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居里夫人”、504厂唯一女科学家王承书：中国核事业最神秘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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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传奇》2019年第09期
古今中外被称为“先生”的女士并不多，王承书绝对算一个。她被评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曾隐姓埋名30年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她的名字不像钱学森、邓稼先那样家喻户晓，却是中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亦是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
86岁的段存华曾以很多受人关注的身份面对媒体，比如段君毅的女儿，比如原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而这一次，她作为王承书的学生端坐在记者面前。下文为段存华口述。
王迅老婆是谁 “没有她，我们至今还是瞎子”
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援华的专家，能搬走的资料全搬走了，搬不动的机器扔在那里，没人会用。国家决定派一批中国专家前来支援，王先生（王承书）就被调到我们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调来的专家里，有人负责搞化工、有人负责关键部件，而王先生负责把理论搞清楚。其实王先生一开始也搞不懂。她在国外研究的是大气中的稀薄气体，也好，铀同位素分离也好，都是不搭界的事。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到了她，问她愿不愿意为了国家改行，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王先生答应得爽快，却不是不清楚这个决定背后的难处。她后来曾对人说：“年近半百，
转行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改行二字，说起来简单，但只有我们搞科研的人才明白背后的破釜沉舟、不计名利。
1962年，王先生告别了家人和年幼的孩子，独自一人悄悄来到504厂进行科研项目。而放眼整个504厂，她是唯一一名女性科学家。虽然是女儿身，但她却有着不输给男人的坚强和毅力，她每天都拼命工作，和时间赛跑。没日没夜地与数字打交道，和其他科研者一同探讨项目问题，只有50多岁的她，已有了一头花白的头发……
有一次，同志来到504厂视察工作进度，看到王承书时惊讶地说：“我记得你！但自从英会后就见不到你了，连张文裕（王承书丈夫）都不知道你在哪里，原来你在这儿啊……”经过两年的辛苦钻研，1964年1月，她所在的504厂终于成功提取出合格的高浓铀产品，为的爆炸提供了燃料基础。
10月16日，第一颗爆炸成功，看着巨大的蘑菇云在神州大地上飘渺，全世界的人都对中国刮目相看。这里面，没有她的贡献，我们至今还是瞎子。
“张文裕又不是养不起你”
我和王先生一起工作时，她快50岁了，关于她早年的经历，我问过她本人，也从别人那里了解了一些。
1912年，王先生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之家。她的父亲中过进士，后来被送到日本留学;她的母亲出身扬州名门，被誉为“晚清第一园”的何园便是王先生外祖家。1930年，王先生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几乎没有女子就读的物理系——她是上、下两个年级中唯一的女生。
在燕京大学，王先生结识了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导师、物理学家张文裕。两人在大学里相爱，在战乱中结成夫妻。1939年成婚后，王先生就跟着张先生去了昆明西南联大。
张先生在物理系教书，王先生却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就在这时，她得知美国密歇根大学有一笔奖学金，专门提供给亚洲有志留学的女青年，但规定不给已婚妇女。“为什么已婚不行？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与未婚来裁定的。”不服气的王先生给奖学金委员会写了信，坦陈了自己的情况，也表明了决心，最终获得了录取通知书。
有相熟的朋友质问王先生：“王承书，张文裕又不是养不起你！你怎么一个人跑到美国去！”王先生生气地回答：“我为什么要他养？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念书，自己工作？”
王先生去得坚决，美国的生活却也艰苦——遭遇过歧视，面临过拮据，却从未弯过脊梁。博士论文答辩时，王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导师认为不对，连说三次“No”（不）。王先生对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有信心，也镇定地回答了三次“Yes”（是），接着进行详细的阐述，最终获得导师的赞同。
“国家不要给我那么多钱”
王先生去了美国不久，张先生也受普林斯顿大学之邀，跟了过去。两人还在美国生了一个儿子。王先生在美国的学术也做得很出——她与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共同提出了一个震动学界的观点，即以两人名字命名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有人说，王先生如果留在美国，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我无法评价这是否过誉，但回国确实是王先生和张先生抛下一切作的决定。
当时，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都不允许回新中國。王先生和张先生都在被禁之列。直到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谴责了美方的强盗行径，美国政府才在国际舆论的强压之下，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王先生和张先生得知后，一边把书刊打包悄悄邮寄回国，一边锲而不舍地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驳回来，又递交上去;再驳回来，再递交上去……终于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我问过王先生，当年为什么会回国。王先生答得简单，只说自己想回来，回中国作贡献。她不爱说漂亮话，做的永远比说的多。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集体宿舍，很少回家，顾不上丈夫、幼子;为了带队伍，她言传身教，直到80岁高龄还拿着放大镜一篇篇看学生论文;为了保密，她从国内、国际的物理学术殿堂销声匿迹，再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连给学生的著作审校也不愿署名……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很真的人，做科学研究是真，真下功夫;做人也真，真心无愧。
1961年，王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80多元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王先生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作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那么多钱。”后来，张先生去世了，王先生又将两人一生的积蓄，以张先生的名义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如今，在西藏萨迦县，还能到那所以张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学。1994年6月18日，王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杨芳红荐自《环球人物》2018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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