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起，上海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总体思想引导下，从废墟走向复苏。经过40年激荡，今天的上海电影，正在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从调整到发展：上海电影之春（1978-1992）
1978年以后，中国电影的创作在“解放思想”的时代强音下开始恢复生产，而《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的发表，为整个中国文艺界送来了“春天”。这一年，国家的具体政策的引导主要确立在“恢复”的思路上，例如国务院批转文化部、财政部《关
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恢复“”前的管理办法，并通过调整发行收入分成比例，增加了用于发行放映的生产基金。尽管随后在具体的放映的单价与电影制片厂的结算比例上有所调节，但是，在当时的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系下，电影生产也只能在恢复和重建的过程中开展。
首先，在体制上，上海电影管理机构也开始恢复。1978年，上海电影系统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孟波、张骏祥先后出任电影局局长；徐桑楚、特伟、洪林、李资清等分别担任上影、美影、科影、译影厂厂长。在艺术创作的指导上，上影恢复以汤晓丹、傅超武、桑弧、刘琼、鲁韧为首的5个创作集体；成立以张瑞芳为团长的上影演员剧团；重建文学部。
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恢复电影生产之初就体现出非凡的创作实力。例如，1977年的《祖国啊，母亲》《大刀记》和《平鹰坟》等3部故事片。其中，《祖国啊，母亲》热情讴歌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受到观众欢迎的影片。1978年出品的“伤痕”电影《于无声处》、宣传计划生育的喜剧片《儿子、孙子和种子》，以及歌剧舞台艺术片《江》等。此后，“三代”导演同台竞技，上海电影在新时期之初就形成了一个高峰。
1978到1986年间，上海电影的创作内容不仅丰富，而且在文化意识和社会批判上都体
现其先锋性。其作品量和“影人”体在全国的总体创作版图中还是处于先锋的行列。这一时期上海电影在文化和思想意识的批判上与时代的风潮非常贴近，例如在“伤痕”电影、具有现代悲剧意识的政治“反思”影片的创作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杨延晋的《苦恼人的笑》和《小街》都是对“”的控诉，然而其形式探索各异其趣，体现了导演的才华。同样，吴永刚、吴贻弓共同导演的《巴山夜雨》则以诗一般的电影语言做了一个像式的时代概括，折射出艰难岁月中依然闪耀着的人性光芒。叶楠为此而获得第一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张瑜则成为第一届金鸡奖的影后，石灵、欧阳儒秋、仲星火、茅为惠、林彬、卢青因为成功创造了片中的一组人物像而获得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
在这期间，上海出品的“”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及其导演谢晋成为中国最具现代悲剧意识的政治反思影片的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作品中所赋予的政治-人物-命运这三者之间关系的主题上，再次昂扬起“通俗剧”/“影戏”的叙事传统。1986年7月18日，上海《文汇报》展开了对谢晋电影的讨论，上海财经学院青年教师朱大可的《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拉开了 “谢晋模式”争论的序幕。朱大可所张扬的现代独立意识、科学精神、男权思想等理论武器，对谢晋的“电影儒学” “道德情感密码”的批判固然充满文化再启蒙精神，然而今天看来，其对中国电影“通俗剧”/“影戏”传统传承和认识所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化反思、激情荡漾的年代，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各自以自己的热情和表达方式言说对社会历史的思考。上海出品的“第四代”导演体的作品是整个“第四代”导演体中的主力。如杨延晋的《苦恼人的笑》和《小街》，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和《》，黄蜀芹的《青春万岁》和《童年的朋友》，史蜀君的《女大学生宿舍》，石晓华的《泉水叮咚》，于本正的《漂泊奇遇》等。这些电影着力表现普通人在动荡中的命运，呼唤人的尊严、自由、价值和人道主义的回归，带有艺术家个人彩。对电影艺术本体的创新是“第四代”导演的共同特征：打破沿袭多年的单一线性封闭式的叙事格局，显示出一定意义上的现代悲剧意识。
这个时期上海电影人努力在电影的题材选择上、对社会文化层面的现实主义挖掘上、类型的拓展上也展现出不凡的能力。例如，农村题材虽然不多，但是影响力很大，导演赵焕章也因连续拍出《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而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的影片。《喜盈门》公映后，约有一亿以上人次观看此片，创造了建国以来单片观众人次的最高纪录。《庐山恋》首开中国风光片之先；《东港谍影》《405谋杀案》在侦破片构思方面的突破；《好事多磨》《快乐的单身汉》将现实生活矛盾的轻喜剧化处理；《蓝光闪过之后》对灾难片的大胆探索等等，即使本身并不成功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作为中国第一部科幻
片也有其一定的经验价值。
“第五代”创作体从1983年开始就已经崭露头角，在其后的短短一两年内迅速推出一批震动影坛的全新力作，如张建亚、江海洋、彭小莲等，这期间也努力拍出了像《冰河死亡线》《最后的太阳》《我和我的同学们》等一批与上影传统形态颇为不同的新颖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黄蜀芹在1987年奉献的、获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影视节“金鸟”大奖的《人·鬼·情》，为上海电影争得了当年的最高荣誉。
1986年不仅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纪念之年，也是国内开展“娱乐片”大讨论的年份，中国电影创作从此呈现为两个流向：“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和“娱乐片”的创作。
《当代电影》在1987年连续数期刊登了“对话：娱乐片”的专题讨论，以理论界为发端，连续几年《电影艺术》《中国电影时报》《文艺报》等报刊也陆续展开有关娱乐片的讨论，1989年1月9日和12日，广电部副部长陈昊苏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娱乐片主体论”的观点，遭到官方批评，“娱乐片”的探讨也就此告一段落。然而，大量娱乐类型片已经开始生产。上海从1988到1992年，也拍出一批如《庭院深深》《黑匣喋血记》《断喉剑》《销魂
刀》《传国密诏》等娱乐性较强的影片。“主旋律”电影有李歇浦导演，杨亚洲、汪天云编剧的《开天辟地》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程，获当年度广电部优秀影片奖；吴天忍导演的《烛光里的微笑》，在社会上引起广大的反响和共鸣，获第四届童牛奖优秀儿童片奖；青年导演胡雪杨的《留守女士》，更以艺术品质广受好评，获得第十六届开罗国际电影节“金字塔”最佳影片金像奖。
“中国动画学派”所在地—上海美术片厂也再次焕发活力。1979年推出的建国以后第二部动画长片《哪吒闹海》，极富民族风格。1980年的动画片《三个和尚》享誉海内外。嗣后，上海美影又有动画片《人参果》《鹬蚌相争》，水墨动画片《鹿铃》，木偶片《阿凡提》和剪纸片《火童》等优秀影片相继问世。而1984年投产、1985年初完成的中国第三部长动画片《金猴降妖》，则是上海美术片创作在这一时期的最后高峰。
从竞争到融合：国有电影企业化之路（1993-2002）
“南方谈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使相对滞后的电影体制改革终于启动。1993年1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实施细则》最为重要之处是取消了建国以来国产影片统购包销的发行放映体系，然而这使
得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电影制片业一时难以适应，纷纷在观望中调整改革措施。此时空缺的电影市场却由大量的社会资金和海外资金所参与的“合拍片老电影演员张瑞芳”与美国“分账”大片掀起了波涛之势。
对于《意见》和《实施细则》，上海很快做出反应，1993年3月18日，由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转制的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是大陆电影行业中第一个股份制企业。4月，永乐在上海市场发行我国第一部分账影片《狮王争霸》取得400多万元票房，发行收益过100万元。这一案例的成功打破了原有“出售拷贝”制度，采取代理发行或收入分成等方式进行影片交易，使出品公司大幅度增加了发行利润，对中国电影市场和创作影响深远。
在永乐公司的推动下，1993年沪上电影票房收入逾1.2亿元，比1992年增长了50%以上，票房收入超百万的影院有38家，比1992年上升了63%，永乐公司实现利税2300万元，比转制前一年增长118%，体制改革初步告捷。1994年10月，上海第二家影视发行公司—上海东方影视发行公司成立。同时，上海又在全国率先组建了第二条发行渠道—东方院线。竞争机制的引入，有效地激活了上海电影市场。
“永乐”很快于199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上海永乐电影电视（集团）公司，从单一院线发行
的企业开始进军行业的上游—电影制作。永乐影视（集团）公司制作出品的第一部影片《海之魂》，由吴贻弓执导，于人民海军建军49周年之际首映。由李歇浦执导的香港回归一周年的献礼《燃烧的港湾》也是一部耗资上千万的大片。女导演鲍芝芳推出的新片《激情辩护》，也是1997年的上乘之作。1998年永乐又投拍了《黄河绝恋》，摄制尝试了新的市场运作机制，编导和主要演员的酬金在影片销售完收回成本时发放，利润超额部分给上述人员分红，这一做法为制片业的改革开启了一条新途径。至此永乐影视集团由侧重于发行放映转到创作生产与发行放映并重的轨道上来，从而形成与上海影视（集团）公司两翼齐飞的局面。
电影制片与管理方面也在体制上相应进行改革。199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劳动用工制度、干部聘用制度和职工分配制度；同年秋，上海影城正式对外开放。1995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原上海市电影局、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撤二建一”，成立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率先在全国实现影视合流，但这次的整合实质上削弱了电影在上海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此外，在改革过程中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变革上海电影的创作机制和制片模式，使之从原来的“导演中心制”逐渐向“制片人中心制”过渡，与世界电影发展潮流同步；改革上海电影的投资模式，使之走向多元化，令社会融资成为制片
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等，都显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上海电影电视（集团）公司于1996年2月16日宣告成立，该集团公司以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母体，集合上海电影技术厂、上海电影发展总公司、上海东方影视发行公司、上海新光影艺苑和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
永乐的成功，客观上对市场资源形成垄断。此后永乐便开始四面出击，筹划上市。之后上市计划的搁浅，导致永乐资金链断裂，而电影行业的整体萧条，也给了永乐致命一击，到2000年前后，永乐已经债台高筑，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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