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2期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116期N o.2,2007Jou rnal of Fuyang T eachers Co llege(Social Science)Sum N o.116
——从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谈起
赵自云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摘要：先锋小说的先锋性和电影的通俗性本是互不兼容的两种品格，可在当前先锋小说却频频“触电”。为透视这一独特现象，笔者考察了张艺谋电影《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过程，意在反思这一现象对先锋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先锋小说;《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07)02-0025-04
引言：共存共荣——先锋小说与电影引发的奇观
从文学中寻求思想与艺术的支撑力量，是中国电影历来发展的特。20世纪80年代初，电影界引发了一场电影与文学关系的争论。著名导演兼电影理论家张骏祥认为,“要提高电影的艺术质量，必须从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电影表现手段两方面入手”;“导演的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1]张艺谋电影《红高粱》的巨大成功即是这段话的最好注脚。在电影《红高粱》形成的轰动效应下，先锋小说与电影的结缘、作家与导演的联姻现象愈演愈烈，乃至于形成今日先锋小说与电影共存共荣的奇异景观。
有人说,“没有80年代小说的繁荣与创新，便没有第五代导演们的辉煌”;[2]这话对张艺谋而言有点似是而非。1988年，经张艺谋演绎的电影《红高粱》夺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等8项大奖，不能不归功于莫言提供的好小说，但张艺谋电影的世界性声誉也同样给莫言小说赢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可见，这里很难判定到底是莫言造就了张艺谋，还是张艺谋成就了莫言。而对于先锋小说作家苏童、北村等人来说，小说与电影的关系就更显复杂而微妙。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苏童的成名是因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走红，而北村在小说文坛的崭露也是得力于电影《周渔的火车》拍摄成功，小说《周渔的喊叫》销量也因此大增。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先锋小说“触电”现象的独特之处，正如杨扬所言:“与以往的文学现象不同，以往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往往是文学作品首先靠文学自身的力量获得了社会声誉，然后电影编导们才根据文学原作改编电影。但先锋文学的成功，首先是借助电影拍摄成功而获得的。人们对先锋文学的兴趣，是由观赏电影、拍摄电视而引发的。”[3]
事实上，先锋小说之“先锋”意义正在于作为一种艺术上的前卫姿态和反叛精神，它只能为“小众”而作，孤独才是它的归宿；而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它必须为“大众”而为，大众的接受和认可是它的使命。然而，这两种创作意向完全相悖的艺术形态在今日作家和导演的联盟之下，竟获得了奇迹般地融合，并在表面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对先锋小说创作本身来说是幸抑或不幸?为此，笔者考察了张艺谋电影《红高梁》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过程，意在透视和反思这一独特现象的发生及其影响。
反叛与创新：张艺谋电影《红高粱》产生的契机
在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文化反思和文化启蒙再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精神在这一阶段得到积极的高扬。当时不仅文学界在力破传统的桎梏，电影界也在积极探求新路。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崛起即是以明显的反传统为世人所瞩目的，他们立意上着重传统文化的反思，形式上讲求淡化情节和故事，强化视听语言本身的表现力。他们认为“要引起反响就必须反传统”，这既符合电影艺术本身发展的要求，又切合他们要引起注意和反响的市场策略。
基于反叛传统的精神，陈凯歌导演拍摄了《黄土地》、《大阅兵》和《孩子王》等著名影片，当时理论
收稿日期:2006-12-16
作者简介：赵自云(1979-)，女，安徽巢湖人，暨南大学文艺学专业2005级硕士研究生。
界评价甚高，但电影市场却反映冷淡。从艺术社会学、艺术消费学的角度来看，艺术价值应该包括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和消费价值。一部优秀的小说只要具备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就有生存的价值，但一部好的电影却必须考虑三种价值的统一。在大众文化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电影一定不能忽视消费价值的存在。鉴于陈凯歌电影过分注重思想性而相对削弱故事情节不能引起大众认可的局限，张艺谋积极调整策略，在立意反叛传统文化的同时，将电影的故事情节再次增强，走出重思索的理性空间，并通过有意强化电影的视觉造型来吸引观众的眼光，电影《红高粱》便是张艺谋将电影观赏性和艺术性相结合进行积极尝试的艺术结晶。
相对于一般的电影导演，张艺谋的文学情结较为深厚。他坚持认为，电影与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4]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文化历来对人的关注比较少，而对道的关注比较多。”[5]正是基于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个性张扬与解放的热衷，张艺谋相中了莫言的两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在他看来，这两部小说的精髓和灵魂在于对人的生命本真和活力的展现，在于对潇洒和快乐的人生态度的礼赞,“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6]
事实上，据莫言所说他最初创作《红高粱》的动机是为了表明没有亲身参加战争的作家也能写好战争题材的作品，这样看来抗战是小说中一个重要事件，但在电影《红高粱》中战争却退居为一个道具和背景。由此可见，电影《红高梁》对原小说的主题进行了转换。
《红高粱》的接受：主题转换及意义
苏联电影理论家波高热娃在《论电影改编》一文中指出:“改编是一项富于创造性的事业，它要求智慧和天才，要求运用自如地掌握电影的表现手段，深刻地理解文学原著并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角度来解释它”,[7]可见，小说改编成电影，实质上就是电影编导运用特定的视听语言对小说进行的一次新的解释。这种解释不是对其固有原意的求知和认同，不是把原小说故事变成电影连环画，而是渗透了改编者独特理念和情思的再创作。改编后的电影中包含着编导的独特理解和阐释，打上了编导个人的印记，是独特的“这一个”。从这个方面来看，电影《红高粱》便是打上了深刻的“张记”的蓝本。
莫言认为，小说《红高粱》之所以打动导演张艺谋，并非因故事新奇，而是因为小说所传达的张扬个性的思想打动了他。对此，张艺谋自己亦有明确
表示:“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的风格和灌注着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红高粱》小说的气质正与我的喜好相投。”[8]简言之，张艺谋之所以接受并改编小说《红高粱》，与他个人自小饱受压抑的个性大有关联。
演员傅冲据张艺谋所言，他将影片主题由战争转换为赞颂生命为的就是创造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可以尽情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可以展示生命的一种自由舒展的精神状态，可以表达“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个拙直浅显的道理。[9]生命本体的延续和创造本性，要求不受扭曲、为所欲为，自由奔放是生命本身的魅力所在。为了突出赞颂生命、张扬个性的影片主题，张艺谋在影片中除了采用象征生命热情的红营造强烈的视觉画面之外，主要着力塑造了个性张扬、活得潇洒舒畅的“我爷爷”、“我奶奶”形象，并对小说中不利于表现人物个性的情节和内容作了删减和变动。
首先是对“我爷爷”身份的转变。为着力表现“我爷爷”身上那种构成人的本质的热烈狂放的生命态度，张艺谋将原小说中“我爷爷”由一个有正式武装的土匪司令转变成影片中的一个普通轿夫，后又成为烧酒作坊的一个伙计。精心设置了“我爷爷”因“我奶奶”之故与秃三炮发生正面冲突的情节，将小说中“我爷爷”由“吃狗头”变成“吃牛头”，将小说中“我爷爷”用连环七杀死了花脖子(影片中的秃三炮)改为“我爷爷”一头将三炮撞倒，抓起案上的菜刀架在三炮脖子上，以此突出“我爷爷”复仇方法的原始和鲁莽。其次是对“我奶奶”狂放个性的收敛。为了突出“我奶奶”的纯情形象，凸现她和“我爷爷”爱情的纯洁和高尚，电影删减了小说中有关“我奶奶”和罗汉大爷关系暖昧的情节。影片中“我奶奶”作为奇女子的个性主要是通过大量动作来表现的。如“我奶奶”出嫁时怀揣剪刀、颠轿中大声嚎哭、遇到劫匪镇定自若、回轿过程中向“我爷爷”抛媚眼挑逗等等。概而言之，张艺谋在影片中利用画外音有意淡化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地域，却格外关注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通过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来刻画人物，却没有对人物关系的发展，人物的内心和
情绪交流给予太多的观照，只是着力展示人物的一种生活状态，以及人物为自身生存和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强悍精神气质，而这一切都是与影片赞颂生命的主题相契合的。
莫言说:“每一部电影、每一篇小说、每一首诗都像一个人一样，拥有她自己的命运”[10]，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如果小说《红高粱》没有遭遇到张艺谋，如果电影《红高粱》不是在一个崇尚个性张扬和解放的年代里上演，那么《红高粱》的命运将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基于此，我认为张艺谋将小说中因战争引起的人性变异、时代对人的迫害等复杂主题单
纯地变为对人性和生命力的张扬和礼赞是非常有意义的，而这也是影片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变形：颂莲形象的变迁及局限
同样基于对人的关注，尤其对女性生存及命运的关怀，张艺谋接受改编了苏童小说《妻妾成》。相对于小说《红高粱》的电影改编而言,《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情节主题比较切合小说原著。但面对大众的电影毕竟不同于个人创作的小说,《大红灯笼高高挂》同样融入了张艺谋个人独特的理解和感受。在张艺谋看来,《妻妾成》是苏童在古老的题材中用一个新的现代观点来看待这个陈旧的故事，张艺谋的立意在于“新”。但苏童在谈到这篇小说创作动机时则表示是为了寻变化，用自己拥有的一种描绘旧时代的古怪激情来写一个古典的纯粹的中国味道的小说，显然苏童的着力点在于表现“旧”。也许正是两人在立意方面的“新旧”差别导致了从小说到电影主人公颂莲形象的变迁，相对于小说中的颂莲形象，影片中颂莲
的主观感受和精神力量都有所削弱。尽管苏童和张艺谋都注重批判和控诉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戕害，但两人在着力表现人物个性方面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苏童着力表现的是封建畸形婚姻对颂莲个性压抑的一面，而张艺谋则极力展示颂莲个性反抗的一面。
小说中的颂莲是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形象，她既敏感多思，又浪漫纯情。尽管不幸的生活遭遇使她沦入小妾的可悲境地，并陷入一场荒谬而残酷的妻妾争宠之战中。她出于生活和生命的本能反抗，虽然有时也冷酷无情，如她命令雁儿吞吃草纸直接导致雁儿的惨死，但她更多时候还是忍让和忍耐，为的只是维护自己那份自尊。比如她明知道如何讨陈佐迁欢喜却不愿以牺牲自己人格为代价去屈从和迎合陈佐迁，甚至最终的精神崩溃也是她欲极力保护自己本真一面的极致表现。这里，她是一个悲剧女性但却给予我们美好的形象。
电影中的颂莲尽管最终也沦为精神崩溃的悲惨命运，但却缺乏小说中颂莲命运带给我们的那种心灵震撼。这与张艺谋影片的情节设置导致人物形象变异大有关联。为展示妻妾之争的荒谬性和残酷性，张艺谋对小说中仅一句描写“灯笼”的话大做文章,“十二月初七陈府门口挂起了灯笼，这天陈佐迁过五十大寿。”张艺谋将“灯笼”捉升为影片情节变化的一种仪式，并将其与女性命运紧密相连。在陈府中，红灯笼是女性幸福的象征，点灯意味着女性的恩宠和欢娱，封灯意味着失宠和孤寂。显然，红灯笼的出现，使妻妾之争趋于明朗化、残酷化。身处非人环境中的颂莲，似乎除了反抗她已别无选择。因而影片中的颂莲全无知识女性的纯真理想和诗意
情思，作为妻妾之争中的一员，她不乏冷酷无情的心肠和阴险狡诈的手段。但值得一提的是，颂莲为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一系列行为果真是对封建既定秩序的一种反叛吗?从她对雁儿行为的挑三拣四、逼死雁儿、为争宠假装怀孕等一系列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颂莲不但不是在反叛既定秩序而是在极力维护和捍卫它，这才是颂莲命运的真正可悲之处。
相比小说中的颂莲，影片中的颂莲已然丧失了认识自身的自觉意识，其精神也失去了应有的光彩。正如陈思和所言:“小说中那个有着无数独特感受与个性追求的颂莲，在电影中被替换为不断地迫于命运的压力而无法应付的悲剧女性，这虽然可以说是加深了对没落的传统世界的批判性，但是实际上却是丧失了小说中有着超越意义的、并含有丰富创造性的个人化的独特精神主题。”[11]影片改编造成人物形象精神的缺失，显然与张艺谋在塑造人物时，只注重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视表现人与自身关系有关，这是张艺谋的不足，亦是电影的局限。
幸抑或不幸：先锋小说“触电”现象的反思
先锋小说家中，莫言和苏童是“触电”较早、也较频繁的两位作家。莫言除了小说《红高梁》被改编为电影外，还有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为电影《暖》、《师父越来越幽默》改编为电影《幸福时光》。苏童小说《红粉》、《米》、《妇女生活》也相应被改编为电影《红粉》、《大鸿米店》和《茉莉花开》。前面我们通过考察张艺谋改编小说《红高梁》和《妻妾成》的过程已发现，电影在主题情节、
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已与小说相距甚远。但经张艺谋演绎的电影《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毕竟给两位作家带来了名利双收，这使得作家对各自小说的被删改似乎已不再顾惜。
张艺谋和莫言、苏童的通力合作带来的互利双赢不仅直接影响了他们自身的小说创作(如苏童在小说《妇女生活》被改编成电影后，曾公开承认他从《妻妾成》创作开始已完全背离了先锋文学的创作道路)，而且大大刺激了导演和某些先锋小说作家的创作。在他们之后，北村的小说《周渔的喊叫》、余华的小说《活着》等也先后被搬上了银幕。有些先锋作家甚至直接投入了影视剧本的创作，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事件莫过于张艺谋要拍摄电影《武则天》的号令一下，前后竟有六位赫赫有名的先锋小说家同时创作六部《武则天》。先锋大师马原也不甘落后，根据自己的两篇小说《游神》和《死亡的诗意》自编自导电影《死亡的诗意》。面对先锋作家如此热衷和迷恋影视传媒，我们不得不反思:“触电”后的先锋作家还能继续坚持自己的先锋写作吗?
审视被改编成电影的先锋小说，如《红高粱》和
《妻妾成》，我们不难有所发现：这两篇小说相对于一般先锋小说而言，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两篇小说表现的都是过去的事件，其中渗透着大量民俗性的东西。“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张艺谋影片之所以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很大程度上可能正取决于张艺谋对小说中关于民俗性东西的大力挖掘和渲染。如《红高梁》中的“颠轿”、“野合”
、“敬酒神”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灯笼”意象及“捶脚”情节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关注的只是小说中通俗的一面，至于小说中显现作家个性的一面电影根本无力表达。而这对崇尚个性写作的先锋小说创作来说，显然是致命的。先锋小说较传统小说的突出表现即是在艺术表现上力求淡化故事情节、淡化人物、消解主题，而这些对电影来说是行不通的。简言之，小说的先锋性和电影的通俗性是根本无法相容的两种品格。但时下的事实是先锋小说频频触电，透过这一现象的背后我们发现,“先锋小说的影视化也就是它的通俗化。导演的任务无疑就是抹去先锋文本的先锋性，从观众的趣味出发把先锋小说改写成通俗性的画面和音乐。”[12]
勿庸置疑，频繁“触电”的先锋小说不仅能够得到迅速传播和接受，而且作家本人也将获得金钱和名誉的双重收益。如此看来,“触电”似乎是陷入困境的先锋小说为自身寻到的一条良好出路。但我们知道“触电”的先锋小说都是以扼杀其先锋性为代价的，为此有人声称张艺谋为“先锋杀手”。小说的先锋性不断向电影的通俗性退让和转化，其必然趋势是导致小说创作的迅速转型。正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先锋小说的频繁“触电”现象正是导致先锋小说创作在90年代初迅速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先锋作家而言,“触电”只是一种生存手段，一种物质方面的寄生方式，它与作家个人的艺术抱负无关。而作家和导演的结盟也只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而不是基于共同的审美理想的艺术同盟。因此，没有必要将电影、电视造成的社会轰动效应看得非常重要，更没有必要以此作为判断作家作品成功的标志，电影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的成功。[13]
参考文献:
[1]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J].电影文化, 1980,(2).
[2]黄书泉.文学转型与小说嬗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3][13]杨扬.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在当代[A].陈晓明.后现代主义[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18,119.
[4]李尔葳.张艺谋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
[5]蒲震元.电影批评：迈向21世纪[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6][8][9]张艺谋.赞颂生命，崇尚创造[A].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C].上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263,264.
[7]李标晶.电影艺术欣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10]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J].文史哲,2004,(2).
[1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2]吴义勤.告别虚伪的形式[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5,6.
Acceptance and D istortion:the Perspective of
the“Electr ic Shock”Phenom ena of the advanced novel
——F rom the M ovie R ed So rghum,Scarlet L an tern H angs H igh M en ti on s
ZHAO ziyun
(Co llege of L iberal A rts,J inan U n 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 ina)
Abstract:T he advanced novel’s advancing and the movie’s popu larity are tw o incompatib le characters,though,the “electric shock”phenom ena happen s a lo t in today’s advanced novels.In o rder to get a better perspective of th is un ique
phenom ena,the w riter has review ed the p rogress of the adap tati on of the tw o movies R ed So rghum and Scarlet L an tern H angs H igh M en ti on s,w ith the hope of reflecting how th is k ind of phenom ena affect the creati on of the advanced novels.
Key words:the A dvanced N ovel;R ed So rghum;Scarlet L an tern H angs H igh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