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业现在处于低谷。要想重整旗鼓，体制改革与科学化、市场化是关键；而改善与优化影视教育、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关键。我愿意将我自己的有生之年完全投身到这项事业中去……
——谢飞
中国电影真的成熟了吗？从2010年的票房大片《让子弹飞》到2012年破国产片票房纪录的《人再囧途之泰囧》，重口味的暴力镜头，或直白或隐晦的黄桥段，顺顺当当地通过了审查，引发了影院黝黑背景中诸多观众会意的满足与会心的笑声。
真正喜欢看到这种状态的，除了每年做票房统计的相关部门外，可能只有好莱坞了。得知2012年中国电影票房前10名中有7席美国影片，《好莱坞报道者》资深影评人托德·麦卡锡指出，中国电影市场在好莱坞的商业版图中，作用无法估量，“好莱坞已经将重心转移到了中国”。
在中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发展的道路上，这一切都是“培养观众市场”和“分账”所必须付出的吗？谁会真正为中国观众的影视生态与文化内涵负责呢？
十二年的坚持与等待
2012年12月25日，经过多日思考修改，谢飞在微博中郑重发表了《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而且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电影业不继续改革是没有前途的”，并欢迎有关部门及电影同仁积极参加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微博迅速引来4000多条转发，数万网友热议。更有媒体寻根溯源，发现这位年已古稀的导演并不是一时激愤或是为一己之利，早在2000年，谢飞就表示对中国当时的电影市场太失望，如果电影审查制度不改革，他将永不拍电影。12年的坚持，谢飞究竟为了什么？
生活中的谢飞面红润，言谈温婉，除鬓间银丝外，和1989年他指导姜文等人拍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影片《本命年》时的他，几乎没有两样。谢飞也对当时电影审查的经历记忆犹新。
1989年，47岁的谢飞名声正隆，他看中了刘恒的小说《黑的雪》——一个劳改释放犯在个体经济的大潮中自生自灭的悲剧故事，最终拍出了让观众和影评人都眼前一亮的《本命年》。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领导看这部影片时，谢飞怕他们反感，在一旁开玩笑地缓和气氛：“我把一个可能成为的小子提前处死了。”书记会意地对他笑笑说：“这孩子还不错嘛，挺善良的。”
在随后的电影审查中，此片一次通过，谢飞的印象是“没怎么改”。该片获得1990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在国际上也声誉斐然。然而让谢飞感到有些反讽的是，今天的学生看到这部影片，反而似乎受到更大冲击：这样的片子也拍出来了？还公演了？这期间是制度进步了还是观众的审美情趣退化了？
直到2012年，谢飞担任艺术顾问的电影《蓝骨头》拍摄不过两个多月，但送审4个多月后，仍没有下文，谢飞更加难以接受。在原则问题上，谢飞不只是坐不住，他挺身而出，
他时不我待，他十二年如一日。
投身电影事业一辈子，谢飞深深地知道“健全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健全的电影产业链都是一步一步形成的，没有依法而行的分级制，只靠上世纪五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审查体制与机构，离真正的市场化还差得很远。“中国电影不是我们创作者不能拍好电影，而是我们的改革滞后。”如今已经71岁的老人，提到中国电影的改革时，句句掷地有声。
不变的“批判现实主义”
谢飞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同事眼中，变成了“具有中国传统文人做派”。他曾经的学生、如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说，他从没想过，一向儒雅的谢飞老师，突然之间，“转身做了公知”。他的同事、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却不意外。“他文静的外表下，是一颗激情澎湃的心。”
谢芳个人资料 自从2000年的《益西卓玛》一直未予公映后，谢飞就淡出电影一线，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电影教学上，而2011年下半年他决定亲上火线监制两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一部是金舸导演、王景春主演的《向阳坡》，另一部就是根据方方小说改编的《万箭穿心》。
着力在小说改编和现实主义题材上入手，谢飞有着自己的想法，“最近10多年由于香港电影人集体北上，成功地将喜剧和动作片模式带过来。但过于看重娱乐性，也将内地电影的传统变少。中国电影一百多年只有两个样式比较成熟，一个是从《火烧红莲寺》延续到《少林寺》的功夫片；一个就是家庭伦理、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从《神女》《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乌鸦与麻雀》，再到“”后的《芙蓉镇》《老井》《本命年》，它们都是采用虚构的小人物和真实的大时代变迁相结合，这些片子既有文化价值也有观众，但这个路子现在很少有。”力主拍摄《向阳坡》和《万箭穿心》是谢飞发出的一个信号，那就是——国产片要坚持现实主义，增强人文价值。
在反应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冲突和城市底层社会变迁的电影《万箭穿心》的操作上，谢飞在很多事情都做到亲历亲为，除了监督剧本的修改，选角他也全程参与，他决心要为《万箭穿心》高质量的演员，也将拍摄期从20来天扩充到48天。此外影片预算也是他主抓，“投资也是我来管的，考虑到文艺片的院线市场，开拍前我就到电影频道合作”。
这样手把手带出来的《万箭穿心》，后来退赛东京电影节，在国内公映时口碑很好票房欠佳，输给了华丽的《一代宗师》和滑稽的《人在囧途》。对此，谢飞除了反对发行方的炒
作行为，倒是很平静，采访时，谢飞说类型多样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观众成熟起来了，导演一定要下功夫，稍一松懈，改编自《雷雨》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就不如当年的《秋菊打官司》。
至于当前的票房导向，谢飞也直言不讳：“主管部门有点指责艺术片导演为何不考虑观众趣味，把我们导演都弄糊涂了。全世界都是政府支持艺术片，我们这儿是票房要过亿才能给予奖励。像韩国、进入国际影展就有物质奖励，我们恰恰相反。”
滚烫的中国“第四代导演”标签
谢飞是湖南宁乡人，是老革命家谢觉哉和著名共产党员王定国的儿子，1942年出生于延安，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之后留校任教至今。他为中国第三代导演谢铁骊做过助手，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负责教学的副院长期间，对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陈凯歌等人的成长非常关注，还直接给包括陆川、管虎、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上过课。
他自己也因为一系列社会影响巨大的影片而成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中最有成就和有国际影响的导演之一。因《我们的田野》《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和《黑骏马》等在国
内外获奖众多，声誉颇佳的作品，成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常务副会长。
对谢飞自己，“第四代”这个标签，不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四中“白屋同学会”会员为艺术而奋斗的誓言，也不只是高考时父母对他自由选择专业时的初衷的认可，更不是1965年大学毕业后长达十余年时间无所作为后的奋发。“这个标签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的精神吧，真诚的态度和知识的积累是最主要的。”
1983年，谢飞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我们的田野》，以知识青年陈希南等人的坚定和执著颂扬理想主义。这是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为政治服务”思想中解放出来后拍的一部反思片，是他拍摄的9部影片中惟一涉及自身情感和经历的电影。谢飞后来曾这样评价道：“现在回想起来，这部电影还是很幼稚且简单的，但它很真诚。”
时至今日，谢飞对已故导演谢晋的一句话深有感触：“要拍能传下去的电影。”但是，什么样的电影能够“传下去”呢？是宏大纷繁的商业巨制吗？是绚丽多彩的时尚演绎吗？是曲折复杂的情节设置吗？是新鲜刺激的场面渲染吗？诚然，以上这些都是能为一部电影带来成功的元素，但如果过度表述外在元素却忽视了内在核心，则会使电影流于浮躁与浅表。今天他
给学生上课时，也总不忘提及谢铁骊导演说的一句话：“看来，用胶片写剧本是不行的。”
由此在谢飞眼中，“第四代”永远是个鲜活的标签，是永不消逝的激情与追求。有次电影学院集体去俄罗斯旅游，在河上划船，大家正谈笑风生，谢飞当时年近五旬，突然间兴奋地站起来，自顾自地放声高唱俄罗斯歌曲。还有一次，在“第四代导演研讨会”上，大家打算颁个“最具女人味的男导演”奖，名字尚未宣布，谢飞“噌”地一下站起来，脚下生风，带着舞步冲上前去，一把把奖状——韩美林画的一幅美女——抢到手，引得哄堂大笑。
有伯乐才有更多的千里马
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晚会上，谢飞和著名导演吴天明、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张仁里、著名导演、香港制片人、导演吴思远，台湾导演李行等人共同获“2011年度中国电影人伯乐”殊荣。 谢飞很欣赏这个奖项设立的动机——电影教育与电影传承，而这也正是他2000年以后的人生重心。
2000年，谢飞拍完电影《益西卓玛》以后，发现当时的影视圈包括理论界、评论界，对教育太不重视。当时评选出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50位几乎都是导演、演员和
摄影师，编剧都比较少，教育家基本没有。他说：“如果总是表面地去谈作品和眼前的利益远远不够。我想好好地研究一下教学的现状，研究电影教育怎么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一是靠法制、制度，科学的制度是根本，另一个就是教育。”“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业现在处于低谷。要想重整旗鼓，体制改革与科学化、市场化是关键；而改善与优化影视教育、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关键。我愿意将我自己的有生之年完全投身到这项事业中去，也希望更多的年过半百、有实践经验、有艺术成就的导演，各专业的行家回到学院来，回到课堂来教书育人。”
为了让教学系统化， 谢飞不惜从本科生带起，并从最基础的影片赏析讲起。他希望通过这门课教会学生用专业的眼光去看电影，去理解电影，而不是从其他角度，比如美学角度、人文角度、历史角度与思想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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