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现代”？怎样“寻根”？——重读韩少功
《爸爸爸》
王丽丽程光炜
内容提要1985年，韩少功的《爸爸爸》显然是倡导和实践“寻根文学”主张的一篇标志性的小说。然而在今天看来，将小说重新置入当时的历史情境，观察它与众多”文化热潮”和知识谱系之间的生成关系，人物塑造的寓言性想象，进而把握“寻根作家”的叙述策略和文学意图，以及后者在80年代文学建构中的特殊作用，也许是文学史研究更为重要的工作。本文立足文本细读，通过问题讨论提出与原有结论不同的看法，目的是要揭示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状态，避免过于简单的判断和认识。
关键词现代寻根鲁迅热沈从文热
一
要理解韩少功小说《爸爸爸》文本的神秘性，不能不先读他的《文学的“根”》
一文（写于1985年1月）。他一开篇就焦虑地问道：我“常常想一个问题：
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据说这个问题后来在一个朋友的“湘西寻访”
中有了初步答案：她“回来兴奋地告诉我，到了！她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族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到了还活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绳以信，能歌善舞，唤鬼呼神。”不过，韩少功好像并不满足前者提供的这些浮泛印象，而由表及里地指出其实质是：“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还指出影响自己创作的是“楚文化”和“汉文化”这两条文学源流，认为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区别的：以“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带有原始野性意味的楚文化，实际“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的汉文化是“有明显的差别。”
作者这种提问方式，隐含着“”后许多作家在经历了“伤痕文学”的短期兴奋后的真实状况，即面临的困境和走出文坛危局的某种渴望。或者说他这种提问是基于这么一个背景：1979年农村的“包产到户”和1984年的“城市改革”，直接动摇了“计划经济”的社会基础，而与计划经济时代相匹配的“当代”现实主义文学虽因“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一度复活，但随着“多元年代”的来临却重陷危机。但是，这一摆脱现实主义文学“一元化”统治的提问方式，又深刻映照着韩少功个人，也包括大多数“寻根”作家那种犹豫不定的历史观和文学观：一方面，他们声称，“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不茂。”与此同时，鉴于“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一既定事实，因此，“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①也就是说，除了前面的“国内背景”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国际背景”——即一个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重
审“民族”的“自我”的任务。从字面语义看，作为一对反义词，“现代”由于有比“传统”更高的历史优势和精神文化优势，因此负有“改造”后者使之获得“重铸”机遇的某种重任；“寻根”和“传统”则是一对近义词（或说同义词），寻根的前提即是以拒绝“现代”（西方文明）来认同“传统”而重建自己精神的家园。如果说“现代”是一种“正在进行时”的思维方式，那么“寻根”则是另一种“过去时”的思维方式，它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是根本冲突的，是极其矛盾的。然而，这种极其古怪和矛盾的提问方式，如此的历史语境，那些看似新鲜但其实常见的问题，正是我们理解1985年的“寻根文学”和由它所派生的小说《爸爸爸》文本的所必须涉足其中的路径。
关晓彤爸爸韩少功的表述，指向的是有着精神生活双重性的主人公丙崽。确切地说，丙崽
这个艺术形象，实际指向的是现代文学史上由鲁迅和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和“寻根”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如果说，鲁迅以其特有的强烈不安的“现代性”焦虑，把批判锋芒直指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性”和“民族劣根性”，从而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改造国民性”的主流性文学叙事的话，那么，沈从文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激烈批判“现代”文明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破坏、扭曲和改造，通过“寻根”的文学途径重返那种精神意义上的湘西，在现代的废墟重建带有原始意味和乌托邦彩的“古代文明”。之所以说丙崽精神生活具有双重性，是因为他在作品中不断穿梭往返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不同的文学舞台。一方面，他承载着韩少功“批判国民性”的叙述功能，指出鸡头寨、鸡尾寨乃是落后、愚昧和没有希望的所在，另一方面又承载着楚文化的原始、神秘和美丽，通过对楚文化的重新发现、开掘和认识，来重组当
代文学的“资源”，由此完成“寻根文学”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
以此为参照，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以丙崽为叙述中心，《爸爸爸》实际是两个故事文本。一个是由于丙崽的精神残疾而在鸡头寨受到众人凌辱的故事，而代表“众人”并加害于前者的是仁宝、众幼崽、老裁缝等一干愚不可及的所谓“国民”；另一个是通过丙崽这个打不死的小老头，这个超级文化信码的存在，作者讲述了一个纯属虚构的原始形态的故事。在后面这个“大故事”中，既无时间的线索和进展（既通常文学所谓的“历时性”），也无空间的转移、变换，它代表着一个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一个不受人类意志所控制的“原生”的生命状态。那么，依据八十年代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立场，韩少功到底要借助丙崽说明什么？另外，通过对这个处在两个故事漩涡中的人物形象的读解，我们又将在哪一个层面上与小说的作者——以及1985年前后的“寻根”作家们对话？拿什么去对话？
二
在中国乡村社会宗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中，丙崽是一个弱者。他上无家长保护——“据说父亲不满意婆娘的丑陋，不满意她生下了这个，很早就贩出山，再也没有回来”，扔下了他们孤儿寡母。母亲虽是一个接生婆，但因为形同“寡妇”，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宗族社会中其实毫无地位。丙崽不仅一出生就失去了家庭（父亲）——家族这道天然屏障，而且还因身体畸形、语言思想
而成为鸡头寨任何人都能随时取笑、取乐的对象。他“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
嘴角粘着一两颗残饭，胸前油水光光的一片，摇摇晃晃地四处访问，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或者骂其为“X妈妈”！在中国古老而沉闷的乡村社会，丙崽的智障和无助，使他变成了一尊可以随时被攻击的靶子。
丙崽第一场惊心动魄的“受辱”，发生在小说第三节。村里的仁宝，是一个喜欢躲在林子里偷看女人洗澡和“小女崽撒尿”，一直没有婚娶的老光棍，他因“丑行”被丙崽娘等一干婆娘背后议论而心生嫉恨，便私下在丙崽脸上狠狠刮耳光：
小老头被打惯了，经得打，嘴巴歪歪地扯了几下，没有痛苦的表情。
他再来几下，手指有些痛。
“X妈妈，X妈妈……”小老头这才感到形势不妙，稳稳地逃跑。
仁宝追上去，捏紧他的后颈皮，让他给自己磕了几个响头，前额上有几颗陷进皮肉的沙粒。
他哭起来，哭没有用，等那婆娘来了，他半个哑巴，说不清是谁打的。仁宝就这样报复了一次又一次，婆娘欠下的债，让小崽子一笔笔领回去，从无其他后果。
仁宝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欺侮”丙崽，无非是因为与丙崽的“弱”相比他是一个“强者”，这乃为人性中最不堪
的弱肉强食的极端表现。凡读过鲁迅小说的人，没有不为他所描述的落后闭塞乡村里这种司空见惯的持“强”欺“弱”的现象而震撼的——不过，他以西洋的“现代”视角作观察，在这种普通“人性”现象中提炼出的却是审视和批判“国民劣根”的深刻内容。这决定了鲁迅“弱者受辱”的表现方式，和一种“重审”：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而这一切，则由于“因为能忘却，所以那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②于是，不光在咸亨酒店站着喝黄酒的“短衫”众人，就连孩子们也以取笑孔乙己以为乐事（《孔乙己》）。祥林嫂因为两次嫁人而失去在鲁太爷家过年时上贡品的权利，她倾诉儿子之死的痛苦，在小镇人的眼里也已变得一文不值（《祝福》）。而阿Q之欺负吴嫂和小尼姑，但又为王胡、假洋鬼子所欺负，乡村社会“强弱”关系的戏剧性的变化，大概是其中一个深层原因（《阿Q正传》）。在鲁迅看来，反映在这些“愚众”、“贫弱国民”身上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愚昧落后一面的深厚的积淀。因而，这便是他通过“揭露”、“批判”它们以达到对民众“启蒙”之目的的
最根本的依据。
历史的相似之处，在于韩少功及其所在的八十年代和鲁迅的时代一样急迫地需要用小说对民众“启蒙”。同样道理，韩少功在他的小说故事讲述中，乃至于人物线索的安排中之所以毫无悬念地继承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精神传统，是因为他相信丙崽在八十年代承载着与阿Q、孔乙己们几乎相似的文化使命——这即是通过批判、反省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而使之“走向世界”，完成至近代中国就已开始的“
现代化”这一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进程。某种意义上，代表“现代”批判精神的显然是小说《爸爸爸》那个“叙述者”，而代表着“落后愚昧”的则是丙崽、仁宝和鸡头寨的广大众。作家韩少功要对小说和社会的“现代”观念做“重新读解”，关于丙崽“受辱”的讲述便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叙述因素。换句话说，这也便成为他从阿Q、孔乙己回溯到丙崽，并通过丙崽批判反省“”（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封建主义”）和使“寻根文学”获致叙事活力的一个隐秘的通道。
因此，在《爸爸爸》的故事讲述中，我们不光发现《阿Q正传》的“母体文本”如何被移植成另一个大同小异的文本故事，还发现后者对“批判国民性”的主题有更新的挖掘和发展，典型例证便是娃崽们对丙崽的另一场“欺侮”。所谓“娃崽”，即指鸡头寨的下一代“庸众”，在长幼秩序上，他们属于丙崽的侄侄辈。然而，上一代人欺负丙崽的积习，照样在他们身上延伸并有更恶意的发展，这是丙崽最悲惨的地方。小说写道，这孩子正在寨里玩耍，见打算去祠堂的丙崽路过，于是产生了戏弄他一下的念头：
丙崽朝他们敲了一下锣，舔舔鼻涕，兴奋地招呼：“爸爸——”
“哪个是你爸爸？呸！矮下来！”
娃崽们围上去，捏他的耳朵，让他跪在一堆牛屎前，鼻尖就要触到牛粪堆了。——丙崽的“悲剧”之所以没有重新上演，是因为“一热热闹闹”经过的大人救了他们。
不过，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孩子强迫丙崽吃牛屎？答案竟与当年的仁宝相同，在这个寨子里，丙崽这个哑巴和智障原来是唯一可以选择的被欺负的对象！这正像王胡、假洋鬼子和闲人不约而同地欺负阿Q，辛亥革命让他做验证“革命”失败的那个替死鬼一样，丙崽的悲剧就在于，他生活在一个长河漫漫、循环往复因此可称作一个“超稳定”的历史结构之中。而这个黑格尔所说没有时间钟摆和“现代”进取意识的毫无希望的老中国，正是鲁迅等现代维新人士所猛烈谴责与攻击的对象，也正是韩少功等八十年代主张“新启蒙”的作家要继续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丙崽——正是照见中国传统文化封建性、愚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