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前，鼓浪屿“申遗”成功。“世遗”授牌仪式选在了有着“中国第一别墅”之称的地方——黄家花园举行。
1925年11月15日，也是在黄家花园里，高朋满座。归侨巨商黄奕住邀请了厦鼓中外名流500多人，赏菊、饮酒。这一年，黄家花园全部建成，包括北楼、南楼、中楼及楼前占地11988平方米（约18亩）的庭院。庭院里四季繁花似锦，花木来自福建南北各地，为了照料它们，主人聘了6名花匠——3名来自漳州，3名来自福州。
这是老鼓浪屿上的名门气象。但这名门气象，绝不只是有形的建筑、花木。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风度，一种品格。
而今，风流已逝。但是，一朵花的美丽，正在于它曾经盛开过。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家花园的主人黄奕住是“闽南第一”的企业家，其身价在全国范围
内名列前茅。1919年，他携2000万美元归国投资。研究华侨史的学者林金枝曾在比较研究后说，他是当时对国内投资最多的华侨企业家。
1885年春，刚满16岁的黄奕住跟着南安同乡从厦门出海，开始了下南洋的传奇人生。他乘坐的船属于黄仲涵（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岳父）。到印尼后，他先做走街串巷的剃头匠，一年辛苦所得，仅够偿还来印尼的船费。而后，他把剃头工具扔进大海，走上了营商之路，从货郎担到咖啡担，又从咖啡担到咖啡摊、商店、批发商、国际贸易商。前后用了30年的时间，他终于跻身于和黄仲涵齐名的印尼“四大糖王”之列。
1914年，《世界商业名人录》在欧洲出版，黄奕住位列其中，名为“OEI TJOR”（黄奕住在国际商务邮件中用的名字——笔者注）。至此，黄奕住的名字成为了一个传奇，以至于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闽南城乡，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想富，就学黄奕住。”
定居鼓浪屿后，黄奕住把经营重心也转到了国内。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现代教育的热切支持者。1931年，廈大十周年校庆时，在创办人陈嘉庚之外，黄奕住对厦大的捐款居个人捐款首位。厦门大学还为黄奕住捐赠的图书印制书标。此外，他还对鼓浪屿慈勤女子中学、鼓浪屿英华中学、厦门大同中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暨南大学等
多所学校捐献了巨额资金。
但在对女儿的教育上，他却选择了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而这个教育之法又在有意无意之间，于日后缔造了黄家的另一个传奇。
1921年，黄奕住在上海创办了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后增资到750万元）的中南银行。这是中国当时规模最大的侨资企业，由于实力雄厚，拥有钞票发行权，其所发行的钞票上，还印有黄奕住的签名。为了保证所发钞票的信誉，他还联合盐业、金城、大陆等银行，成立了“四行储蓄会”。
1934年，以中南银行为首的“四行储蓄会”在上海南京东路建成了78米高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即国际饭店），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远东第一高楼”。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1952年。在中国它作为第一高楼的历史则更加长久，一直到1968年广州宾馆建成，才被打破。在鼓浪屿上，黄奕住和菽庄花园的主人林尔嘉结为儿女亲家，并且共同发起成立了厦门市政会。厦门第一条现代马路——开元路，即是出自市政会之手，厦门由此开启了一个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型之路。
此外，黄奕住还投资电灯、电话、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尤其是厦门的自来水事业，完全由黄奕住一手开创，他以700银元每月的高薪（当时厦门最高月薪）聘请由美归来的工程师林全成设计、建设自来水工程，除了向厦、鼓两岛供水，还给厦门港的各国轮船供水，由于水质上佳，各国商船称厦门自来水质量“远东第一”。
法国学者白吉尔曾以这样一段精辟的评论，来论说那个被称作“乱世”的时代里，中国企业家所扮演的角：“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做的贡献与五四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像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
如果说，菽庄花园主人林尔嘉的林家是当时鼓浪屿上的第一名门（林家为“台湾第一望族”的台北板桥林家，因《马关条约》割台湾于日本而选择内渡，定居鼓浪屿——笔者注）；那么可以说，黄家就是当时鼓浪屿上的“第二名门”，而且随着和林家的结亲，而与林家不分伯仲。
林尔嘉的菽庄花园是鼓浪屿上最大的私家园林；黄奕住的黄家花园则是鼓浪屿上占地最大的私人住宅。从购地到建成，黄奕住共为黄家花园花费了365654.2银元。后期装修大量使
用意大利大理石、进口楠木等贵重材料。包含购地、建造、装修等在内的总花费累计超过100万银元。
这笔钱，如果在当时用来购房的话，购买力如何呢？1923年，鲁迅在北京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四合院，所费800银元。折算一下的话，一个黄家花园，仅购地和建造费用即相当于同期北京的457个四合院。
走进黄家花园，造价最高的为中楼。四面回廊，前为双向步阶，后为弧形宽廊——主人在此可远眺日光岩，也可宴请宾客。双向台阶、廊面铺装，楼梯及扶栏均用意大利大理石，工艺精湛，至今光可鉴人。室内的门窗、家具、护墙、地板、四壁、天花板均采用进口楠木。室内陈设，则有历代古玩、名贵钢琴、油画等。
不过，在黄奕住心里，最贵重的装饰也许莫过于悬挂在所有房间里的明镜，因为上面统统雕有剃刀、须刷、掏耳筒等。在中楼的二楼，他特意布置了一个“家史馆”，以此示子孙，毋忘创业之艰辛。
黄家的另一个传奇，来自黄奕住的女儿黄萱。
1951年，时任岭南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因目盲，需要一名学术助手，当时校方向他推荐了很多教师，但陈寅恪都不满意。这时有人推荐了黄萱。仅通过发音和吐字习惯，陈寅恪就迅速判断出，黄萱有着——“门风家学之优美”。
很少有人能受到陈寅恪如此青睐。原因在于：一方面，陈寅恪素有“教授中的教授”之称。他精通十几国文字，包括突厥文等艰深语种。他治学严谨，涉猎渊博，思路如瀑布如奔马如神龙入云如流星四泻。一般教授、讲师根本无法追上他的思路，更谈不上为他做学术助手。另一方面，陈寅恪出身世家，天生有名士气质，而且越是在变革之世，越是坚持“物以类聚”的传统观念。
同为鼓浪屿人的诗人舒婷，曾这样描写黄萱：“无论在她养尊处优的豆蔻年华抑或是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她都绽放着最纯朴最率真的笑容，一览无遗地袒露洁白无垢的心地，恬淡内敛的聪慧，以及荣辱不惊的阅世方寸。”
黄萱，1910年出生于南安，9岁时，随祖母、母亲来到鼓浪屿。她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林巧稚的母校，当时鼓浪屿人称之为“上女学”）毕业后，父亲重金为她延请名儒硕彦，施教经书格律，一习就是整整5年。
如上文所言，黄奕住本人是一个现代教育的热切支持者。为何在对女儿的教育上，他却要采用传统的闺阁教育呢？他一生都是孔子的忠实信徒。《论语》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他要像打磨一块璞玉那样，打造出发光的宝玉。舒婷说，他——“决心让女儿成为真正的名媛淑女”。
正是闺阁教育所特别注重的经史子集，让黄萱打下了深厚根基，尽显才女风范。黄萱的女儿周菡则说，黄萱从母亲那里受到的影响也是“无所不在”的：“她的一句话：‘差（指使）猪差狗，不如自己走（做）。’也成了妈妈的口禅。外婆造就的妈妈，事事自己动手，平等待人，朴素真诚，太不像巨富家的大小了。”
抗战时期，黄萱先是为了支持夫君周寿恺救护抗战将士，借住在娘家，后来又举家搬到贵州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
1950年，周寿恺受聘于岭南大学医学院，黄萱也来到广州。在担任陈寅恪助手之前，黄萱一直是一名家庭妇女，相夫教子，秉持父亲的遗训。
黄奕住在抗战胜利前夕去世，临终训子孙：“‘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之言，信足垂训万世。余毕生谨守，弗敢违失。汝曹勉之。”
在中山大学，很多人认为陈寅恪“脾气怪”，但他不仅从来没有批评过黄萱，而且说：“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在黄萱的协助下，陈寅恪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固然是因为黄萱可以准确地从浩瀚书海中精确到某一句话的出处，也能在工作时紧随他的思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二人修为相近。按陈寅恪研究者陆键东之说：“带着旧时浓浓王谢人家痕迹的两户人家，以礼相待，挚诚相见，人生品位俱同。”
黄奕个人资料 黄萱晚年回到鼓浪屿，归居父亲当年送给她的漳州路10号别墅。在这里，可观赏鹭江潮起潮落，可远眺九龙江水浩浩东去。她的书架上放着在广州时常读的《十三经注疏》《明经世文编》《四部备要》《佩文韵府》《清代闺阁诗人微略》《增补氏族笺释》等数百部线装书，按经史子集四部类有序陈放。这些今人多数已不知道也难以读懂的古籍，书中多处留下了黄萱点句的笔迹。
2001年，黄萱去世。
其女周菡，以悼词《哭妈妈 谢真情》回顾了妈妈的一生：“她有条件骄横，可是她平等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地位高低，贫富贵贱；她可以奢华，但却读书、做事，一生俭朴……”
有句话说的是，要评价一个文明怎么样，就看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以此而言，鼓浪屿作为一个曾经推动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地方，它最大的成就，不是岛上那千姿百态的老房子，而是它曾经孕育过的出儿女。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副理事长、东京大学教授西村幸夫在论及地方魅力时，曾这样说：“地方的魅力，事实上是由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魅力，而产生出来的。”以此角度而言，鼓浪屿最美的风景，是人。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释“名媛”为“名门闺秀”。何谓名门？何谓名媛？对从鼓浪屿走出的黄萱而言，绝非珠玉加身，更不是颐指气使一门心思要做“人上人”，那与“名媛”恰恰背道而驰。真正的名门、名媛，是一种风度、一种品格，即如陈寅恪欣赏黄萱的理由——“门风家学之优美”。
舒婷笔下，把黄萱的一生概括为5个字：“大美者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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