋者约1800万以上，其中约1／3已婚，未婚者中大部分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同时国内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很多人过着多性伴生活。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艾滋病在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的流行，将不限于该人，会经该人蔓延至妇女人和异性恋男性人，或出现相反的传播。———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张北川
尽管我自认为对同性恋者并无偏见，但临行前，我还是向同事咨询，可不可以和有艾滋病嫌疑的男同性恋握手，共同进餐，要不要自己带水等等。
“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
刚到青岛，就接到张教授电话，说了几个男同性恋者让我采访。长这么大，除了在书里和电影里，我还从未亲眼见过同性恋，不知道他们什么长相，怎样打扮，行为举止都有什么特征。第二天一大早，我兴致勃勃到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去张教授。
在大门口问警卫，他们让我顺着路走，说是后面的平房。走到楼前问几个学生，又说这里是教学区，根本没有性健康中心。
到底在哪儿呢？
据介绍，张教授曾是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医院皮肤科前主任，山东省最好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之一；
张教授和他的两个助手，正执行着两个国家级计划：“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情况研究”和“娱乐服务业青年从业女性的艾滋病性病干预及研究”；
张教授的健康干预项目，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主要资助，并得到国家卫生部和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
张教授是中国在同性恋人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惟一人士，199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同性恋现象学术理论专著《同性爱》，被授予过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最高奖项———马丁奖。
这样一个国际知名的有卓越贡献的大牌专家，怎么人们都不知道呢？
无奈，我只好问一个洗衣女人，她没说话，只往那排平房里面指。
顺着平房我走过去，一扇防盗门开着，里面摆满了办公桌椅。果然，这就是了。
小屋仅有十几平米，阴暗潮湿，墙上是水洇过的霉迹，紧挨柜子是一张破旧的手术床，屋子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我很奇怪，具有国际声誉的艾滋病干预指挥部，怎么会是这样？
早上8点半，张教授推门进来，才53岁，头发花白，衣着朴素，带一副老式眼镜，说话很慢。我问张教授：“您就在这儿办公？”
他叹了口气：“是啊，就是这个样子。”
有媒体报道，张教授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有被称为华东地区最好的门诊大楼，但医院负责人不让张教授的性健康中心进这幢大楼，说是“同性恋、进入医院影响不好”。
1999年，附属医院撤销了性健康中心门诊，理由是耗费太大。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张教授曾将国务院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文件给领导看，答复是“我只执行发到我手里的文件，没接到的不执行”。
“从1999年5月到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行医条件，等于被剥夺了行医权利，这间房子还是我向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党委书记要的。”张教授的声音仍然很慢。
2001年，在马丁奖授奖仪式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博士说：“你们不能直接去帮助张北川医生，那么就应该去看一看他的办公室，看能做些什么。张北川医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表明在中国与同性恋者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一事无成。”
他叹了口气：“是啊，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高芙曼女士说：“艾滋病正在中国迅速蔓延。如果要战胜艾滋病，中国必须改变传统偏见和保守态度。在艾滋病面前，人人有受到保护的权利、获得资讯和服务的权利，有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我希望向每个中国人发出这样的信息：艾滋病与耻辱无关。”
美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主席马丁·哥顿先生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社区所遭受的艾滋病的威胁日益增大，而且这种威胁伴随着恐惧与偏见。在中国，张教授所领导的工作，在对这个社区的接触与关注方面不仅是史无前例，而且是相当及时的。
但实际情况却令人寒心。由于无法给病人看病，张教授与两位同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从医院拿到奖金。张本人还被剥夺了在医学院教书的资格，甚至在医院的电话号码本上，都抹去了学术权威张北川的电话号码。
对此，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指出：“国家已将艾滋病定为惟一全民预防、人人有责的疾病，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喻。
”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主席、我国艾滋病性病学界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强调：“我国能用于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张北川是“最有勇气的人。”
曾有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张北川的处境。但遗憾的是，这些来自高层知识界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声音，在这所漂亮的大医院里，起不到丝毫作用。
张教授愤怒地说：“这事大家都知道，但院领导无动于衷。我是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忍无可忍向媒体披露自己的遭遇，是因为自己的境况影响了预防艾滋病工作，这已不是个人待遇问题了，我们遭遇的是政治！”“常将冷眼读腐恶，每把热血话悲凉。”张北川为自己撰写了一副对联。
他说：“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无知不可怕，科学教育能纠正无知；
偏见不可怕，有科学精神指导的实践，与高素质同性爱者的交流，会卓有成效地纠正偏见；但无知、偏见一旦与被腐败玷污的权力相结合，就会形成极为反常的严重阻力，成为预防艾滋病的大敌，而这种阻力恰恰通常来自最基层。”
“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我问张教授：“作为一个出的皮肤科教授，您何以会冒着重重阻力，来专门研究同性恋与艾滋病？”
张教授讲起这段经历，非常动情。他说：“我个人研究艾滋病易感人，是在我看到一个人的遭遇开始的。他是一位皮肤科医生，医学教授，我的医学启蒙老师，是我所在医学院里公认的最博学的医生之一，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同情心的医生，是最优秀的老师。‘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整个儿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这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话。”张教授说到这里，难以控制地激动起来。“1988年，他终生未婚的流言传出，说他与男子有性关系。以后的几年，几个觊觎他科主任小小权力的人，几乎将他致于死地。他曾先后5次辞职，一直未被批准，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甚至考虑过自杀。一次政治学习，几个人‘批判’了他两个多小时，当时那些人还经常当面羞辱他。事后我去看他，安慰他，他突然痛哭失声，说道：‘我一辈子做了些什么……’“这个事件持续了近5年，后来科内多名医生联名写信越级上告，要求上级派人调查。调查结束，领导说：‘所有认识那位专家的学者都讲，谁和那位专家吵架，责任就在谁，因为那位专家从来不会吵架。’
同性恋明星 “就这样，一个人的遭遇，使我开始关注一个人，更使我认识到我们文明的缺陷。我想，任何一个正直的热爱科学和人类生命的医生，遭遇了这种事件，都会为批判我们文化中的落后而奋起抗争。因为这也是保卫科学，保卫正义和理念，保卫自己的良知。”
在青岛，我有幸见到了张北川崇敬的这位老教授，他身材高大，满头白发，仪表堂堂，温文尔雅。通过和他的交谈，我了解了他的观点和经历。
这位老教授认为，在大街上你不难认出一名黑皮肤的人，在饭桌上你不难认出一个左撇子，但你能一下子认出一名同性爱者吗？肤和利手都是明显的生理现象，但同性爱就不单是深藏的心理和生理问题，而且还涉及更为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伦理问题。性心理本身，它的质和量是可以用有关的各种“度”来表征的。一个人的性爱质量可以由多个谱系状态的不同程度来定位。例如：从绝对异性爱到绝对同性爱之间，存在着一个“性谱”，它以双性爱为中点，可以分为7个依序的性别倾慕度（按金西分类），又如性欲的烈度、性理念的文明度，性智慧的羞耻度，性感因素的整合度，性操作的风险度，性经历的深度等等，都是性爱质量的控制因素。这些“谱”和“度”都可以联系着同性爱来讨论。
谈到自己的经历，老人坦率地说：“人的爱情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倾向于柏拉图式的，一
种倾向于本能，而我是后者。”
在青岛，我还见到一位老者，他也是同性恋，人生经历尤为坎坷，但至今他仍用自己的退休金，供养着他没有工作的伴侣以及伴侣的妻子和儿子。我曾担心地问这位老人：“您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些钱？”
他反问我：“留钱有什么用？”
我说：“养老呀，万一什么时候他们要走了呢？”
他淡淡地笑了：“如果他们走了，我也就走了。”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而此时，这位老先生已经微笑着转身离我而去了。
“在公开场合，谁敢问对方，你是gay吗？”
张教授对我说：“如同人的容貌必然有差别一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差别也是必然的，正常的，同性恋不是病，更不是罪恶。同性恋的出现首先与先天因素，包括染体、大脑结构等有关；其次与个人出生后18—36个月的环境因素有关。不能使同性恋者变成异
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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